賦稅是支撐國家用度的關鍵，先秦時期，賦稅制度一直在不斷的完善，從夏朝的貢法，到商朝的助法，再到周朝的徹法，對於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稅收的多少與農業收成關係很大，遇到災年歉收，國家用度不夠是比較正常的情況。魯哀公與孔子的弟子有若關於此問題有過探討，在《論語.顏淵篇》第九章中有記載，其原文是：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盍徹乎”，盍，何不的意思。對於周朝徹法朱熹的註釋為“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朱熹認為徹有通力合作的意思，在這裡是指周朝所執行的賦稅制度，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井田制，一塊土地分為九部分，每部分100畝，八家人一起耕種900畝土地，收成混在一起分為九份，每家一份，交國家一份。這種賦稅制度比夏、商執行的貢法、助法在調動人民工作積極性上起到了一些積極的作用。
“二”，即所謂什中取二的意思，錢穆先生註釋“哀公于田稅外復加賦，用作軍費，是一畝田已徵兩分稅。”也就是說魯哀公除了什抽一收取田稅外，還按什抽一的比例收取了的田賦，用作軍費，所以說一畝田已收了兩分稅。
本章的譯文是，魯哀公問有若說：“遭了饑荒，國家用度困難，怎麼辦？”有若回答說：“何不實行只抽十分之一田稅的徹法呢？”哀公說：“現在抽十分之二，我還不夠用，怎麼能實行徹法呢？”有若說：“如果百姓的用度夠，國君怎麼會不富足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夠，國君又怎麼能富足呢？”
據錢穆先生的註釋，魯哀公此問的歷史背景是“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謂按畝分攤軍費。是年及下年皆有蟲災，又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故說‘年飢而用不足’。”魯哀公問這個問題的目的是打算增加賦稅，結果有若給出的答案不是加稅，而是建議採取賦稅更低的徹法。
朱熹在《論語集註》中引用了楊時的話“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谷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意思就是仁政必須由土地的合理分界入手，土地分界規範，就可以確保分配、稅收等的平均，國家用度也可以確保量度為出。楊時認為徹稅法從稅率上講比較合理，合理的稅法是百業興盛的基礎，魯哀公收十分之二的稅不夠用，有若反而提出減少稅收的建議，看起來很迂腐。其實有若表達的關鍵在於民富則國足的治理理念，橫徵暴斂、朝令夕改，其結果只能是民貧而國破。
其實對於當時的魯國，賦稅的提高也是不得已之事，春秋末年，戰爭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時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已經與周朝初年的戰爭有了本質上的差別，不再是對與錯、是與非的意氣之爭，而是直接發展到了滅國之戰。一旦失敗，失去的利益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無法接受的。各國不得不大力發展軍備以求自保，這就形成了國家軍備費用居高不下，災荒之年入不敷出，不斷提高賦稅又進一步造成民貧國困的惡性循環。即使魯哀公知道有若的建議是對的，他真的敢在春秋戰國的大環境下降低賦稅，減少軍備嗎？這正是儒家在當時雖然佔據了道德的至高點，但是始終無用武之地的原因。
閱讀更多 逆襲的諸行無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