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盧鋒（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要在危中求機，讓多難興邦變成現實，就應趁勢推出一些力度比較大、能讓人眼睛一亮的系統改革舉措，在釋放有效應對疫情衝擊正能量同時，釜底抽薪地解決一段時期以來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困難，並提升我國社會治理能力和水平。”
逐步有序調整超常強制性隔離措施，為企業復工和穩定經濟提供必要條件
武漢封城以來舉國動員遏制疫情取得明顯成效，然而疫情演變拐點尚未穩定確立。例如2月12日湖北公佈新增病例指標跳升，從一個側面顯示抗擊疫情形勢仍然嚴峻，因而防控疫情各方面工作仍不能放鬆。不過同時也需看到過去20多天採取的某些準戰時特殊措施的現實必要性在邊際上有顯著變化，恢復經濟運行正常秩序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則快速上升，根據客觀形勢變化可能需要考慮逐步放鬆武漢或湖北重點疫區之外的外部強制性隔離措施的強度和範圍，為各地企業復工和恢復經濟常態運轉創造必要條件，而經濟基礎得到鞏固本身也是為取得抗擊疫情最後勝利提供支持。對此提出幾點個人不成熟思考和看法。
首先，從多方面看，全面超常強制性隔離措施的必要性與元月20日之前比較已發生顯著變化。第一，這次疫情前期預警遲滯，疫情嚴峻形勢真實信息上達後高層在元月20日發出抗擊疫情動員令，並很快做出23日武漢封城、湖北隔離的重大抉擇，隨後各地根據疫情防控單目標要求對人員和物資流動實施高強度隔離管制措施。實施這個決策重要依據之一，是根據對病毒感染者出現症狀潛伏期推測，希冀通過超強隔離舉措使得武漢春節期間約500萬外出人口中已感染病毒者在居住地顯現病情並及時收治，從而有效控制疫情擴散。目前採取超強隔離措施已20多天，覆蓋多個平均潛伏期，由此有效控制武漢和湖北節前外出居民對疫情影響的目標應已基本實現。
第二，超強幹預措施使得前期疫情快速加劇勢頭得到初步遏制。依據官方提供的公開數據，累計報告病例增速，元月27日武漢、湖北、全國的分別超過60%、80%和120%，此後逐步下降到2月11日分別為5%、5%和6%。其它疫情指標數據也呈現不同程度初步好轉，如全國病例淨增量2月4日達到迄今統計峰值3886個，此後七天持續下降到11日2015個；武漢和湖北病例淨增量2月4日分別達到迄今統計峰值1967個和3156個，此後七天持續分別下降到11日的1638個1101個。
需要指出，剛公佈的12日疫情數據顯示湖北新增病例大幅跳升。這進一步說明目前抗擊疫情形勢仍很嚴峻，對此不可放鬆警惕和盲目樂觀，而應繼續堅持把防控疫情目標放到首要地位。不過初步評估湖北和其它省區最新指標變化，湖北有關指標跳升應主要是由於調整相關指標統計口徑的結果，意義在於真實反映疫情發展和嚴重程度，似不應被簡單解讀為12日當天疫情反彈。對疫情演變還需結合現實變化和各方面信息動態評估，疫情重要指標截止2月11日呈現的好轉動向是否依然成立有待觀察。總之對目前疫情防控初步成效不應過度樂觀，尤其是對大規模節後返程人口可能導致疫情反彈和波動保持充分警惕。然而冷靜觀察可以看出，經過舉國動員20多天準戰時超常努力，元月20日以前由於預警遲滯導致疫情失控風險目前已顯著下降。
三是經過這段時期舉國上下高強度動員和抗擊疫情，從基層城市小區居民以及廣大鄉村村民，到高決策層和各級政府系統，對疫情信息瞭解以及防控疫情重要性認知大幅提高，採取各類必要防護措施的自覺性、主動性和積極性也普遍提升。全社會範圍疫情防控認知與行動自覺性為與元月20日以前情況比較發生了實質性轉變，為逐步有序調整策略兼顧恢復經濟正常運行需要提供了現實可能。需正視超常力度強制隔離措施的現實和潛在經濟影響並適時採取務實調整措施。面對諸多不確定性增加派生的經濟成本，務實做法是在保持疫情防控必要措施充分到位同時，在武漢或湖北以外逐步有序退出前期實施的超常強制性隔離措施，允許人員歸崗與物暢其流，為企業復工創造必要條件，落實高層“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和社會和諧穩定”的要求。
面對疫情，宏觀逆週期調控政策應與結構性改革相結合
應對疫情無疑需實施宏觀逆週期調控政策。考慮一段時期以來我國經濟運行多方面特點，應對政策選擇可考慮與結構性體制性改革措施相結合，藉助危機壓力突破一段時期以來推進改革障礙和困難，把短期抗擊疫情衝擊與推動長期經濟增長目標有機結合起來。
實施應對疫情經濟政策，央行等五部門動手較早，於2月1日推出30條政策措施強化金融支持防控疫情。央行採取公開市場操作等手段向市場投放流動性，對穩定金融市場和保持流動性充裕產生了積極影響。我國貨幣政策仍有較多空間，除目前較為倚重公開市場操作和短期利率工具外，還可依據對形勢動態評估採用具有中長期效果的存準率和基準利率工具。在堅持防範金融風險方針基礎上，對近年金融去槓桿實施中局部存在的過於急促激進具體政策適當調整，與應對疫情衝擊所要求的政策取向具有一致性。當然，貨幣政策過猶不及，金融監管原則也不應偏廢，也不宜採用類似四萬億刺激時貨幣信貸天量擴張方法。
在財政政策方面，仍然需要繼續發揮基建投資的重要調節工具，同時針對這次疫情衝擊特點需更多采用直接針對企業和員工的財政政策工具。例如可考慮對受到重創的服務業如餐飲、零售、物流、休閒等行業提供專項稅收減免，因疫情停工和延長假期的中小企業提供專項稅收減免，對因為疫情導致收入損失的民工和員工提供收入補貼。鑑於這次疫情經濟影響較大需各方面分擔損失，可鼓勵具有壟斷地位的交通、水電、電訊等領域大型國企以及網絡平臺民營企業，對中小企業提供紓困補貼。
針對疫情衝擊派生的直接和間接外部影響，我們要繼續實施擴大開放和改善營商環境政策，鼓勵外資企業擴大對華投資，回應國外少數人試圖利用疫情鼓勵外資抽離的企圖。同時要在體制和政策層面採取切實措施，鼓勵國內企業加快技術產業創新，在推動國內經濟轉型升級同時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同時也需關注和評估主要發達國家、周邊國家以及新興經濟體的宏觀經濟走勢，對外部經濟形勢變化可能帶來影響做好預案。
非典疫情爆發正值世紀之交改革開放突破推動經濟成長“紅利”期，目前要創造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體制環境則需要在體制轉型方面攻堅克難求得較大突破。在討論多年的大城市戶口政策，民營經濟全面國民待遇和市場準入待遇，農地向非農利用合法有序轉移等方面，應有系統設計和突破性進展，並由此實質性提升“體制狀態依存的潛在經濟增速”。結合本次疫情預警遲滯造成沉重代價教訓涉及的社會治理不完善因素，通過改革加大媒體公信力建設，落實公民知情權和政務公開。總之，要在危中求機，讓多難興邦變成現實，就應趁勢推出一些力度比較大、能讓人眼睛一亮的系統改革舉措，在釋放有效應對疫情衝擊正能量同時，釜底抽薪地解決一段時期以來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困難，並提升我國社會治理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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