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6日， 美國與中國兩個最大經濟體先後對來自對方340億美元進口貨物額外徵收25%關稅。美方還宣佈兩週後將對另外160億美元中國進口品實施加徵關稅措施，中方也將跟進同等規模和力度反制措施。
國際貿易史上兩國間最大規模 加徵關稅措施，顯示幾個月來中美經貿爭端升級發展到新階段，是提示新時代我國外部環境階段性轉變的又一個標誌性事件。
7月10日美方公佈對中國另外2000億美元進口品徵收10%關稅 清單，顯示兩國經貿爭端有可能進一步激化升級。
與美國歷史上多次對華301調查不同，美方挑起本輪爭端的特點是聚焦中國技術進步領域某些產業政策舉措，同時藉助所謂“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片面論述為其直接訴求提供體制分析支持，加徵關稅 等措施則是其施壓具體手段之一。
加徵進口關稅、責難產業政策、質疑體制特徵，構成美方挑起本輪對華經貿爭端的三點策略要素。
從目前形勢看，美方單邊關稅措施受到世界各國普遍譴責，有利於中國與國際社會合作抵制美方
倒行逆施；然而美方對中國產業政策和體制特徵的指責，目前不僅在美國國內有一定市場，在較多發達國家也能引起某種共鳴。中國如何在理直氣壯反制美方單邊保護措施同時，回應外部世界對國內產業政策與體制特徵的質疑，是目前形勢演變提出的一個現實問題。去年11月 美國商務部發佈新版“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CNMES）”報告，今年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USTR）公佈對華301調查報告。這兩份文件相互支持，構成近來美方在 經貿關係領域對華生事的基本話語邏輯。
301調查報告片面指責中國有關技術進步和創新的產業政策，認定中方在強制技術轉讓、干預商業技術許可交易、戰略性併購高技術資產、通過網絡竊取技術秘密等四個方面所謂“不合理、不公平、歧視性”法律、政策和做法對美方造成損失，宣稱如中方不改變相關政策和做法，美方將採取加徵關稅、就技術許可交易訴諸WTO爭端、加強投資審核等措施加以報復。可見加徵關稅 措施是美方對中國施加壓力的主要手段，其基本訴求是要中國改變相關領域產業政策，根本目的則是試圖延緩中國技術和經濟追趕速度。與通常貿易摩擦比較，中美目前經貿爭端具有更為深刻內涵。
CSNME報告則從六個方面分析中國經濟體制特徵：一是“本幣兌換為外幣的可兌換程度”，二是“工資受僱員與管理層談判定價的程度”，三是“外國企業合資和其他投資的允許程度”，四是“政府所有權和政府控制生產手段的程度”，五是“政府控制資源配置、價格和企業產出決策的程度”，六是中國法律體系以及管制透明度及其他問題。其核心觀點認為中國“國家在經濟中作用及其與市場和私營部門關係導致根本性扭曲”，並由此武斷認定中國是非市場經濟。新版CSNME報告不同於2006年同名初版報告，它不僅試圖為
美國對華反傾銷調查時採用第三國價格和成本製造口實，更重要是為美方在更廣泛議題上挑起對華經貿爭端提供基礎性支持。對中國“強制技術轉讓”指責顯示美方上述二位一體爭端話語結構。閱讀 美國301調查報告相關內容可見，按照美方片面蒐集提供的證據，所謂“強制技術轉讓”做法主要指美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時與中國企業就合資條件討價還價所提出的策略和主張，沒有證據顯示中國違背《中國入世議定書》“政府不應將技術轉讓作為批准投資的條件”的承諾，也沒有證據顯示中國違背《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有關“技術轉讓的條款和條件、生產工序或其他專有知識，特別是在投資的範圍內，只需投資雙方同意”的約定。可見即便就美方刻意挑選的議題而言，美方也缺乏指控中國“強制技術轉讓”的依據。面對這個明顯邏輯斷裂，美方藉助CSNME報告深文周納編織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判斷，強調中國國企是
政府政策工具，甚至私人企業也受到政府控制，由此把企業合作的市場談判行為歸結為政府干預行為。雖然CSNME報告引述事實未必都是杜撰，然而不難看出美方分析邏輯與基本結論的片面錯誤。中國早已建構開放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正是憑藉市場經濟體制釋放的微觀活力才得以在進入新世紀後實現經濟超預期追趕並推動全球經濟格局轉變。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成就及其客觀上對美國 作為霸主國帶來的壓力——這種壓力是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動作變形”關鍵原因之一，本質上源自幾十年改革開放推動向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逐步轉型所派生的積極功能，是不同所有制企業遵循市場競爭規律經營決策和能力快速提升的產物，而不是現實仍存在體制不完善和局部場合過多政府干預的結果。如同其他國家情況一樣，中國企業需要在法律和政策界定的體制環境下經營發展，然而指控中國企業都是政府操控的政策工具，則顯然是違背客觀事實的誤判。
美方對中國產業政策與體制特徵二位一體指責既不公正也不正確，然而由於中美關係複雜性以及特定利益關係，上述話語體系目前在
美國國內仍相當流行，成為影響美國當下政治生態與輿情走向的因素之一，特朗普在挑起對華 經貿爭端期間短期民意支持率還有所上升是證據之一。還需關注的是其它發達國家對美國挑起的對華經貿爭端持有不對稱立場：這些國家普遍不贊同 美國違背WTO規則對華單邊加徵關稅措施，然而對美方挑起爭端議題與邏輯則有不同程度共鳴。歐盟相關立場具有某種代表性。出於自身利益，歐盟質疑抵制美國 單邊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為中國與歐盟合作維護全球多邊貿易規則提供有利條件；另一方面歐盟在如何看待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中國與技術進步和創新相關產業政策等問題上，又與美國持有類似質疑立場。5月31日美國 、歐盟、日本貿易部長在巴黎發表的共同聲明及三個附件，顯示主要發達國家在質疑中國某些產業政策和體制特徵方面存在某種共識。例如該文件附件2標題是“關於技術轉讓政策和做法的共同聲明”，實質上以不點國名的方式就美國對華301調查有關中國產業政策四點質疑做了全面背書。附件3則從六個方面定義“商業與行業的市場條件（market conditions exist for businesses and industries：）”，試圖通過聯手製定對“市場條件”概念的某種多邊性界定，以倡導和強化識別特定國家經濟體制是否具有市場經濟地位的議題。由此可見，中國如何解構301調查報告和新版CSNME報告的話語結構，回應外方對產業政策與體制特徵的質疑和訴求，不僅是應對當下
中美經貿爭端的現實關鍵問題，同時具有如何管理與主要發達國家經貿關係以及如何應對外部環境結構性演變的某種全局性意義。比較廣泛頻密地實施產業政策是中國經濟政策實踐特點之一。中國重視利用產業政策並無不當之處，並且產業政策對轉型期中國經濟成長髮揮了重要積極作用。不過隨著經濟發展到較高階段與市場體制環境演進，產業政策相對優勢呈逐步弱化趨勢。近年國內學界早已對如何改革完善產業政策進行了持續深入討論，決策部門也從不同方面著手調整完善產業政策。反思改進產業政策是新時期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完善涉及的重要內容，中國對美方高調挑起的產業政策與體制特徵等議題無需迴避，而是要反思改革產業政策與市場經濟體制話語權與主動權抓住手中不放鬆，在揭露美方主張和立場系統性偏誤同時，以中國長期發展與根本利益為本位冷靜分析與主動應對。
要跳出爭端看爭端，避免因美方設定議題與話語邏輯使自身應對策略選擇空間受到不必要限制，警惕外部摩擦爭端環境下可能滋生的“凡是對手反對的，我們就要堅持”的思維定式影響。具體採取對內對外兩手應對策略。一方面要據理力爭在國內外輿論市場上打贏中國發展實踐不輸理的“口水戰”，同時採取綜合措施加以反制打贏回擊外方強加的關稅戰或其他制裁戰。另一方面要順應我國產業政策與經濟體制演變客觀要求與內在規律，依據“逐步發揮競爭性政策的基礎性作用”方針，凝聚近年國內相關領域討論形成的共識，以產業政策為切入點加快推進國內經濟體制關鍵領域改革突破。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首發於《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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