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学家苏轼聪颖早发，二十二岁时中进士榜，任职于史馆。他在书画艺术上是一位大胆的革新者，是文人画艺术的开创者，也是变革北宋书风的“宋四家”之一。但是苏轼在政治上却是一位保守者，属于旧党。在宋神宗朝，他是新党首领王安石变法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最终成为新旧党争的牺牲品，他屡次受到迁贬，被逐出京师，相继流落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后因诗中出现“谤词”被打入大牢。幸好宋太宗曾定下不得杀戮持异议的上书者的法规，否则，苏轼早就命丧黄泉了。
曹皇后认为苏轼是受了“仇人中伤”，她对神宗说：“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轼由此得免”。他被安置在黄州任团练副使。马上哲宗继位，新党卷土重来，苏轼更是深陷逆境，他先被贬惠州，后又被谪琼州。直至徽宗即为，他重新启用旧党赦免了苏轼，令其北还但不予重用。不幸的是，苏轼在北行的途中病亡于常州。崇宁元年，徽宗亲笔书写党人碑，刻在端礼门的石碑上，内容是关于废黔苏轼等旧党的诏令。次年，蔡京下令焚毁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集，严禁生徒习读、藏家宝之。
徽宗虽然任用旧党，但旧党中富有个性的文人画家苏轼、黄庭坚等人在艺术上死后也未能得到徽宗的认可，将他们排除在《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之外。
宋 马和之 后赤壁图 绢本水墨 25.9cmx143cm 北京故宫藏
至南宋高宗朝，北宋的党争早已尘埃落定，摆在高宗面前的书学命题就是取谁舍谁的问题。因而高宗学谁的书风，带有一定的政治化的因素。金太宗以昭苏轼、黄庭坚为忠烈，扫除逆党为出师灭宋之名。北宋末的文人画活动处于在野的地位，而在金朝，已越升为宫廷里的正统艺术。
南宋初年，宋高宗一方面为了不让金军找到南侵的口实，另一方面为了笼络文人士夫的人心，为苏、黄昭雪，他们的书画风格也为皇室所仿。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宗从师法徽宗直接转向黄庭坚，自此“始为黄庭坚书，今《戒石铭》之类是也。”老臣郑亿年悄悄禀报高宗，说伪齐傀儡皇帝刘豫也在学黄庭坚字，他担心今后可能会与御笔“相乱”，高宗“遂改米芾字，皆夺其真”。
高宗特别优厚米芾子米友仁，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这是出于对米氏父子书画之艺的推崇。特别是绍兴十一年，高宗敕宫中刻《绍兴米帖》，汇集了米芾的书迹。最后，高宗上追六朝，恰如其自谓：“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潇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
高宗朝的书坛比其他任何朝代都要关注皇帝的书体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握高宗对前朝旧臣的政治态度。“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后作米字，天下翕学米，最后作孙过庭字，故孝宗、太上（光宗）皆作孙字。”因此，当我们观赏南宋书法的书体演变时，就不足为怪了。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综上所述，赵构的书学道路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他早年师仿过徽宗的书迹，在他的行笔里，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徽宗尖峭的笔痕，即位后还学过黄庭坚之体。其二，后来他尊崇米芾之迹。其三，赵构上追东晋“二王”笔踪，手追心摹，不下数年，书风几近智永。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草书后赤壁赋》卷是赵构书法历程刚刚进入第三个阶段的作品。这是赵构在马和之《赤壁图》卷后抄录的苏轼《后赤壁赋》的全文，全文的书法以二王为宗，意味着晚年的赵构已不满足于学仿北宋米芾、黄庭坚的书体，还宗法过唐代孙过庭的小草，因而书中保留了一些孙过庭的笔意。赵构敢于用枯笔，以显其功力老到，十分注重草法规范和结字平稳，不过行气稍欠贯通。
但是，必须注意到，这不是一般的诗文抄录，在高宗书法的背后，深藏着今人不易察觉的政治意味。它以艺术的手段给苏轼等旧党平反昭雪，肯定了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功业，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最好的平反形式。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帝王身份感受苏轼《后赤壁赋》的人，赵构——这个半国之君想必对苏轼的这一段佳句独有许多悲凉的感触：“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马和之所绘，恰恰是此景。
传为马和之的绘画颇多但多有争议，《后赤壁赋图》卷因其后有宋高宗的书迹，被书画鉴定界公认为是马氏真迹。马和之，钱塘人，绍兴年间登进士第，官至工部侍郎。他活动于高宗朝和孝宗朝初年，在高宗朝御前的十位宫廷画家中，他被排名第一。该图必定是他奉旨而作，高宗选他绘制此图，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南宋初年的画家中，马和之的笔墨相当随意，富有一定的个性化，颇有文人画的逸气，加上他擅画山水、人物，由他来表现文人辞斌里的意蕴，再恰当不过了。马和之的线条取自唐代吴道子的“兰叶描”并加以夸张，行笔短促，舒如水流、飘似云展，被称“蚂蟥描”、“柳叶描”，形成了独特的意笔风格。
高宗还有一个雅好书画的内室吴皇后。吴皇后是汴梁人氏，吴王之女。她不仅是高宗书法风格的传摹者，而且长于画人物。高宗直接教授和督导太子和后宫习字，吴皇后的书法全然是在高宗的熏陶之下形成的，高宗“御翰墨、稍倦，即明宪圣（吴皇后）续书，至今莫能辨”。因此，孝宗和吴皇后等皇室成员的书迹几乎能与高宗的墨迹乱真，是其必然。高宗雅号苏轼、米芾书风，因而整个皇室乃至南宋书坛都崇尚他们的书风就不难解释了。
文章摘自：《紫禁城》2005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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