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所施行的租庸調製，是一種基於均田制的稅收制度，兩者之間的聯繫極為緊密，唐高宗、武后時期，隨著唐代人口數量的緩慢回升，以人口數量授予田地的均田制開始無法適應新的形勢，許多農民因為田地數量的限制無法獲得規定的田地。
而由於均田制下的自耕農群體是租庸調製的稅收基礎，人們普遍認為，均田制的解體是租庸調製在中唐時期迅速走向失敗的直接原因。
這種說法自然沒有什麼問題，但是這樣的觀點卻並不能算全面，在承認均田制的衰落對租庸調製影響的同時，我們仍然不應忽視這一稅收機制內部的制度缺陷。
筆者認為，在這一前提下，即使均田制未曾因人口暴增而崩潰，租庸調製的運行仍然會出現致命的問題。那麼，租庸調製究竟有何缺陷呢？
一、租庸調製的稅基並未覆蓋全國，大量人口無需繳稅納糧服役
唐代所推行的均田制，是一種基於土地公有制的田畝制度，因此，從理論上來講，唐人所擁有的土地均屬於國家或者說皇帝。
而這種統治制度能夠得以確立，是建立在唐代層層堆疊的等級制度上。
在這一制度下，官僚、貴族和普通民戶所需承擔的政治任務並不完全相同，而與之對應的權利同樣也因此有所差別。
譬如由朝廷所給予官員、勳貴的“永業田”，雖然名稱與民戶所授“永業田”相同，但前者卻並不用承擔相應的稅賦。不僅如此，這些“永業田”的存在，雖然名義上屬於朝廷，但在實際的執行中，卻幾乎是官員和勳貴的私產，《通典》將這些永業田的繼承情況稱為“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
可見，對於勳貴和官員們來講，永業田的限制，幾乎與他們無關。
如果僅僅如此，相對於龐大的人口基數而言，這些特權階級所擁有的永業田數量仍然只是少數，並不會對租庸調的徵收帶來太多的負面影響。
然而，這種“免納課役”的規定不僅僅對於普通的官員和勳貴有效，就連曾經因為種種原因而被除名的，朝廷同樣有著“所承之地亦不追”的承諾。這種政治承諾看上去似乎是一種頗具人情味的舉動，但是卻也因此為之後制度的衰落埋下伏筆。
可以想象，隨著官員、勳貴數量的日漸增多，被除名者仍不能被“代謝”出“免納課役”的範圍，長此以往，需要國家供養的免役人口愈發眾多，就如同毒素堆積在臟器內一般，成為唐王朝難以根除的沉珂。
不要小瞧這些免役權限，由於朝廷對於勳貴、官員的寬宥和優待，這些免役的永業田成為後期逃戶們最為理想的棲身所。根據《資治通鑑》的記載，到了開元年間，全國官員數量多達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人，與開唐時數百人的規模相比，相差何止十倍。再算上尚未授官卻有官員資格的人數，整個國家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不事生產而又需索甚多的階級。
二、租庸調的徵收，未能實現基本的公平，為後期逃戶現象的大爆發埋下了伏筆
均田制在頒行時，就像其名稱的含義一樣始終在強調均等分田，但在之後的《天聖令》中，一些細節上仍能體現有悖於均田之說的規定：
“諸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有永業者充口分之數。”
丁男、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所獲得的田產數量不盡相同。從這些記載來看，朝廷希望按照人口的類別不同，實現儘可能的“多勞多配”。這看似違背了公平原則，但其實質上，仍是一種基於不同人口之間勞力差異而做出的調配。
而這種不公平同樣體現在各地均田的推行上，由於各地方上田地的實際情況不同，人口的多寡往往與田地數量並不能呈現一個固定的比例，因此，在唐代有所謂的“寬鄉”和“狹鄉”之別。《新唐書》記載：
“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
這就意味著，只是因為戶籍所在不一樣，不同地區的人口所擁有的土地往往相差懸殊。
但是，問題的矛盾點在於，所謂的“多勞多配”絕不等同於“多勞多得”。在賦役的收取上，這些人口所承擔的賦役幾乎毫無區別。
《唐六典》記載了當時租庸調實際的收繳方式：
凡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雜徭。課戶每丁租粟二石；其調隨相土所產綾、絹、跑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緩、頭、絶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皆書印焉。凡丁歲役二旬，無事則收其庸，每曰三尺……
除卻“雜徭”部分難以總結歸納外，租庸調所強調的租、調、役，並沒有按照課戶戶口的類別分別對待，尤其是與田稅關聯最大的租稅，更是直接以“每丁租粟二石”為標準進行收取。
這就意味著，對於那些有疾病和殘廢的課戶而言，他們在田地的獲取上要次於他人，卻在田稅的收繳上與他人別無二致。
這種與現代社會觀念全然相悖的制度邏輯，其實與當時賦稅收繳的困難性有關：對於官員而言，一刀切的徵收方式更加便捷而高效，相反，若是按照課稅戶的情況進行細分，就必須逐一考察其真實狀況。其工作量將幾倍於前者。
但無論原因如何，這種全然不顧及弱勢群體的徵稅方式，顯然為後期逃戶現象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三、租庸調稅率的長期固定，導致民戶負擔的再次加重
稅率的改變，往往是一個國家調整收支平衡、緩解對立矛盾最重要的手段，然而，僅以唐朝租庸調製論，這一條路卻被統治者所鎖死。
開唐時期，唐朝租庸調的徵收比例為“每丁租二石，銷二丈，綿二兩”，而等到一百年之後的開元年間，這一稅率仍然大體保持在這一水平。
這種對於稅率的嚴格固定，體現在《唐會要》《唐六典》等諸多史書的記載中，“不得橫有調斂”、“皆書印焉”、“若非法而擅賦斂……以枉法論”。這看上去是一種保護民戶不被官員隨意加派的善政，但事實上，這些制度既堵住了賦稅上調的可能，也使得統治者無需根據情況減少賦稅的收繳標準。
但事實上，租庸調製的賦稅收繳是典型的“人頭稅”模式，在和平年代，人口的增加幾乎是無法避免的情況，而與之對應的是自高宗以來就逐漸逼仄的田地基數。
唐朝並非手工業和商業大興的時代，因此大部分人口獲得收益的唯一方式便是務農，在田地和人口兩相矛盾的變化模式下，民戶的賦稅勞役其實是變相增加了。
未能認識到這一點的統治者，仍然在人丁租稅激增的表象下，為日漸充盈的國庫而感到滿意，但他們所未能想到的是，民間對於賦稅的承受是有著一定極限的，一旦徵收超過這一閾值，最終的結果便是租庸調製的解體。
四、結語
租庸調製，是北周以來統治者繼承孝文帝“租調製”的結果，這一賦稅制度截止到唐德宗時代被兩稅法代替，有著將近三百年的歷史。
從這一點上來說，這一稅制的施行早已經歷了多次演化，已經趨於成熟和完備，然而遺憾的是，這種看似完備和成熟的制度，卻並未能適應時代發展的不同變化。
在談及它的失敗時，人們常常將均田制視為主要動因，但是，拋開均田制的衰敗不談，均田的落實不當，租稅的稅收不公乃至稅率的常年不變，這三者可能才是租庸調不能繼續運行下去的根本願意。從這點上來說，唐朝並未形成與租庸調相匹配的制度建設，才是其在玄宗時代逐漸衰弱的真相。
參考文獻：
1、《唐會要》
2、《唐六典》
3、《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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