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任何独具创造并值得吾人重视的作家，或广义上称得上诗人的作家都是牺牲者——即被某种困惑迷缠着的人。辛弃疾的一生，无疑就是如此。但是，迷缠他的并不是一般性的困惑与追求（如生存、安全、归属和爱以及尊重需求等等），而是时代、民族、国家与自我实现完全融会在一起的困惑与追求。“
辛稼轩是一个兼具文才武略的英雄豪杰人物，如果只把他当作一个杰出的爱国词人看待，那是不够全面的。”邓广铭在详细分析稼轩“军事韬略”后，进一步指出，假如南宋王朝能把他安排在重要军事决策岗位上，发挥其长才，这不仅不会影响他的创作，“而通过这样一些战斗的实践，反倒会使他的歌词内容更充满了高昂激起的情调，对后来广大读者会更富于感染力和鼓舞作用的。”表面看，这段话不过是一种推断，但其中却蕴含深刻道理，是从实际出发的。首先，在评论稼轩词时必须注意稼轩文才武略的结合，舍此，即非完人。
高昂激起的气势
他能运筹帷幄，统率千军万马冲锋陷阵，这种韬略与勇气，同样能驰骋文坛，驱遣诸子百家文臣武将以及世间各种物象语词在笔下往来奔走，在短小词体内安营扎寨，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其雄豪悲壮的词风跟他雄心勃勃的军事策划，跟山东“老兵”生机勃勃的价值取向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关涉。其次在体认稼轩被投闲置散后不得不全力从事歌词创作时，还必须强调其从事创作乃是他生命的追求与自我实现的继续，有没有投闲置散都是一样的。被剥夺统兵作战之权的辛弃疾，不正是把词坛看作是他着意开辟的第二战场么？应当说，他是把抗金复国的需求、审美的需求同自我实现的需求迷缠在一起了。“稼轩体”的成功，又是跟他生活的时代、环境、遭遇以及个人才情、修养、襟抱密切相关的。在成为一代大词人攀登词史高峰方面，他比之同时代其他词人更具优越条件。
攀登词史高峰的意境
“单靠心血来潮并不济事……单靠存心要创作的意愿也召唤不出灵感来。谁要是胸中本来还没有什么内容在活跃鼓动……不管他有多大才能，他也决不能单凭这种意愿就可以抓住一个美好的意思或是产生一部有价值的作品。”“稼轩不仅雄才大略，文思敏捷，而遭际经历，尤迥异于常人，是以其词文采与内容极其丰实。朱庸斋《分春馆词话》卷四）就整体而言，“稼轩体”之所以能雄踞于两宋词坛的峰巅，又是跟他人生追求的高峰形态、创作生命的高峰形态以及诗词自身发展的高峰形态分不开的。有人问美国作家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他回答说：“不愉快的童年。”辛弃疾的早期训练正是如此，但他的童年却远远超过了“不愉快”。
创作生命的高峰
所以，研究“稼轩体”也必须从辛弃疾青少年时期谈起。这一时期事实上还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少年时期的理想追求；二是青年时期的抗金斗争。先说少年阶段。这一阶段他完成了两方面的自我塑造，即：国土沦丧引发民族尊严的自我强化；传统教育促进了自我理想的生成。辛弃疾在山东历城（今济南）出生时（1140），金人吞灭北宋已十三年之久，他自幼便备尝异民族统治下的屈辱和痛苦。他出生的第二年（1141），宋金“绍兴和议”成，宋向金称臣。十二月岳飞遇害。沦陷区百姓不断奋起反抗。在此特殊环境影响下，他的独立意志与民族自尊心同步增长。沦陷区所目睹与亲身感受到的一切，成为他的初始记忆心象，影响到他的心理气质与人格理想。在抗金复国、重整河山这一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重大问题上，辛弃疾比某些非沦陷区出身的人有着更为具体的感受，有着更为强烈的屈辱感、紧迫感与责任感，并由此而强化成为他一生追求的大目标。
紧迫感与责任感的意象
但是，只有民族尊严的强化还未必能导致理想的实现。目标意识形成后，还必须具备动力特质与能力特质。辛弃疾的家庭正是按照这些特质的要求，按照文韬武略这一目标来培养他的。他自述祖父辛赞“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辛弃疾之所以在登高望远时最易获得高峰体验，同他幼时祖父对他的训练教育密切相关。此外，他还借赴燕京应考之机深入内地观察动静，了解敌情，为日后抗金的军事策划作准备。“忠义之心与事功之志对辛弃疾而言，实在可以说是青春少年时代便与他的生命一同成长起来的。”（叶嘉莹《论辛弃疾词》）稼轩之所以能“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是因为他一头扎进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另一头又扎深根于灾难深重的中华沃土之上。民族自尊心的强化与自我理想的生成，是爱国行动与诗词创作的必要准备和积累。
中华沃土
从心理与审美角度分析，少年阶段还有两点应特别引起注意。第一，祖国分裂与民族对立的政治形势，词人心理上造成整体的破损与完美的匮乏。这同传统美学中的中和之美，同强调完整、均齐、对称以及“大团圆”是相违背的，与强调“和善积中”，“尽善尽美”，“温柔敦厚”，“平和简静”也大相径庭因之，追求统一，追求完美便是稼轩一生的主导动机，主要激情。可以说，抗金复国、重整河山已成为他一生不曾释解的情结，这是“稼轩体”中的主旋律与最高音。“稼轩体”中经常出现“正分裂”、“补天裂”“整顿乾坤”、“西北洗胡沙”等语句，就是这一主导激情的自然反映，而并非简单的时代政治口号。即使那些“
妩媚”与“闲适”之作，也无不潜沉着这一情结所带来的欢悦与苦痛。第二，这一时期从传统文化与登高望远所获得的高峰体验，在以后日常生活中经常被激活，成为此后歌词创作与实际行动的高起点。
登高望远
传统经典著作与古代文献中的爱国志士和他们的英雄行为最易点燃青少年心中的激情。这种情绪记忆与情感积累在登高望远时更能得到进一步的张扬与提升。“
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正是由此而引发的。前已论及的三首登临词，便是明证。从理想情结进入抗金复国的实际行动，这是稼轩人生追求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虽不足两年（1161—1163），但对辛弃疾来说，却是他一生最重要、最关键、自我表现最突出、最成功，也是人生体验最为丰富的历史时期。这一阶段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实际作为是其他词人难以企及的：审时度势，相机行动，聚众两千人高举抗金义旗；以大局为重，团结抗金力量，自己则甘居人下，率部投归耿京；扶正祛邪，大义凛然，追杀窃印叛逃的义端；深谋远虑，劝耿归宋并奉表南下，共图大计；张安国杀耿降金，辛弃疾率五十骑于敌营五万众中生擒叛徒，并号召万人共同南归，献俘建康。
五十骑兵
这一系列非同寻常的英勇行动，乃是一个22岁青年在不足两年时间内完成的，是他同时代乃至文学史上其他诗人难以达致的生命高峰。难怪在当时就产生了极大的“晕圈效应”，给朝野以极大震动：“壮声英概，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另方面这一系列壮举又锻炼和丰富了稼轩自己。其中有舍生忘死，力挽狂澜，聚众起义，毁家纾难的体验；有英雄与叛徒拼搏以申张正义的体验；有身处劣势，背水一战以少胜众，死里求生的体验；有跋涉千里，昼夜兼程，纵马渡江，献俘行在的体验。难怪四十年后，词人还以欢快笔调“追思少年时事”，写出了当年的“壮声英概”：“壮岁旌旗拥万夫。锦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在不足两年的短时间内，词人的心象记忆与丰富体验，成为他以后四十五年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与创作泉源，也是他词心永驻并与其他词人风格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
辛弃疾
没有创作生命的高峰形态也不会有“稼轩体”。对稼轩而言，创作生命的高峰形态实际是他生命高峰形态的继续。他南渡后，因受阻挠而不能在战场上完成的心愿，需要在歌词创作中付诸实现；抗金有理但却又报国无门的困惑，需要在创作中予以摆脱和超越。如果把南归前的生活与斗争看作是准备期与播种期，那么南归后便是他诗词（包括政论文）的创获期。这一阶段包括南归后（1162—1207）整个历史时期。在漫长的四十五年之间，辛弃疾始终坚持爱国抗金，反对屈辱求和与妥协投降。这从根本上触动了投降派的利益。所以，南宋小朝廷既想利用他，又从骨子里忌疑他，表面不得不重视，实际却百般排斥，所以他长期在地方官任上调来调去，并不断遭到诬陷打击，以至前后被迫家居近二十年之久。尽管如此，他仍始终保持政治家、军事家与思想家的高峰地位，站在时代的先列。《美芹十论》《九议》等，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飞虎军”的创建，显示出军事家的宏阔目光。629（含孔凡礼《全宋词补辑》3首）首歌词创作，几乎把所有生活内容与斗争实际体验都气韵生动地抒写出来了。所谓“稼轩体”，说明白了，也就是“稼轩”人格精神的整体性的艺术“
体”现。通过“稼轩体”，可以发现他理想的执著，目标的坚定以及人生追求的锲而不舍。他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他人，爱大自然。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道德的自我完善能经得起任何沉重的打击，经得起快乐、忧伤与极度悲愤的磨难。他将艺术的触须敏感地伸向生活的各个角落，对平常事物也能像旭日东升或夕阳西下那样保持极大兴趣，能谛听大自然的低语，也能嗅到花草树木播散的幽芳。他能跟少数人保持真正的友谊，助人为乐，又嫉恶如仇。这就是稼轩的品格。“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夕阳西下
这同前引江顺诒所说“终境，格胜也”，以及宗白华所说“格”便是“映射着人格的高尚格调”是一致的。“词品喻诸诗，东坡、稼轩，李、杜也。”（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刘熙载之所以把稼轩比作杜甫，是因为稼轩同杜甫一样，有其不可企及之处。“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刘熙载《艺概·诗概》）所谓“吐弃”、“涵茹”、“曲折”，就是审美体验与艺术加工的“高”、“大”、“深”。这虽是评价杜甫时说的，却也可以用来评价辛词。这就是辛弃疾赖以获得高峰体验的永不衰竭的内在生命，是他永葆创作青春的词心是他之所以能在创作领域继续发挥其早期生命追求过程中所产生的“
晕圈效应”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辛弃疾
同样拥有稼轩的某种经历或某种思想品格的人，他们能否写出高水平的作品，关键在于是否有审美体验，特别是高峰体验。稼轩的成功，就在于他始终保有审美的高峰体验、非凡的创作热情与超常的创作能力。诗词自身发展的高峰形态影响并孕育了“稼轩体 ”。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不可避免地要植根于已有的传统之中。“稼轩体”之所以能“异军特起”而“屹然别立一宗”，是跟他能全面吸纳与融会古典文学优秀传统分不开的。前人说他善于驱遣经、史、《庄》、《骚》入词，并非仅指其笔力技巧，而主要是吸纳前人的思想与艺术精华，是吸纳前人作品中“文心”、“赋心”、“诗心”与“词心”所展示出的内在品格。“稼轩体”的“晕圈效应”，是借助文学史上伟大作家的光焰而耀眼生辉的。他继承屈原目标坚定，上下求索，忠爱缠绵，导夫先路，注重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
晕圈效应
他吸取庄子通达透脱，旷逸空灵，心理上的自我调整与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他集中了陶渊明人品与诗品的真纯莹澈，集中了杜甫情感与功力的精深博大、驾驭语言的举重若轻。总之，他善于吸取那些站在历史巅峰上的作家的巅峰经验以充实自己。此其一。其次，“稼轩体”的成功，还在于作者对词本身优秀传统的全面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南北词风的融合。首先是对婉约词艺术传统的涵融吸收。邹谟在《远志斋词衷》中说：稼轩词“中调、短令亦间作妩媚语，观其得意处，真有压倒古人之意。”刘克庄在《辛稼轩集序》中，除着重指出“稼轩体”之“大声鞺鞳”以外，又指出：“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现存稼轩词中那些具有婉约风格的作品，以及豪放作品中同时含有深婉曲折的特点，便都与这种承继、吸纳、发扬、创造密切相关。
婉约风格
稼轩是在南渡词人营造南宋词坛三十余年后，才登上词坛，接替第一代南渡词人而成为词坛领袖与霸主的。他很自然地继承了他们成功的经验，发扬其雄壮豪迈的风格，同时也认真吸取了他们因时间紧迫而缺少推敲致使作品艺术感染力低下的教训，从而认真担负起南北词风交融的历史使命。稼轩生于山东，22岁起义，身为两千义军领袖并曾往来拼杀，他在词作中自称山东“老兵 ”。这些刚性气质以及迫切盼望出兵北伐的心态，他那与政治远见、军事策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峰体验，在进入以婉媚侧艳为传统的词体时，必然要有一个适应与融合过程。况周颐在《风词话》中说：
“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
冰霜
稼轩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初期南渡词人的“荒率”，又认真地淡化南方词人的“绮靡”。从而使爱国豪放词在南北词风融合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由此而攀上词史的高峰。“千尺阴崖尘不到”（《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即为北地风光，也是词人的气质与品德，体现了“以冰雪为清”的审美情趣。《沁园春》（“叠嶂西驰”）中的“万马回旋”，“雄深雅健”也均与婉约词迥不相侔。“辛幼安跌荡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赵文《青山集》）一个从北地生长并经过马上厮杀的豪杰其本性是无法改变的，但在词的创作上诚实而又巧妙吸收南方词人的艺术经验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正如况周颐所说：稼轩“先在北，何尝不可南。”（《蕙风词话》）稼轩集中《祝英台近·晚春》（“
宝钗分”）、《粉蝶儿·和晋臣赋落花》（“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等词，温柔婉曲，旖旎缠绵，即使杂入婉约名篇之列，也属上乘。
北地风光
《汉宫春·立春日》（“春已归来”）、《行香子·福州作》（“
好雨当春”）等，虽属婉约之作，但已明显有稼轩个性特征。《丑奴儿近》（“千峰云起”）自注“效李易安体”，虽尽得李清照之神骏，但仍不失稼轩本色，能入能出，辗转飞腾，举重若轻，自是大家气概。下面请看一首并非辛弃疾名作的《临江仙》：金谷无烟宫树绿，嫩寒生怕春风。博山微透暖笼。小楼春色里，幽梦雨声中。别浦鲤鱼何日到，锦书封恨重重。海棠花下去年逢。也应随分瘦，忍泪觅残红。
小楼春色里
词写传统闺情，寄情离恨相思。上结一联（“小楼春色里，幽梦雨声中”）之隽美，并不在小晏名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之下，更何况小晏取之于翁宏，而稼轩则纯系自创呢？至于这首词的通体完整，顿挫伸缩，均自然雅畅。所以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此词后半阕云：“婉雅芊丽。稼轩亦能为此种笔路，真令人心折。”同时他还列举《满江红·暮春》中“尺索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满江红》（“敲碎离愁”）：“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杨只碍离人目”等，认为最为“婉妙”，“然可作无题，亦不定是绮言也。”至其豪放之作，能放能收，刚柔兼济，更是南北词风融合之所得。评家所说“摧刚为柔”，“
潜气内转”、“变温婉成悲凉”、 “清而丽，婉而妩媚”等等，也均是就“稼轩体”中南北词风相融合而言的。“词之为体，要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
清而丽，婉而妩媚
“稼轩体”表明，七百年前的辛弃疾早已深谙其中奥秘避词之所短，扬词体之所长，在充分发挥词体深美闳约、要眇宜修这一特质的先决条件下，尽力融入诗之所能言。这就使那些只从形式与外观上而不是从其内质、从其审美高峰体验上来效仿“稼轩体”的词人，从根本上与“稼轩体”区别开来。“后人以粗豪学稼轩，非徒无其才，并无其情。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周济强调稼轩的才，但更强调其情”，如果没有稼轩那种极纯、极真、极厚的情感是很难向“稼轩体”学习的。陈廷焯对此说得更为全面：“大抵稼轩一体，后人不易学步无稼轩才力，无稼轩胸襟，又不处稼轩境地，欲于粗莽中见沉郁，其可得乎？”（《白雨斋词话》）这段话比较充分地说明了“稼轩体”、“
不易学步”的主要原因。
辛弃疾
王国维在分析《贺新郎》（“绿树听鹈妈”）一词后明确指出“后人不能学也。”（《人间词话删稿》）又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人间词话》）稼轩之所以在继承传统并在南北词风融合方面获得成功，在于他把词看成是一个开放系统，故步自封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他能广采博收，大而能化，所有精华，均为我用。第三，所谓诗词自身发展的高峰，还有另一层涵义，即“稼轩体”的出现，标志着词史的发展已达到它自身发展的高峰期。在国土沦丧，南宋也发岌可危的形势下，“稼轩体”以其高尚的灵魂，巨大的勇气，雄壮的声音振奋了人心，产生了巨大的“晕圈效应”。辛弃疾还团结了一批词人，他们在当时乃至历史上，均可称之为优秀人物，从此形成了一个永不衰歇的流派。
晕圈效应
他们同稼轩讨论局势，研治词学，联手进行豪放词创作，不断扩大“稼轩体”的“晕圈效应”。每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这种效应就愈加明显、强烈。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如上所说“才力”、“胸襟”、“境地”等），他们会写出一些徒具叫噪口号或只是豪言壮语的词作，但其主流是不能抹杀的。直至当代，我们从那些气势磅礴、壮志凌云的优秀词篇中，似乎仍可听到“稼轩体”“洞庭张乐”的余音，感受到“层冰积雪”的森寒和“稼轩体”、“晕圈效应”的余辉。第四，“稼轩体”的“晕圈效应”还影响到当时整个南宋词坛。婉约词在当时已不能再重踏“
花间”以来的老路了。“复雅”也好，“清空”也好，就是面对“稼轩体”的庞大存在与“晕圈效应而选择的一条改革求新之路。
婉约词风格
“就是抗拒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正像列许登堡所说，模仿有正有负，亦步亦趋是模仿，‘反其道以行也是模仿’；圣佩韦也说，尽管一个人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仍然免不了和它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
（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姜夔、周密、王沂孙、张炎这些非辛派词人情形便大体如此。姜夔就或明或暗地仿效“稼轩体”。 “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刘熙载对此说得更为具体：“张玉田盛称白石，而不甚许稼轩，耳食者遂于两家有轩轾意。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阕，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何后人过分门户耶？”（《艺概·词曲概》）即以明确贬抑“稼轩体”的张炎而言，其作品中也有明显向稼轩体倾斜者，下面当会论及。
辛弃疾
这说明，“稼轩体”在词史上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事实证明，在“稼轩体”出现以后，几乎所有风格、所有流派都不可避免地要向“稼轩体”作不同程度的倾斜或渗透。陈洵在《海绡说词》中说：“南宋诸家，鲜不为稼轩牢笼者。”事实还说明，在“稼轩体”出现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也出现过不少一流词人与一流作品，但在整体上能与“稼轩体”抗衡者，却迄无一人。“稼轩体”在词史上的高峰地位及其“晕圈效应”是无法否认的。全面深入研究“稼轩体”的审美体验及其思想艺术内涵与特征，不仅对稼轩词、词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当代诗歌的发展也很有启发，很有借鉴价值。稼轩去世前两年，在知镇江府的官所里写过一首《生查子》：
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大禹治水，孜孜矻矻，终于使鱼入深渊，人居平土，树悠悠万世之功。
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
今日，红日西沉，白浪东去，仍是大禹当年情景，然而治水有功的大禹呢？与此相关，稼轩个人呢？一个66岁的老人，早年为完成“
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同样重大的时代任务（即抗金复国，重整河山），他曾“马革裹当自誓。”（《满江红》“汉水东流”）而今已奋斗一生，目标仍无限渺茫。迷缠他一生的抗金有理但报国无门的困惑一直未得解决。目标在前，任重道远。“思量禹”，也就是在思量“红日”、“白浪”无休止重现的永恒，其中含有“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徐干《中论·修本》）之意在内，前引《永遇乐》中“廉颇老矣”，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禹”，就是“稼轩体”中的原型意象，原始母题，是稼轩自我鼓舞与效仿的榜样。人的精神愈是趋向于无限和永恒，其精神境界便愈高尚，作为词人来说，其所得的审美体验也就愈高、愈深、愈广。稼轩这首词里写的就是关于有限和无限的哲理思考。
辛弃疾是政治家和军事家
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辛弃疾，他的宏愿最终未能实现。迷缠他一生的困惑也始终未得解除。从这方面讲，他的一生是个悲剧，所以直到临终时，他还被抗金情结迷缠着而不断高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稼轩小传》）但是，作为词人，作为文学家的辛弃疾却获得了巨大成功。他在短短四十余年时间里，充分发挥了生命的健旺活力，完成了心灵历程的自我创造。不论他肩负的历史使命多么沉重，也不论目标的终点是否达到，这始终不懈的目标意识和直奔终点的拼搏本身，就足以振奋人的精神，充实人的心灵。从这方面看，稼轩是幸福的，成功的。“
轩体”的庞大存在及其在审美体验中所达到的高峰形态，已经超越客观时空的限制。他用自己有限的作品赢得了无限和永恒。閱讀更多 高高的歷史青年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