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廉銀，是清朝自雍正年間開始實行的一項獨特的制度，即是在官吏的年俸之外，每年另外給一大筆錢，作為生活補貼。所謂養廉銀，顧名思義，就是想以銀錢來防止官吏的貪汙，以保證他們清廉。
自唐之後的官俸制度
自唐代之後，官吏的俸祿，主要是支取質幣和實物（糧食、布帛為主）。數量上各朝相差甚大。如宋代就很優厚，宋朝的宰相，每月有俸錢三百千，在當時這筆錢可以購買良田百餘畝。此外還有祿粟、春冬服，跟班人員的生活費以及酒菜錢、柴炭錢、牲口喂料錢等等，名目繁多。其他各級官吏俸錢雖不及宰相，但也很優厚。所以，清朝的史學家趙翼評論說，宋朝是“恩逮於百官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有宋一代積貧、積弱與此也是有關係的。到了明朝，官吏的俸薪就比較低，最高的一品大員，月俸也僅有米87石。故趙翼說明朝的“官俸最薄”。
清代銀票
清朝的官俸制度，大體上是仿效明朝的，據《清會典》有關材料所載，清朝的文武官員共分九品十八級，以文官為例，最高的一品官年俸為白銀180兩，米180斛。最低的從九品官，則只有銀31兩，米31斛而已。這些收入，如以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論，自然還是相當優厚的，但要維持官僚家庭那種奢侈的生活則相差甚遠。當時的在任官員，其日常生活都是很奢華的。趙翼在《簷曝雜記》卷六記他在廣州知府任內的生活就可見一斑。他說在廣州時：
“署中食米日費二石，廚屋七間，有三大鐵鍋煮水數百斛供浴，猶不給也，另設水夫六名，專赴龍泉山擔烹茶之水，常以足研告。演戲召客，月必數開宴，蠟淚成堆，履舄交錯，古所謂鐘鳴鼎食殆無以過”
清朝知府
知府在清朝是四品官，年俸105兩，加上每年的辦公費和生活補貼約25兩，年收入只有130兩，用這點錢來應付上面那樣的生活，恐怕連十分之一都不夠。何況，按清代的制度，協助官員處理政務的幕賓，由官員自己出錢僱請，這筆費用也很可觀。所以，按朝廷所給的俸銀，是難以維持各項開支的。而且“千里為官只為財”，官員難免會罷免和致仕，他們還必須為後半輩子和兒孫後代攢下一份家業呢。
本來，官吏貪汙納賄，是私有制社會的必然產物，原因本不在俸薪的高低。不過俸薪低成了貪汙納賄的“合理”藉口，官吏們便更加放手搜刮以飽貪慾了。
“耗羨”的制度弊端
當時，最為流行的一種辦法，就是各級官吏通過徵收“耗羨”來增加收入。所謂“耗羨”，就是官吏在徵收賦稅的時候，以損耗為名，向百姓增收一定數量的附加稅，例如徵收的銀兩，多為零碎白銀，官府需把零碎銀熔鑄為大錠上交，加工過程難免有所損耗，為此增收“火耗”銀若干。徵收糧食時，為了彌補庫存和運輸過程中的損耗，而增加“鼠雀耗”。徵收銅錢則以零碎錢必須用繩子串起來而加收“繩子錢”。此外還有運輸的腳費，下鄉收稅人員的伙食費等等，名目極多，不一而足。這些加徵的錢，除了補足實際的損耗外，剩下來的就“耗羨”，落入了經手官吏的腰包，一部分用各種名目送禮給上司和京城各級官員，也有部分挪為填補虧空。
清朝官員
加耗，實際上是種種不合法的附加稅，換句話來說，是對人民的額外剝削。但是清政府把它視為彌補官吏俸薪收入低的有效辦法，那時，皇帝既不公開表示反對，也不加以贊同，睜一眼，閉一眼。這就使貪汙納賄風氣惡性膨脹。康熙末年，加耗的名目和數量日益增加，少者是加二加三（20%——30%）；多者“正項錢糧一兩，有派至三四兩、五六兩以至十兩”者。官吏從中撈取了鉅額的財富，而且以此為契端，各種花樣的雜稅多如牛毛，貪汙納賄之風如既倒狂瀾，不可收拾。康熙晚年任山西巡撫的蘇克濟，侵蝕公款至400萬兩之多。諸如此類的大案在康熙末年及雍正初年比比皆是，康熙中期一度好轉的財政狀況，至末年又逐漸緊張，開始捉襟見肘。當時，各省被侵蝕的公款數目驚人。僅江蘇一省，歷年虧空的銀子高達1000餘萬兩。由於吏治敗壞，促使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正是為了扭轉這種不妙的狀況，雍正初年實行了養廉銀的制度。
弄巧成拙的“養廉銀”制度
清代銀兩
這個制度的辦法是，朝廷下令要各地將耗羨的銀子全部歸公，大部分銀兩由政府按官員的級別加以分配，這就是養廉銀。養廉銀的數額，要比官吏的原俸高得多，如各地總督，本身的官職是正二品官，俸薪為155兩。但養廉銀都高達20000兩左右，約等於俸銀的130倍，當時，全國每年用於養廉銀的總數高達280餘萬兩。歸公的耗羨除用作養廉銀外，剩餘部分用於填補虧空和補助辦公費用。
清朝皇帝企圖用養廉銀來阻止官吏的貪汙納賄和避免加重對老百姓的盤剝，那只是一廂情願，根本就不可能達到。耗羨，本是一種非法的加派，也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貪汙。耗羨歸公，變為養廉銀，也就是公開承認“耗羨”為合法，把非法刮削來的金錢來個“統一分配”。以這種辦法來抵制貪汙，本身就是很滑稽的事情。而且，這個制度形成之後，對於耗羨的徵收辦法並未作具體的規定，仍然按各地的傳統習慣辦，這就給官吏的貪汙留下空子。
清代銀兩
養廉銀製度推行不久，各地的加派又多出許多名目。嘉慶初年尹壯圖在奏章中就說，在乾隆三十年以前，各地的吏治也還可以，但當時“州縣於廉俸之外，各有陋規”，三十年後，“風氣日趨浮華，人心習成狡詐……百弊叢生，科斂竟溢陋規之外”。各省“陋習相沿，幾有積重難返之勢。”乾嘉年間，官吏貪汙納賄比康雍時期更為嚴重，大案層出不窮。官吏貪汙受賄、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越來越高明，膽子越來越大，麵皮越來越厚。
乾隆年間湖南布政使鄭源璹就很突出。凡由中央選授到湖南的官吏，鄭均進行勒索，甚至公開公佈各種官缺的價錢，“名為買缺”“大抵總在萬金內外”。還未上任的官員手頭拮据，付不出買缺的錢，鄭就直接迢知將要派官去的州縣胥吏，讓他們帶錢來迎接長官，到任之後，官吏就橫徵暴斂，“加倍浮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他所以敢於如此明目張膽，因為他把買官貪汙來的錢分出部分賄賂最受乾隆皇帝寵信的權臣和珅，所以無人敢於揭發。
乾隆畫像
有的官吏根本就不設立什麼名目，直接要下屬進貢。如乾隆時任閩浙總督的伍拉納，“曾納屬吏賄，動踰千百，有不納者，鎖錮逼勒。又受洋盜賄，任其劫掠，毫不埔緝”。他的同僚說其雖為“天子封疆大吏，舉止有同盜賊”。嘉慶時任江西巡撫的陳淮，到任後按縣分優劣收錢，當時，民謠說“江西地方苦，遇見陳老虎，大縣要三千，小縣一千五”。要錢之兇，有如虎狼，故“人爭怨之”。賣官鬻爵是清末官場腐敗的重要表現。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回中，吳繼之接見江蘇制臺的幕友時，他拿出一個摺子給吳繼之看，上面羅列了江蘇全省所有縣名，並且在每個縣名下都有一些數字，這位幕友還告訴吳繼之：“這是得缺的一條捷徑，若是想要得一個缺，只要照開著的數目送到裡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掛牌。這是補實的價錢；若是署事，還可以便宜些。”
在這些官員的眼中，官缺如同商品一樣可以買賣，而且還要根據官缺肥與不肥來規定它的價值，明碼標價；有時也可以討價還價，但只要你給的價錢合適，這個職位就歸你。選人用人完全不考慮能力和品德，價錢是唯一的標準，這種把國家政權玩弄於股掌之間的行為，徹底暴露了當時吏治的腐敗。
清朝官員
為了謀官求差，行賄的方式日益多樣。用錢買官是為了發財，而錢財來源於對百姓赤裸裸的強取豪奪；發財之後再用錢升官，進一步勒索屬下，魚肉百姓，花樣百出的索賄名目使屬員和百姓不堪重負。當時吏治不振，買賣官缺的行為越發猖獗，不僅高官自己公開賣官，連其夫人都參與其中，於是就出現了走“夫人路線”的行賄者。像《官場現形記》裡羊統領的姨太太，因為收了冒得官的好處，就用盡手段、軟硬兼施逼著羊統領給冒得官安排一個好差事，結果無奈之下，羊統領隨隨便便給一個管帶安了個罪名撤了他的官職，委派冒得官去接任。作者給這位行賄者起名“冒得官”，本意就在於暗示他的官位來得不正，更暗諷了當時官場存在的許多不公正現象和黑暗現實。
《儒林外史》
這些買官買缺者花了大筆銀子買到了肥缺，可不是為了一展宏圖大志以留名青史，他們多是為了更方便地撈更多銀子，他們做的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發財夢（《儒林外史》第八回）。為了撈夠本，他們甚至不擇手段。如《官場現形記》中的徐州知府萬向榮，冒著被參奏的風險，以充公為名吞吃賭錢，又私受賄賂釋放賭徒。還有錢典史，每年以眾多名目勒索屬下和百姓，如自己的生日、太太的生日、父母的生日還有子女的婚嫁等等，這些名目都只是他索賄的藉口而已。
即使錢典史這樣一個地方上的小小官吏，就有這麼多手段和名義，可想而知上級高官要員的名目只會更為繁多，而屬下和百姓的負擔也只會更重。這樣一級一級地勒索，形成一張巨大的納賄索賄的腐敗網絡，而最終受苦的只能是社會最底層的普通百姓。
和珅
清朝中期，官吏們通過貪汙受賄等手段，積聚了令人咋舌的財產。最出名的是在乾隆朝當權二十幾年的權臣和珅，他在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失寵被抄家，其家產計有赤金580萬兩，元寶銀940萬兩，當鋪75間，大小銀號300多間，田地8000餘頃，還有不計其數的珠寶、古玩、洋貨和衣服，摺合白銀約有八億兩之多。當時清政府每年的稅收大約七千萬兩，和珅的家產等於全國十餘年的總收入。用這些搜刮來的銀子，官吏們的生活日益腐化。如鄭源璹在湖南官署“家屬四百餘人外，養戲班兩班，爭奇鬥巧，晝夜不息”。和珅每天早上專用每粒價值上千兩銀子的大珍珠研粉沖服，作為補品，生活極其奢侈。
總而言之，清朝皇帝企圖用養廉銀來改變官吏貪汙的風氣，但結局是貪汙更為嚴重。清朝政府也就在貪汙、腐敗之風中日益衰敗，逐漸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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