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導報記者 | 張守營
夏立是上海市社科院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的一名年輕的訪問學者，目前還就讀於巴黎政治學院。作為一名大都市治理專業的碩士，同大多數人一樣，坐困“愁城”，足不出戶，在接到所在研究中心屠老師交給的任務後，他迅速寫出“戰疫國際鏡鑑報告系列”的第一篇——“城市風險治理的研究框架與資料線索”。他在文中表示：“必須在控制人的流動和社會的繼續運轉的衝突中尋求合適的平衡，這是流行病與其他危機（如自然災害）不同的地方。”如何去尋求這種平衡或者說困境？
術業有專攻，公共衛生部門的精力聚焦在遏制流行病上，然而為公共部門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援，同時在最大程度上減少控制疫情對城市經濟活動帶來的損失，是城市公共管理部門不得不面對卻難以回答的課題。夏立認為，與疫情傳播同理，高度相連的現代社會中，城市的經濟活動依然不會侷限於其管轄範圍內，就算外界在法理上無權直接干預城市的決策，但也能為城市提供建議，建立有效的危機應對預案並指出當前預案的欠缺之處。真正具有韌性的城市，需要正確地理解風險，預期到一切可能發生的風險並認識到不同風險可能帶來的損失，最後針對不同情況，建立適合該城市情況的危機應對預案，在預防成本和潛在損失中採取最優的策略。
疫情考驗“城市韌性”
“韌性”和“韌性城市”是目前國際社會在防災減災領域使用頻率很高的兩個概念。
簡單來講，韌性是指某種材料吸收外來衝擊能量的能力，“韌性城市”則是指城市或城市系統能夠化解和抵禦外界的衝擊，保持其主要特徵和功能不受明顯影響的能力。也就是說，當災害發生的時候，韌性城市能承受衝擊，快速應對、恢復，保持城市功能正常運行，並通過適應來更好地應對未來的災害風險。
在夏立看來，一個有韌性的城市，其中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能夠在疫情或災害來臨的時候迅速作出反應，積極應對，將損害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這也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特大城市的合格標準。
這裡涵蓋了三個要素，一是具備減輕災害或突發事件影響的能力，二是對災害或突發事件的適應能力，三是從災害或突發事件中高效恢復的能力。
2013年6月11日，美國紐約市制定了《一個更強大、更具韌性的紐約》的可適性計劃，該報告解釋了“韌性（resilience）”的含義：一是能夠從變化和不利影響中反彈的能力；二是對於困難情境的預防、準備、響應及快速恢復的能力。
聯合國減災委員會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如何使城市更具韌性：地方政府領導人手冊》，從執行層面具體分析，面對突發的災難事件和疫情，地方領導人需要從機構、社會、自然環境、經濟等多個維度，推進韌性城市，使其具有抗災能力，且保持可持續發展。
夏立引用了《熱浪——芝加哥災難中社會診斷》一書，剖析了城市中的脆弱人群與公民自組織能力，常規意義上的老幼病殘等社會弱勢群體，在面臨災害時，其蒙受的損失往往更為慘重。在武漢的疫情中，社會底層
人群比起中產家庭受到的經濟影響更為嚴重，也更加容易受到感染。社會學家Klingenberg在其著作《熱浪》中，研究了1995年芝加哥熱浪中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死亡/受害狀況，發現了大部分熱死的人群都是居住在犯罪率較高地區的社會保障屋中的獨居男性老人，主要以非裔美國人為主，因為他們害怕該地的犯罪行為而不敢開窗透氣，同時他們缺乏社會關係，難以得到友鄰的幫助。
芝加哥政府固然有輕視與應對不利等問題，進一步說，這體現了公共治理的根本矛盾，如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雪光在對《熱浪》的書評中概括：“簡而言之，我們不應期待正式組織同時擁有常態狀況下的效率和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
但另一方面，政府在常態下的社會保障房政策加劇了這些人的脆弱性。同為低收入群體，但居於密集社區中，同時有著天主教傳統的拉丁人群體在熱浪中通過民眾的互相幫助，顯示出較低的死亡率。這也意味著較強的社會自組織能力較高的社會黏合，有助於增強城市的韌性。夏立認為，在疫情中的種種現象則證實了這一點，政府並不周全的一刀切政策產生了種種問題，然而公民的種種自組織行為有效的降低了脆弱性。在醫護面臨缺乏交通手段時，民間自組織的司機團隊填補了這一空缺。在醫院物資告急時，企業及民間組織很大程度承擔了城市物資週轉的任務。
他山之石與新的研究方向
周雪光在《芝加哥“熱浪”的社會學啟迪》一文中提出：“如果提高應對緊急狀態的能力是組織設計的目標，那就需要有針對性地設計新的組織結構。從組織設計上，需要考慮如何在突發事件出現時從常態到緊急情況的轉化機制，例如如何將原來的常態機制暫停，如何啟動緊急運行機制，以及建立預警系統、多重決策程序等一系列課題。”
夏立認為，事前對於風險的準確認知與對機制合理的設計，這些都需要城市公共管理方向的學者進行挖掘；計劃往往跟不上變化，少數專家學者的推演設計，在解決最基層的實際問題時，其治理能力並不優於社會中的自我組織，社會中公民群體的自發韌性不應該被忽視或壓制，在機制設計時，不能僅依賴於自上而下的政策實施，也需要考慮到自下而上的自發秩序構建，正式組織有必要保持與社會群體的信息透明；風險機制設計，是“預測未來”的工作，在現實中進行演練模擬成本較高。學者們沒有必要摸著石頭過河，一些發達的大型城市已經建立了成體系的較為完備的危機預案，包括我國的香港，儘管香港在面對風險應急預案存在不足，但是香港在應對城市風險上，毫無疑問體現出了較高的水平。
“不同城市在背景上高度異質，研究者需要注意到城市居民的自組織能力，社會的韌性，城市當局面臨的限制（預算等）也不盡相同。”夏立表示。
原國務院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協調小組副組長仇保興曾撰文指出，城市規劃，應重點關注技術層面的結構韌性，強化城市的通訊、能源、給排水、交通、防洪和防疫等維持城市正常運營的生命線基礎設施應對災害的能力；過程韌性，指的是城市在面臨大型災害及突發事件時，在維持、恢復和轉型三個階段所表現出來的修復能力；系統韌性，指城市作為一個有機體進行運作，能夠依靠智慧城市系統進行智能自反饋的感知各類事件、風險和不確定因素能力。
“韌性城市”的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單方面的強大不代表整體的強大，應對疫情同樣如此。城市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一個有機的綜合系統，各種不同的主體和利益相關方，都在這個受到衝擊的綜合性平臺上，進行或獨立或交叉的互動。具有足夠的平臺化資源協作、利益相關方的協同發展的能力，將政府資源與民間力量有機地融為一體，藉助各方資源為城市助力，才能將城市的過程性韌性發揮到極致；城市除了物質層面的資源，也有自身的精神價值。作為一個有機體，城市激活市民在精神層面的韌性，也是過程性韌性提升的重要內核。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的鄭豔、張萬水也曾撰文指出，我國《黃帝內經》的中醫思維也可以為我國韌性城市建設的理念與方法提供借鑑，如“天人相應”的整體觀，“五行傳變”的病機與災變思想，“辨症論治”的因地制宜原則，“固本培元、生生不息”的內生髮展觀，“以平為期”的系統平衡思想，“上工治未病”的預防原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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