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孙国根 陆红
2020年1月30日14点，一场尤其引发上海市民高度关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闻发布会正在举行。
著名病毒学家、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86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作为专家应邀出席。
闻玉梅院士近照
有记者提问：我们非常关心疫情拐点，拐点在哪里？拐点的标志是什么？
闻玉梅从容不迫地表示，大多数流行病学专家、病毒学专家、临床学专家都认为疫情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传染病可把某一个国家的人打倒，它总是有一个过程或者有一个恢复期。拐点标志有两个：一是疑似感染下降，二是发病下降。下降时间快慢既取决于我们群体的免疫力，也取决于我们如何采取哪些有效干预措施，如果措施得当，就可以促进这个拐点早日出现。
大概最多还有20天到一个月，我们就会看到拐点。
闻玉梅的回答让与会者再次领略了非同一般的“院士风采”。
梅花香自苦寒来
走进闻玉梅教授的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油画家闻立鹏先生的一幅作品，画面上是一株傲雪怒放的红梅。“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正是闻玉梅教授一生为学、为师、为人的真实写照。看到这幅画，闻教授禁不住谈起自己的家世，将自己的为学之路娓娓道出。
闻玉梅出生在湖北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医学世家中。1956年6月，正当闻玉梅即将以优异成绩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之际，年仅56岁的母亲去世了。闻玉梅忍住悲痛参加了全国首次“副博士研究生”招考，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余贺教授的研究生。1957年，受政治运动的影响，闻玉梅不得已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生生活，回到上医做助教、下乡。直到1960年，她才作为上医基础部重点师资获重点培养，并正式拜林飞卿教授为师。3年后，林飞卿教授把她推荐给了北京协和医大一级教授、中科院院士谢少文，继续学习。
1980年4月，闻玉梅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资助，首次踏出国门，到英国伦敦大学进修。闻玉梅说：“那次，我简直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她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短短3个月，她就发表了一篇论文。1981年10月，闻玉梅已是上医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但当时却有一个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学习一年的绝好机会。为难之下，当时已是77岁高龄的林飞卿教授再度出山：“你走吧，我替你再做一年主任。出去，你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回来，我相信你。”牢记恩师的嘱托，闻玉梅异常珍惜这个机会，她拼了命夜以继日地学习。那时她已经40多岁，记忆力大不如前，但还是凭着超人的毅力，考试照样名列前茅。
1985年经卫生部批准，建设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闻玉梅在此长期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发现了我国乙型肝炎病毒的多种变异株，推动研制乙肝表面抗原抗体复合物型治疗性疫苗，被认为是治疗性乙肝疫苗的开拓者之一。1999年她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对抗SARS的排头女将
2003年初，“SARS”在中国大地肆虐。
中国工程院院土钟南山、闻玉梅联名向中国工程院“紧急建议”：加强对“近距离接触者”的保护，利用我国已分离到的毒株，迅速研制“灭活SARS病毒免疫预防滴鼻剂”。
闻玉梅和她的团队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就此拉开帷幕。但这场战斗不仅要与SARS病毒直接打交道，且一切实验必须在P3实验室进行。上海现有的P3实验室已然供不应求，怎么办？闻玉梅当机立断，带着她的学生瞿涤教授毅然决然踏上赴广州之路。
那段时间，闻玉梅负责制订研究方案、实验计划、操作规程，每天都要指导培训科技人员如何工作，设备、试剂如何调配等。她的工作是大量的、繁琐的，也是最重要的。为了保证闻玉梅的安全，大家劝她不要进入P3实验室。可闻玉梅坚决不肯：“这是SARS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我怎能不看！”她和其他人一样，常常需要里三层外三层地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着几乎让人窒息的特殊口罩和防护镜，冒着高病毒危险，不止一次地进入实验室，观察病毒引起的细胞病变及过程。
在广州期间，只要进入实验室，闻玉梅和瞿涤他们每天接触的活病毒数是难以想象的，最多时每毫升高达1亿个，这个数量在平时，通常也就是100万至1000万。在每天实验室工作长达8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工作人员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每个动作都要事先想好，要非常规范，既要防护自己不被污染，也要注意物品不被污染。而工作带来的劳累，不仅仅是负压等造成的身体不适，也不只是工作量繁重，而是操作程序极为繁琐：外面只要5分钟的事，里面要1个小时才能搞定！
闻玉梅在实验室
瞿涤教授回忆，在P3实验室工作的那些日夜，闻老师始终在她的身边。有时为了做实验，大家的午饭和晚饭都会拖延两三个小时。“可不管多晚，即便闻老师不必每次都身先士卒，也都会每餐都待大家消毒、沐浴完毕后一起吃饭。”这件事虽小，但给瞿涤留下的印象却很深。
经过19个日夜的苦战、巧战，闻玉梅、瞿涤和同事们终于在P3实验室培养出了可供病毒繁殖的细胞64大瓶，完成了3批病毒培养，最终获得2000毫升的高效价病毒液。经灭活后证实病毒已无感染性，同时仍保持与恢复期病人血清反应的良好抗原性。闻玉梅的科研攻关初步证实，灭活病毒有干扰和阻断活病毒入侵细胞的作用。
寄语武汉6个字：科学、参与、信任！
1月28日，正当全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进入关键时刻，闻玉梅院士和汤钊猷院士、邱蔚六院士、戴戎院士、葛均波院士、金力院士、宁光院士、张志愿院士、陈国强院士、樊嘉院士、黄荷凤院士、马兰院士等12位院士联名向市民发出倡议书，共同向全社会呼吁：科学认知新发传染病，配合排查、及时就医、做好防护。
互联网上时刻出现关于疫情的信息与各种提醒，其中掺杂着不少谣言，很多老百姓无从分辨，从而引发恐慌。
闻玉梅说，现在必须给大家焦虑的情绪降降温了，在疫情的关键阶段，大家要冷静，要稳住，要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我还是那句话，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传染病把一个国家的人打倒。大家要相信历史、相信规律。
她同时指出，非典为这次疫情的控制提供了很多的经验，比如在隔离以及治疗方面等。现在的诊断速度和治疗手段比当时都大大提高了，我们也很希望这次的疫苗可以加速。病毒听上去很可怕，但它也有两面性，可以说是亦敌亦友。我们可以利用病毒做成疫苗，有些制品也可以通过基因工程以病毒来表达。我今年开了一门网络课，就是讲“病毒的利与害”。
她还对记者说，面对一种新的病毒，防控是一方面，科研是另一方面，这两者缺一不可。防控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但我认为科研是防控疫情的重要基础。据悉，在闻玉梅院士指导下，上海首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毒株，已于2月7日分离成功。这是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攻关团队密切配合、接力攻关的成果，将助力新冠病毒的致病机理研究和疫苗、药物研发。闻玉梅院士表示，分离出病毒株，可实时对病毒变异进行监测，开展药物筛选及抗体中和试验，但从找到抗体到真正应用到病人身上还需要一些时间，我相信这个过程不会很长。
她寄语武汉6个字：科学、参与、信任！
（原载于2020年2月《支部生活·前沿》，摄影：孙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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