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导语:《陌上桑》和《羽林郎》同为乐府名篇,都是以封建社会女性反抗男性权贵的调戏为主题,二者塑造的女性形象既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

从这两首诗歌对女性形象的外貌描写、个性描写和其背后所折射的男性话语权的世界三个角度进行比较,可以认为《陌上桑》和《羽林郎》都反映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时代下底层女性的遭遇,肯定了女性的主体价值和反抗精神,但是作品在无意识中也折射了女性对男权话语的绝对服从和依赖,她们的反抗背后有一个更加强大的男权社会,她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这种束缚。

一、女性外貌描写之异同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陌上桑》和《羽林郎》堪称汉乐府诗中描写女性形象的名篇。《陌上桑》叙述了农家采桑女通过"夸夫"严词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羽林郎》叙述了京城卖酒姑娘勇敢拒绝霍家豪奴冯子都调笑的故事,两首诗都成功地刻画了美丽坚贞、不慕权势、勇于反抗的底层劳动女子,但是两首诗具体描写女主人公的外貌、个性和反抗意识等方面所运用的方法又各具特点。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汉代女性

在对女主人公的外貌描写上《陌上桑》和《羽林郎》都运用了白描、夸张、骈俪、借代等手法,在描写人物所用的工具及衣物时极尽浓墨重彩的夸张之笔。《陌上桑》中罗敷的出场以对器物和服饰细节性描写为衬托:"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细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陈柞明评道:"写罗敷全须写容貌,今止言服饰之盛耳,偏无一言及其容貌,特于看罗敷者尽情描写,所谓虚处著笔,诚妙也"。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罗敷画像及题诗

同样的《羽林郎》也是从胡姬的服饰、首饰、发髻等各方面力铺陈葫姬的艳丽美貌:"成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鬢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鬓五百万,两鬟千万余"。别具匠心地用夸张的妆饰描写去烘托女性的美貌是两首诗的共同之处。《陌上桑》中对罗敷美的描写不仅体现在她的衣着佩戴上,而且更多地体现在侧面描写中开篇第一段作者就写罗敷的美貌,首先写环境之美来衬托出"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在晨光熹微的清晨,一个勤劳美丽的农家女子将要登场。然后重点正面描写罗敷的劳动工具、发型、服饰,最后通过一系列男性旁观者见到罗敷后的种种神态动作,侧面烘托罗敷的美貌。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汉代农耕场景

作者不直接描写罗敷的美,而是借助旁观者的视角表现客观效应,写她的美让人们惊慕、倾倒,读者自然会代入其中去体察美想象美这样塑造一个美女形象显得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生动有趣,这也是此诗历来为人称道的地方。《羽林郎》虽然也通过冯子都被胡姬吸引侧面烘托胡姬的外貌美,但只是一笔带过,此诗对胡姬外貌的描写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其衣着饰品的描绘上相比较而言,《陌上桑》对女性外貌形象的描写更加出彩,留给场者更多想象的空间。

二、女性个性刻画之异同

罗敷和胡姬都是勤劳勇敢、高洁坚贞、不畏权势、不贪富贵,敢于反抗男权的女子。她们不为金钱权贵所动,对不怀好意无礼调戏的男性都严词拒绝,在她们身上体现了古代妇女遵循传统美德和反抗权贵的意识。然而她们个性迥异,罗敷更多展现的是"智",胡姬更多展现的是"勇",从她们对待戏谑自身的男性所采取的态度和斗争方式可见一二。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羽林郎胡姬形象

《陌上桑》中的罗敷不仅外表惊世骇俗,她在对使君调笑时的聪明机智更是动人。作者通过罗敷与使君二人的对话展现罗敷的性格,当使君提出"宁可共载否"的无礼要求时,罗敷并没有被利诱冲昏头脑,她冷静沉着,不卑不亢地回答道:"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接着罗敷对丈夫夸口称赞,从其坐骑、衣着到官职、才能,再到英俊的容貌,层层递进。自己口苦中的丈夫年轻有为、风度翩翩、仕途得意,可谓人中豪杰。

罗敷的话语也许只是为了对付使君虚构出来的,其实她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压倒对方,不动声色地使对方自惭形秽,知难而退,让使君明白依靠他的地位来调戏她是不可能的。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汉代权贵骑马壁画

罗敷这种方式并没有横冲直撞地顶撞对方,却又让想入非非的对方哑口无言,不敢胡作非为。根本上是因为罗敷不贪图对方的权势和富贵,所以使君没有了可以使罗敷跟他走的资本,也没有了借口,不能再耀武扬威。

通过罗敷与使君的对话使罗敷智女的形象更进一步地彰显,从她流利又俏皮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她自信大方,应变力强,是非分明,她抗恶拒诱、刚正不阿的品格也得到了充分展示。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后世所绘陌上桑之景

相比之下,《羽林郎》中胡姬的拒绝就直接多了,她是决然的,一针见血的,由此看出胡姬与罗敷的性格大不相同,胡姬的性格中更多了一份刚性。作者是通过胡姬一人的叙事话语展现她的性格的。胡姬首先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驱!"表明自己是不怕地位卑微,不攀附权贵的,毅然决然地回绝了冯子都的调戏,给人一种强硬的感觉。接着进一步借用礼法道德作为反抗强暴的武器指责冯子都:"男儿重后妇,女子重前夫"。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汉代男权社会

也许十五岁的胡姬未必真的有丈夫,但是她坚定地表明了自己对爱情忠贞的信念,爱情婚姻应该从一而终,不能喜新厌旧

"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两句义正辞严,十分动人,表明了胡姬对贵族豪门的阶级敌意,又巧妙地讽刺了冯子都豪奴的身份,同时也展现了反抗斗争的精神。最后两句看似是对豪奴的感谢,其实是坚决拒绝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她不攀富贵的崇高品格。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羽林郎》与《陌上桑》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胡姬的形象显得更加的决绝。

三、男权社会下女性抗争之异同

一般认为《陌上桑》和《羽林郎》都反映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时代下底层女性的遭遇,肯定了女性的主体价值和反抗精神。这两首诗都含有女性解放的命题,都含有对男性话语世界的反抗,这在当时的婚恋诗中是少见的,也是进步的,两位作者的目的显然是要彰显女性的个性和反抗精神,在与无礼调戏的男性的冲突和对抗中塑造美貌与勇气与智慧并存的女性形象。但是作品在无意识中也折射了女性对男权话语的绝对服从和依赖,她们的反抗背后有一个更加强大的男权社会,她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这种束缚。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汉代从事歌姬的女子

在《陌上桑》中,罗敷的反抗主要体现在"夸夫"的部分,但这恰恰也是罗敷脱离男权话语渴求独立的最大障碍,罗敷虽然聪明,应变力也很强,应对无礼的使君马上就能虚构出一个神话般的丈夫,抵挡所谓的富贵权势,但是她用来抵抗的"武器"本身并没有摆脱男性话语权,其实就是用一种男性权势去抵抗另一种男性权势。罗敷心目中的丈夫不仅外表英俊,而且官运通达,排场华贵,这从侧面折射了汉代女性的婚恋观,依然摆脱不了权贵意识,显然,支撑罗敷反抗的,是一个潜在的具有贵族身份的"丈夫"。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女子地位由男方决定

再看看胡姬直言拒绝的方式,其实依然是在男性话语权的统治之下。胡姬从封建社会道德观念的角度反驳冯子都,以绝对忠于丈夫的伦理观拒绝对方,是用男性话语权粉碎另一种男性话语权,本质上女性并没有摆脱男权社会下陈旧的道德伦理观念的枷锁。"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就是说无论男性有多少妻妾,女性都必须忠于丈夫,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的反映,这里折射出汉代渐趋规范的礼教制度对女性形象的规范化,她的拒绝并不具有娜拉出走似的精神,而是被男权社会中伦理道德绑架的回归,是缺乏女性个体诉求的一个典例。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古代的男权社会

这两首诗塑造两个斗争男权社会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女性解放艰难曲折的历程,罗敷和胡姬都用尽办法抵挡不怀好意的男性,坚决排斥权贵势力。罗敷通过另外塑造一个完美的男性形象保护自己,胡姬直接用忠于丈夫的理论折服对方,她们一个是借助男性话语权来抗争,一个用陈旧的思想定义非礼行为,抵抗来自男性社会的压迫,在对抗男权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女性形象都没有得到真正的独立。

可见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汉代,女性是其附庸品,没用什么独立的社会地位,女性在男性话语权的长期统治之下丧失了自我独立的意识,她们对男性话语权的反抗,本质上都没有成功,这也说明了在封建社会中女性自我意识确立的艰巨。

四、平民女性人格精神的相同

在对《陌上桑》和《羽林郎》的主题研究上,已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抗争说"、"揭露说"、"歌颂说"等几种观点。但如果从历史上个体精神发展的角度对这两首乐府诗进行解读,不难发现,《陌上桑》和《羽林郎》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平民的反抗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揭露,它还反映了更深刻的社会现实,即平民人格的觉醒。当时的平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作为独立的人存在,而不再是贵族统治阶级的附庸。作为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尊严,而且在人格上与贵族是平等的。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乐府诗书影

随着对统治阶级认识的加深,平民已觉醒的人格意识迅速成长,并对贵族阶级在人格上形成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陌上桑》中主人公罗敷这一形象正是劳动人民觉醒了的人格意识的体现。作为民间女子,在多次经历了统治者横征暴敛、欺诈盘剥后,罗敷已经看透了他们虚伪卑鄙的品格,以前由地位差异而产生的对权贵的敬畏也不复存在。人格上的优越感使她在面对强暴、形势危急的情形下仍能镇静自若,应对自如,在与使君的较量中表达了对权贵的蔑视。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封建时期女性地位处在底层

以《陌上桑》来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诗的第二、三节看出。在这两节中,作者以问话形式塑造了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否"?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使君见到罗敷后,便派遣小吏前往打探其背景。面对盛气凌人的使君,罗敷毫不畏惧,人格的高贵与优越使她对使君充满鄙夷,因而在应答时从容自若,不卑不亢。

在历来对《陌上桑》的研究中,罗敷夸夫这一节有很多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节是实写。这种观点基于诗的字面描写,从罗敷的衣着打扮出发,认为她是城市中的贵族女子,因而其丈夫确实是身居高位的官场人物。罗敷在此提到他,目的是利用官僚惧怕上司的心理吓退使君。这种观点的前提,即罗敷是"贵妇"的这一说法在经过学者的详细考证后已证明是不恰当的,因而,在这样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必然有偏差。另一种观点认为罗敷所夸耀的丈夫是她理想中的丈夫。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反对阶级化的农民起义

在夸夫这一节里,罗敷表达了自己的婚姻理想,但仔细阅读全诗后,就发现这种说法也不合理。罗敷固然可以随意幻想未来丈夫的富贵与荣耀,但作为一个采桑女,像这一节中所描绘的"千余骑"、"居上头"的丈夫在现实中遥不可及,只能是理想甚至幻想。而眼前这位使君,虽然在权势上比不上理想中的丈夫,但至少能够五马并驱,只须上车共载即可把理想变为现实。这样,"夸夫"一节就显得画蛇添足,毫无必要了。同第一种观点一样,这种观点仍未跳出局部细节,受缚于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因而也就无法从整体上把握认识最后一节。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封建男权社会

如前所述,《陌上桑》和《羽林郎》产生于平民在精神上逐渐摆脱封建道德束缚,人格上趋于觉醒的历史时期,因此,对这一节的恰当理解应该结合诗歌创作的具体社会背景及当时的文化观念,并且应该摆脱文字的束缚,从诗歌的整体着眼进行分析。萧涤非先生对此曾作过精辟的论述:

"末段为罗敷答词,当作海市蜃楼观,不可泥定看杀!以二十尚不足之罗敷,而自云其夫已四十,必知无是事也。"作者之意,只在令罗敷说得高兴,则使使君听得扫兴,更不必严词拒绝。"面对骄横的使君,罗敷没有断然拒绝,而是在半实半虚间信口夸耀了一位根本不存在的夫婿,以此来打击自以为是的使君,达到戏弄的目的。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近代女权崛起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罗敷的这一段说辞尽管是虚写,但并非毫无章法,信口开河,而是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君见到罗敷,之所以直截了当地提出"共载",所倚仗的无非是他的权势。罗敷显然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在答话中有目的地盛夸了夫婿的权势。夸夫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明白:你使君所倚仗炫耀的,正是我罗敷的夫婿所拥有的,因此你不要自讨没趣。同时罗敷夸张荒唐的语言也让对方清楚地知道她所说的纯属子虚乌有,只不过是为了愚弄自己而已。在这里,采桑女罗敷摆脱了等级观念的束缚,从人格的高度对使君尽情奚落,体现了她在精神上的独立和人格上的优越。

结束语:

《陌上桑》和《羽林郎》塑造的罗敷和胡姬的女性形象是汉代诗歌中的典型,在艺术描写与思想内涵上二者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又各有千秋。二者通过对美丑、善恶、强弱的比较斗争,塑造了美丽勤劳、机智勇敢的女性形象,表达了对抗争女性的赞美和女性世界最终来到的完美理想。

同样的《陌上桑》和《羽林郎》还展示了平民阶层与统治者在人格上的高贵与低下的对比,以及平民在抗争过程中从人格高度对统治者进行无情的嘲讽与戏弄。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表现了平民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为以后的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主题。

《陌上桑》和《羽林郎》中女性形象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抗精神折射

擅写讽刺诗的杜甫

此外,两首诗中所表现的平民对权贵的讽刺精神对以后的政治讽刺诗也有一定影响。如两晋之际左思的讽刺诗;唐代杜甫、王维等的讽喻诗;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宋代苏轼、陆游等的讽刺词;清代尤其是清末龚自珍、黄遵宪等一批爱国诗人的讽刺诗。这些讽刺诗歌以笔代口,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参考文献:

曹础基.《中国古代文学》

袁行需.《古代文学史》

蒋凡、郁源.《中国古代文论版》

吴蔚蓝.《汉乐府中官吏形象的研究》

陈柞明.《釆菽堂古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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