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及其诗文集的传世历程
周星驰扮演的唐伯虎
大部分人所知道的风流才子唐伯虎来自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而我今天要说的是唐伯虎并不止是一个画家和书法家，他还是明代诗坛上一位优秀的诗人。唐伯虎的画充满了烟霞气象，他的诗则俚语杂陈，充满了烟火气。印象中大家把他视作“风流才子”，可能与他画了不少美人图以及与爱情有关的人物画有关。我们从他画的那些女性人物中发现一种温情，也就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他也许是一位十五世纪的中国诗人中的人本主义者。要探讨其人其诗，有很多途径和方法，笔者试图从他的诗文的传世这个角度来做一番探究。
关于唐伯虎其人
唐寅的本传在《明史》第二百八十六卷，列传一百七十四《文苑传二》中，著史者没有为他单独立传，而是和杨循古、祝允明、桑悦一起并录在徐桢卿的传内，总共不足三百字。因字数不多，姑且全文照录如下：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这段记载过于简明，而且语焉不详，留下了不少公案。同样，在记录地方史的《江南通志》《江苏府志》《吴县志》等书中，虽然有唐寅的记载，但信息并不丰富，要完成他的生平拼图，需要在他本人的自述诗，他与友人的书信，他的墓铭，他作品的序言，明代人的笔记中寻找线索，从而凑成全豹。
唐寅（一四七〇—一五二四），字伯虎，后改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今苏州）人。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据祝允明写的《唐子畏墓志铭》，唐寅生于明成化六年（一四七〇）二月初四，文曰：“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岁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因其出生时为庚寅年，故而家人为其取名“寅”，后世称其出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的三寅之时，故而得其名，恐为误传。至于他的字“伯虎”，则说他为长子，且寅为虎，故取是字，可备一说。
唐寅之名，今人未必尽知之，然唐伯虎之名，恐妇孺皆知，盖风流才子之名也。那么，唐伯虎是否是传说中那样的风流才子呢？我们不妨来抽丝剥茧的探寻一番。唐伯虎出身小商人家庭，据他在《与文征明书》中所说：“计仆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涤血”，也就是出身市井商人之家，其父以开酒馆为业。唐伯虎幼年以聪颖著称，“幼读书，不识门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气”，但他心存高远，不屑于科举之路，也就是祝允明所说的“一意望古豪杰，殊不屑事场屋”。
当时地方上有结交乡贤或达官显宦以提高自己声望的风气，然而唐伯虎却不肯轻易与人结交，纵然有人投帖子也不应，颇有魏晋人阮籍气息。据友人祝允明（号枝山）说，他与唐伯虎初订交，曾两次登门拜访，唐伯虎一次也没回访过。但突然有一天，唐伯虎拿了两首诗给他看，文采纵横，令人耳目一新，祝允明也回赠了两首诗，至此二人成了一生的朋友。这一年唐伯虎十三岁，祝允明二十二岁。
成化二十年（一四八四），唐伯虎结识了与其同岁的文徵明，并得到了文徵明父亲、太仆文林的赏识。据阎秀卿所写的《传赞》（225页）中说，“衡山文林自太仆出，知温州，意殊不得，寅作书劝之。文甚奇伟，林出其书示刺史新蔡曹凤，凤奇之曰：‘此龙门燃尾之鱼，不久将化去。’寅从御史考，下第，凤立荐之，得隶名末，果中式第一。先是，洗马梁储校寅卷，叹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文徵明的父亲文林曾任太仆，被贬到地方上，怏怏不乐。唐伯虎作为文徵明的好朋友，就写了一封信安慰这位长者，信得内容立意高绝，令文林大为惊奇，把信拿给当时的苏州知府曹凤看，曹凤看了信啧啧称奇，把唐伯虎比作跃龙门的鱼。当时的太子洗马梁储看了唐伯虎在府学的卷子，说他的文采可以考中解元。明代科举考试分四级，即：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童生式一般是县一级的考试，合格的是秀才；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合格的是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是全国性的考试，参加者为举人，考试合格称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第一名称为“状元”，若乡试、会试、殿试都是第一名，则称为“连中三元”。唐伯虎后来果然以应天乡试第一而夺得解元，印证了梁储的眼光。于此同时，他的文章盛名也在士大夫中不胫而走，才名大张。不过，由于放浪不羁，他的人生免不了会有一些波折。
唐伯虎起先并无功名心，但其父唐德广希望儿子能够下功夫读书，走仕途。一则父命不可违，二则好友祝允明也劝他不妨在举业上下一点工夫，唐伯虎因此闭门读书，并于成化二十一年（一四八五）进入苏州府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出身低微，但有同样艺术追求的狂生张灵，并成为莫逆之交。
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唐伯虎与徐氏结婚，我们无从判断这段婚姻的幸与不幸，这段婚姻在七年后就结束了。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唐伯虎父亲谢世，之后一系列打击接踵而来，他的母亲、妻子、妹妹和幼子相继病故，痛苦像毒蛇一样咬噬着他，以至于二十六岁已经白发缕缕，他在写给好友王宠的《白发诗》（38页）中说：
清朝揽明镜，元首有华丝。
怆然百感兴，雨泣忽成悲。
忧思固逾度，荣卫岂及衰？
夭寿不疑天，功名须壮时。
凉风中夜发，皓月经天驰。
君子重言行，努力以自私。
这一时期唐伯虎与吴门的书画界朋友往来密切，除了文徵明、祝允明、王宠等友人外，与挚友张灵往来尤密，为了排遣精神上遭遇的打击，二人经常一起结伴狎妓纵酒，醉饮狂歌。二人的放诞行为令提学御史（主管学政，类似于教育部的职能官员）方志十分不满，取消了唐伯虎参加乡试的资格。苏州本地的名流文林、沈周、吴宽等都为之说项，这才重新允许唐伯虎考试。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唐伯虎中应天乡试第一，他在中试之后曾作诗云：
壮心未肯逐樵渔，秦运咸思备扫除。
剑责百金方折阅，玉遭三黜忽沽诸。
红绫敢望明年饼，黄绢深惭此日书。
三策举场非古赋，上天何以得吹嘘。
次年，唐伯虎上京参加会试，与江阴人徐经（徐霞客高祖）相遇，二人相谈十分投契，遂一同买舟北上。他所不知道的是，一场大祸正等待着他，这就是所谓“科场舞弊案”。关于此案，我在前文中说《明史》留下了一段语焉不详的公案：“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说徐经贿赂了程敏政的僮仆，得到了考试题。事情败露后，御史弹劾程敏政，并且牵涉唐伯虎在内，一起被抓进了锦衣卫的大狱，唐伯虎由此被罢黜，不能做官，只能做身份低微的吏。那么，事实究竟怎样呢？不妨以祝允明《唐子畏墓志铭》对应《明史》所载来看：
己未，往会试。时傍郡有富子，亦已举于乡，师慕子畏，载与俱北。既入试，二场后，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与主司有私，并连子畏。诏驰敕礼闱，令此主司不得阅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诏狱，逮主司出，同讯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复辨，与同罚，黜掾于浙藩，归而不往。
《墓志铭》中所说的“富子”指的就是徐经，他与唐伯虎到京城后，招摇过市，过于招人眼目，加之二人言语不慎，引起了他人仇视，遭人构陷。当时的主试考官有两位，一个是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另一个是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程敏政，考到第二场后，坊间出现了“泄题”的说法，户科给事中华昶立刻弹劾程敏政，说他接受了徐经的贿赂。明孝宗下诏，令程敏政不得阅卷，并将他和徐经、唐伯虎一起抓紧了锦衣卫的大狱，狱吏对唐伯虎进行了残忍的拷打，唐伯虎在《与文徵明书》中谈及狱中情形时说“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洟泗横集”，经过两次刑讯，他的同伴徐经承受不住拷掠，认了贿赂的事。另外，孝宗命李东阳等大臣彻查此事，按明朝考试制度，考生的卷子在未揭晓前，名字和籍贯是封贴住的，当李东阳拆唐伯虎和徐经的卷封时，考校已定，发现二人都不在取中的行列。假设程敏政受贿，并泄了考题，则徐、唐二人必定中试。此外，比较可疑的十三个卷子，都非程敏政校阅的。因此，舞弊之说证据不足。最终，明孝宗批准了有司的裁定：程敏政被罢官，华昶“奏事不实”被赶出朝廷，到南京太仆寺当主簿，徐经、唐伯虎罢黜考试资格，只能为吏。
《袁中郎批评唐伯虎汇集》外集卷中有《唐伯虎纪事》一章，其中也谈及了“舞弊案”，文曰：
江阴举人徐经者，其富甲江南，六如举乡试第一日，经奉之甚厚，遂同舟会试。至京，六如文誉籍甚，公卿造请者填咽街巷。徐有优童数人，从六如日驰聘于都市中，都人属目者已众矣。况徐拥厚赀，其营求他径以进，不无有之。而六如疏狂，时漏言语，竟坐削籍。
一个有钱，一个有才，在诺大的京城经日与名流公卿往来，自然引起了他人的仇视，焉能不引火烧身。唐伯虎在写给好友文徵明的信中也说：“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晏笑，已在虎口。庭无繁桑，贝锦百匹。谗舌万丈，飞章交加，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关于此事，明代笔记中颇多记载者，如《万历野获编》《矶园稗史》等等，钱谦益的《列朝诗选》小序中也提及此事，所云大略出于道途，不可轻信。实际上，“舞弊案”在《明孝宗实录》中有相当篇幅的记录，来龙去脉相当清楚，对华昶弹劾程敏政泄题之说未予肯定。原文太长，此处就不征引了。
关于案件中所涉的三人，程敏政出狱后忧愤不已，不久即痈毒发作而亡。徐经被黜后，精神渐颓，于正德二年（一五〇七）病卒，仅三十五岁。唐伯虎耻为吏，回到家乡后，他的续弦夫人也嫌弃他，要他写休书仳离，僮仆也凌辱他，昔日的朋友也躲得远远的，生活悲惨的不可复言，他在给友人文徵明的信中说：
僮奴据案，夫妻反目；旧有狞狗，当户而噬。反视室中，甂瓯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长物。西风鸣枯，萧然羁客；嗟嗟咄咄，计无所出。将春掇桑椹，秋有橡实，余者不迨，则寄口浮屠，日愿一餐，盖不谋其夕也。
他为了活下去，曾经寄身于寺庙之中求食。
为了排遣心中的痛苦，唐伯虎寄怀云山，翩翩远游，游历了衡山、庐山、天台山、武夷山等地，又往东南观海，放舟于洞庭湖、鄱阳湖，踏遍了四方山河，这才回到家乡。心灵的伤痛稍愈后，重回到诗酒花的艺术生活中。
正德二年（一五〇七），唐伯虎在桃花坞买地，建“桃花庵”别墅及“梦墨亭”，其诗《桃花庵歌》（49页）即与此相关，其诗云：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此诗堪称唐伯虎的经典之作，尤其是“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一句，最为人所推崇。关于“梦墨亭”则出自一个故事，《尧山堂外纪》中记载：“伯虎尝梦有人惠墨一囊，龙剂千金，由是词翰绘素，擅名一时，因构‘梦墨亭’”。这一段记载与《纪事》文字如出一辙，可能《纪事》之文汇编自《尧山堂外纪》。
晚年的唐伯虎，生活凄婉哀凉，主要以鬻字卖画为生，很少出门，而是坐在沿街的一个小楼里，只要求字的人带着酒来，就能醉饮一日。尽管如此，他的生活并不曾有丝毫苟且。他曾为此写过一首言志诗：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当然，在痛苦的光景之外，唐伯虎的生活并非没有一丝亮光。在苦痛没有袭击他之前，他也曾与文朋诗友们度过了一段逍遥自在，宛若竹林贤人的日子。《纪事》中记录了不少有关唐伯虎的故事，不妨引数则：
伯虎尝夏月访祝京兆枝山，枝山适大醉，裸体纵笔疾书，了不为谢，伯虎戏谓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枝山遽答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237页）
唐伯虎所谓之句出自《诗经·豳风·七月》，而祝允明所答之语出自《诗经·秦风·无衣》，应答巧妙，可见二人的捷才与友谊。
伯虎与张梦晋、祝允明皆任达放诞，尝雨雪中作乞儿，鼓节唱莲花落，得钱沽酒野寺中，痛饮曰：“此乐惜不令太白知之”。（238页）
张梦晋即前文说过的张灵。三人如此放诞，直可比竹林七贤中的向秀者流，然骇人听闻处过之。
吴令欲于虎丘采茶，命役赍牌严督诸僧，役奉牌需索。僧无以应命，役即系僧归邑。令大怒，笞之三十，号令通衢。僧惶遽计无所出，知令雅重伯虎，厚币求之，伯虎拒不纳。一日出游，乃戏题其枷上曰：“皂隶官差去采茶，只要纹银不要赊。县里捉来三十板，方盘脱出大西瓜。”令出见，询僧，僧对云:：“唐解元所题也。”因大笑释之。（239页）
用一首诗而解除众僧之厄，这种幽默的作风符合他的性格。
关于唐伯虎的逸闻还有不少，读者不妨细索本书。
唐伯虎的最后一次可能的大厄在正德九年（一五一四），江西南昌的宗藩宁王朱宸濠派人延请唐伯虎入幕。他虽然是一介书生，但是却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到宁王府之后，很快发现这位王爷图谋不轨。为了脱身，他就装疯，裸体面对宁王派来的使者，宁王觉得他并无大才，就放归了。果然，宁王的叛乱很快被王阳明平定，参与者多罹灭族之祸。《纪事》中对此也有生动的记载：
宸濠甚慕六如，尝遣人持百金至苏聘之。既至，处以别馆，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余，见其所为多不法，知其后必反，遂佯狂以处。宸濠遣人馈物，则倮形箕踞，讥呵使者。返命。宸濠曰：“孰谓唐生贤？直一狂生耳。”遂遣之归。（237页）
回归市肆之后，唐伯虎继续诗酒生涯。
他取《金刚经》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之语，自号“六如居士”，更加的纵酒消沉。嘉靖二年（一五二三），唐伯虎在贫病交加中病故。身后留下了诗，也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书画。他是一个和荷兰画家梵高一样的画家，生前虽然曾有浮名，然鬻字卖画也不过勉强维持生计而已，绘画和诗饱满了他的精神，却不能给他更多的改变。当时的他，并非如今人所知的他。而今，他的画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他的名字也为世人所知晓，然而在旧的时代，著史者甚至不肯予千字为他单独立传。《明史》煌煌三百多卷，其中的将相贵族连篇累牍，而对一个艺术家竟然如此鄙弃。套用贝多芬的一句话：“世上的王子公主多如牛毛，而贝多芬只有一个。”唐伯虎，也只有一个，他并不屑于与公侯将相为伍。如他在《把酒对月歌》中所说：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唐伯虎文集”的版本形成
唐伯虎生前未编订自己的文集，其文集的编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前后经袁袠、何大成、袁宏道、曹元亮、钱谦益、唐仲冕诸人之手，方有最终之集。唐伯虎的第一个诗文集为明人袁袠所编。袁袠，字永之，号胥台山人，为明嘉靖五年（一五二六）进士，少年时曾得唐伯虎的赏识，是唐伯虎的忘年交，他曾在一首长诗中将唐伯虎与建安文人与晋代高士相媲美，诗中说：“唐公七尺躯，双瞳晔流电。逸气腾龙马，华词缛云汉”。袁袠中进士后，曾历任多职，但因得罪权贵而被黜，遭际间着手编《唐伯虎集》，该书刊于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姑且简称为“袁刻《唐集》”。
袁刻本《唐伯虎集》二卷，半页十行，行十八字。左右双栏，单鱼尾，小黑口。该书收集诗歌32首，文章16篇。何以此书规模如此之小，这与袁袠本人的编辑思想有关。袁袠虽是唐伯虎拥趸，但却深受明代古文运动的影响，与古文运动的大将李梦阳交结甚厚，他带着复古色彩的眼镜来看待唐伯虎的作品，编文集时唐伯虎的很多诗都未选入。同为嘉靖五年进士的同年王格在《袁永之集序》中说的十分明白：“伯虎才甚骏，惜流落后不自检束，大堕于乐天队中耳，故所存伯虎作百才一二，语稍涉乐天即黜之。”这段话至少给我们三个信息，其一是“流落后不自检束”，也就是说唐伯虎后半生的作品都未被选入，袁袠认为唐伯虎后期的作品不符合其复古要求。其二是“大堕于乐天队中耳”，乐天指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唐伯虎诗作求清新晓畅，用大量的俚语、白话入诗，充满了烂漫色彩，但这正是复古派诟病的地方，故而袁袠在编文集的时候把这一类作品统统丢开。其三是“故所存伯虎作百才一二”，只编入了唐伯虎作品的极少一部分，也就占其全部作品的一两成。说的直白一点，这实际上是一个唐伯虎作品的选集，这个集子反映的是唐伯虎早期学诗为文时“拟古”的部分，完全不能反映其作品全貌。如果仅有此一集流传，我们看到的恐怕就不是一个“风流才子”，而是一个复古夫子了。
袁刻《唐伯虎集》形同选集，编辑思想片面，颇令万历时期的一些士大夫所不满，万历时期进士江盈科曾说：“（唐伯虎）此等语，皆大有天趣，而选刻伯虎诗者，都删之，盖以绳尺求伯虎耳。”这就催生了新的“唐伯虎文集”。万历二十年，何大成刊成《唐伯虎先生集》，此书是在袁刻本的基础上重刻的，姑且称为“何刻袁氏本《唐集》”。何大成，字君立，晚年号慈公，早年曾多次入京考试，但最终入闱失败，其人生轨迹与唐伯虎极为相似，故而面对唐伯虎的作品产生了强烈共鸣，前后用时二十年搜寻唐氏旧作，于万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又编成《唐伯虎先生外编》五卷（简称“何刻《唐集》外编”），比之袁刻本《唐伯虎集》，此次编集十分周详，卷一收录诗二百一十首，卷二收录文章六篇，卷三收录《遗事》一百零二则，卷四收录《志传》二十一篇，卷五收《赠答》。其中卷一、二收录唐伯虎作品总计二百一十七篇，卷三、四、五则是有关唐伯虎的相关文献。此外，何大成还编成《唐六如先生画谱》三卷。这个集子为保存唐伯虎作品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能说不珍贵，但失之“赘文”过多，也就是卷三、四、五中收录的芜杂的文献，卷数超过了唐氏本集。
明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曹元亮刻本《解元唐伯虎汇集》四卷出版，简称“曹刻《唐集》”，此书由沈思所辑，版心镌有“翠竺山房”四字。卷一收录赋三篇，乐府、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共计四十五首；卷二收律诗、绝句、词共计二百零七首；卷三收书、序、记共计十八篇；卷四收疏、启、论、表、赞、墓志、祭文等共计十八篇；外集收唐伯虎墓志、传赞五篇，《纪事》二十一则。这个本子收录的作品包含了“袁刻《唐集》”和“何刻《唐集》外编”中唐伯虎的作品，内容更加丰富。外集所录，颇简明精当。
《袁中郎批评唐伯虎汇集》（以下简称“袁评《唐集》”）为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所编。袁宏道（一五六八——一六一〇），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湖广公安人。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进士，曾任吴县知县、礼部主事、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郎中、国子博士等职。《袁中郎批评唐伯虎汇集》就是他担任吴县知县时，收录唐伯虎诗文所编成的书。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提出的“古文运动”，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伯虎与袁中郎是相通的，唐伯虎的诗歌有一种我手写我口的意味，是生命律动的勃兴。而袁中郎追求的“性灵”，与此不谋而合。袁中郎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吴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专以文名；余为吴令，虽不同时，是亦当写治生帖子者矣。余昔未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大都子畏诗文，不足以尽子畏，而可以见子畏；故余之评骘，亦不为子畏掩其短，政以子畏不专以诗文重也。子畏有知，其不以我为欲吏乎？”其中，“不足以尽子畏，而可以见子畏”之句甚精辟，袁中郎不愧为文章大家。
《汇集》四卷，卷一收赋三篇，乐府十二首，五言古诗六首，七言杂诗三十首；卷二收五言近体诗十二首，五言排律一首，七言近体九十四首，五言绝句六首，七言绝句九十四首，词三首；卷三收书信五篇（其中三篇是写给祝允明的），序六篇，记八篇；卷四收碑铭一篇，墓志铭七篇，墓碣、墓表、祭文各一篇，疏文、启、论、表各一篇，赞三篇，联句二。外集一卷，收录阎秀卿、徐桢卿、顾璘、王世贞所撰《传赞》四篇，《纪事》二十三则，祝允明所撰《唐子畏墓志铭》一篇。后附《唐六如先生画谱》三卷，卷首题“吴越唐寅伯虎辑，吴郡何大成君立校”，是唐伯虎辑录的自南朝以来的书画理论家和书画家的艺术理论，有谢赫、张彦远、郭若虚、郭熙、王维、董羽、荆浩、刘道醇、黄公望、饶自然、王思善等十一家。由此可见，此本实际上是“袁评《唐集》”和何氏《唐六如先生画谱》的一个合刻本。
对比“曹刻《唐集》”和“袁评《唐集》”不难发现，二者在体例上有惊人的相似度，收录篇数也差不多。袁评本实际上是在“曹刻《唐集》”的基础上加上袁氏的评语而成的。不过，“袁评《唐集》”在袁宏道生前并未刊行，而是后来人刊刻的。
给予唐伯虎作品极高评价的另一个人是钱谦益，他在编选《列朝诗集》时选入了唐伯虎的诗七十五首，其中从“袁刻《唐集》”中仅选了十一首，另外六十四首全部选自“外集”，可见他认可的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唐伯虎，而非学古拟古的唐伯虎。
万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何大成在前人集子的基础上又刊成《唐伯虎先生外编续刻》十二卷。之后，他重刻“唐集”，刻成《唐伯虎先生全集》二卷，《外编》五卷，《外编续刻》十二卷，《画谱》三卷，共计二十二卷，从而构成了规模更大的“何氏全集本”。
清嘉庆六年（一八〇一），清代藏书家唐仲冕以自己所藏之“唐集”重新编《唐集》，所选底本为“何氏全集本”和“袁评《唐集》”，又收录唐伯虎的佚诗，汇刻成《六如居士全集》七卷，共收录作品四百九十余篇，比之于先前之集，收录最为完备。
近代以来周道振先生曾辑有《唐伯虎全集》六卷，吸纳了以上诸本之优点，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曾出版此书。此外，尚有别的出版机构出版过“唐集”，不一一赘述了。
在以上这些版本中，《袁中郎批评唐伯虎汇集》是“唐伯虎文集”形成过程中的里程碑式版本，也是最为重要的版本，是研究唐伯虎生平及其艺术的重要资料。笔者所读，即文物出版社“奎文萃珍”系列之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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