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及其詩文集的傳世歷程
周星馳扮演的唐伯虎
大部分人所知道的風流才子唐伯虎來自周星馳的電影《唐伯虎點秋香》，而我今天要說的是唐伯虎並不止是一個畫家和書法家，他還是明代詩壇上一位優秀的詩人。唐伯虎的畫充滿了煙霞氣象，他的詩則俚語雜陳，充滿了煙火氣。印象中大家把他視作“風流才子”，可能與他畫了不少美人圖以及與愛情有關的人物畫有關。我們從他畫的那些女性人物中發現一種溫情，也就是對女性命運的關注，他也許是一位十五世紀的中國詩人中的人本主義者。要探討其人其詩，有很多途徑和方法，筆者試圖從他的詩文的傳世這個角度來做一番探究。
關於唐伯虎其人
唐寅的本傳在《明史》第二百八十六卷，列傳一百七十四《文苑傳二》中，著史者沒有為他單獨立傳，而是和楊循古、祝允明、桑悅一起並錄在徐楨卿的傳內，總共不足三百字。因字數不多，姑且全文照錄如下：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穎利，與裡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戶浹歲。舉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樑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得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為吏。寅恥不就，歸家益放浪。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築室桃花塢，與客日般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詩文，初尚才情，晚年頹然自放，謂後人知我不在此，論者傷之。吳中自枝山輩以放誕不羈為世所指目，而文才輕豔，傾動流輩，傳說者增益而附麗之，往往出名教外。
這段記載過於簡明，而且語焉不詳，留下了不少公案。同樣，在記錄地方史的《江南通志》《江蘇府志》《吳縣誌》等書中，雖然有唐寅的記載，但信息並不豐富，要完成他的生平拼圖，需要在他本人的自述詩，他與友人的書信，他的墓銘，他作品的序言，明代人的筆記中尋找線索，從而湊成全豹。
唐寅（一四七〇—一五二四），字伯虎，後改字子畏，號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魯國唐生、逃禪仙吏等，南直隸蘇州府吳縣（今蘇州）人。明代著名畫家、書法家、詩人。據祝允明寫的《唐子畏墓誌銘》，唐寅生於明成化六年（一四七〇）二月初四，文曰：“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因其出生時為庚寅年，故而家人為其取名“寅”，後世稱其出生於寅年寅月寅日的三寅之時，故而得其名，恐為誤傳。至於他的字“伯虎”，則說他為長子，且寅為虎，故取是字，可備一說。
唐寅之名，今人未必盡知之，然唐伯虎之名，恐婦孺皆知，蓋風流才子之名也。那麼，唐伯虎是否是傳說中那樣的風流才子呢？我們不妨來抽絲剝繭的探尋一番。唐伯虎出身小商人家庭，據他在《與文徵明書》中所說：“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也就是出身市井商人之家，其父以開酒館為業。唐伯虎幼年以聰穎著稱，“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但他心存高遠，不屑於科舉之路，也就是祝允明所說的“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
當時地方上有結交鄉賢或達官顯宦以提高自己聲望的風氣，然而唐伯虎卻不肯輕易與人結交，縱然有人投帖子也不應，頗有魏晉人阮籍氣息。據友人祝允明（號枝山）說，他與唐伯虎初訂交，曾兩次登門拜訪，唐伯虎一次也沒回訪過。但突然有一天，唐伯虎拿了兩首詩給他看，文采縱橫，令人耳目一新，祝允明也回贈了兩首詩，至此二人成了一生的朋友。這一年唐伯虎十三歲，祝允明二十二歲。
成化二十年（一四八四），唐伯虎結識了與其同歲的文徵明，並得到了文徵明父親、太僕文林的賞識。據閻秀卿所寫的《傳贊》（225頁）中說，“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得隸名末，果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嘆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文徵明的父親文林曾任太僕，被貶到地方上，怏怏不樂。唐伯虎作為文徵明的好朋友，就寫了一封信安慰這位長者，信得內容立意高絕，令文林大為驚奇，把信拿給當時的蘇州知府曹鳳看，曹鳳看了信嘖嘖稱奇，把唐伯虎比作躍龍門的魚。當時的太子洗馬梁儲看了唐伯虎在府學的卷子，說他的文采可以考中解元。明代科舉考試分四級，即：童生試、鄉試、會試、殿試。童生式一般是縣一級的考試，合格的是秀才；鄉試是省一級的考試，合格的是舉人，第一名稱為“解元”；會試是全國性的考試，參加者為舉人，考試合格稱貢士，第一名稱為“會元”；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第一名稱為“狀元”，若鄉試、會試、殿試都是第一名，則稱為“連中三元”。唐伯虎後來果然以應天鄉試第一而奪得解元，印證了梁儲的眼光。於此同時，他的文章盛名也在士大夫中不脛而走，才名大張。不過，由於放浪不羈，他的人生免不了會有一些波折。
唐伯虎起先並無功名心，但其父唐德廣希望兒子能夠下功夫讀書，走仕途。一則父命不可違，二則好友祝允明也勸他不妨在舉業上下一點工夫，唐伯虎因此閉門讀書，並於成化二十一年（一四八五）進入蘇州府學。在這裡，他結識了出身低微，但有同樣藝術追求的狂生張靈，併成為莫逆之交。
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唐伯虎與徐氏結婚，我們無從判斷這段婚姻的幸與不幸，這段婚姻在七年後就結束了。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唐伯虎父親謝世，之後一系列打擊接踵而來，他的母親、妻子、妹妹和幼子相繼病故，痛苦像毒蛇一樣咬噬著他，以至於二十六歲已經白髮縷縷，他在寫給好友王寵的《白髮詩》（38頁）中說：
清朝攬明鏡，元首有華絲。
愴然百感興，雨泣忽成悲。
憂思固逾度，榮衛豈及衰？
夭壽不疑天，功名須壯時。
涼風中夜發，皓月經天馳。
君子重言行，努力以自私。
這一時期唐伯虎與吳門的書畫界朋友往來密切，除了文徵明、祝允明、王寵等友人外，與摯友張靈往來尤密，為了排遣精神上遭遇的打擊，二人經常一起結伴狎妓縱酒，醉飲狂歌。二人的放誕行為令提學御史（主管學政，類似於教育部的職能官員）方誌十分不滿，取消了唐伯虎參加鄉試的資格。蘇州本地的名流文林、沈周、吳寬等都為之說項，這才重新允許唐伯虎考試。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唐伯虎中應天鄉試第一，他在中試之後曾作詩云：
壯心未肯逐樵漁，秦運鹹思備掃除。
劍責百金方折閱，玉遭三黜忽沽諸。
紅綾敢望明年餅，黃絹深慚此日書。
三策舉場非古賦，上天何以得吹噓。
次年，唐伯虎上京參加會試，與江陰人徐經（徐霞客高祖）相遇，二人相談十分投契，遂一同買舟北上。他所不知道的是，一場大禍正等待著他，這就是所謂“科場舞弊案”。關於此案，我在前文中說《明史》留下了一段語焉不詳的公案：“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得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為吏”，說徐經賄賂了程敏政的僮僕，得到了考試題。事情敗露後，御史彈劾程敏政，並且牽涉唐伯虎在內，一起被抓進了錦衣衛的大獄，唐伯虎由此被罷黜，不能做官，只能做身份低微的吏。那麼，事實究竟怎樣呢？不妨以祝允明《唐子畏墓誌銘》對應《明史》所載來看：
己未，往會試。時傍郡有富子，亦已舉於鄉，師慕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抨於朝，言與主司有私，並連子畏。詔馳敕禮闈，令此主司不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詔獄，逮主司出，同訊於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辨，與同罰，黜掾於浙藩，歸而不往。
《墓誌銘》中所說的“富子”指的就是徐經，他與唐伯虎到京城後，招搖過市，過於招人眼目，加之二人言語不慎，引起了他人仇視，遭人構陷。當時的主試考官有兩位，一個是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另一個是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程敏政，考到第二場後，坊間出現了“洩題”的說法，戶科給事中華昶立刻彈劾程敏政，說他接受了徐經的賄賂。明孝宗下詔，令程敏政不得閱卷，並將他和徐經、唐伯虎一起抓緊了錦衣衛的大獄，獄吏對唐伯虎進行了殘忍的拷打，唐伯虎在《與文徵明書》中談及獄中情形時說“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洟泗橫集”，經過兩次刑訊，他的同伴徐經承受不住拷掠，認了賄賂的事。另外，孝宗命李東陽等大臣徹查此事，按明朝考試製度，考生的卷子在未揭曉前，名字和籍貫是封貼住的，當李東陽拆唐伯虎和徐經的卷封時，考校已定，發現二人都不在取中的行列。假設程敏政受賄，並洩了考題，則徐、唐二人必定中試。此外，比較可疑的十三個卷子，都非程敏政校閱的。因此，舞弊之說證據不足。最終，明孝宗批准了有司的裁定：程敏政被罷官，華昶“奏事不實”被趕出朝廷，到南京太僕寺當主簿，徐經、唐伯虎罷黜考試資格，只能為吏。
《袁中郎批評唐伯虎彙集》外集卷中有《唐伯虎紀事》一章，其中也談及了“舞弊案”，文曰：
江陰舉人徐經者，其富甲江南，六如舉鄉試第一日，經奉之甚厚，遂同舟會試。至京，六如文譽籍甚，公卿造請者填咽街巷。徐有優童數人，從六如日馳聘于都市中，都人屬目者已眾矣。況徐擁厚貲，其營求他徑以進，不無有之。而六如疏狂，時漏言語，竟坐削籍。
一個有錢，一個有才，在諾大的京城經日與名流公卿往來，自然引起了他人的仇視，焉能不引火燒身。唐伯虎在寫給好友文徵明的信中也說：“牆高基下，遂為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繁桑，貝錦百匹。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於天子震赫，召捕詔獄。”關於此事，明代筆記中頗多記載者，如《萬曆野獲編》《磯園稗史》等等，錢謙益的《列朝詩選》小序中也提及此事，所云大略出於道途，不可輕信。實際上，“舞弊案”在《明孝宗實錄》中有相當篇幅的記錄，來龍去脈相當清楚，對華昶彈劾程敏政洩題之說未予肯定。原文太長，此處就不徵引了。
關於案件中所涉的三人，程敏政出獄後憂憤不已，不久即癰毒發作而亡。徐經被黜後，精神漸頹，於正德二年（一五〇七）病卒，僅三十五歲。唐伯虎恥為吏，回到家鄉後，他的續絃夫人也嫌棄他，要他寫休書仳離，僮僕也凌辱他，昔日的朋友也躲得遠遠的，生活悲慘的不可復言，他在給友人文徵明的信中說：
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獰狗，當戶而噬。反視室中，甂甌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掇桑椹，秋有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餐，蓋不謀其夕也。
他為了活下去，曾經寄身於寺廟之中求食。
為了排遣心中的痛苦，唐伯虎寄懷雲山，翩翩遠遊，遊歷了衡山、廬山、天台山、武夷山等地，又往東南觀海，放舟於洞庭湖、鄱陽湖，踏遍了四方山河，這才回到家鄉。心靈的傷痛稍愈後，重回到詩酒花的藝術生活中。
正德二年（一五〇七），唐伯虎在桃花塢買地，建“桃花庵”別墅及“夢墨亭”，其詩《桃花庵歌》（49頁）即與此相關，其詩云：
桃花塢裡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換酒錢。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來花下眠。
半醉半醒日復日，花落花開年復年。
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
車塵馬足富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
若將富貴比貧賤，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將貧賤比車馬，他得驅馳我得閒。
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作田。
此詩堪稱唐伯虎的經典之作，尤其是“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一句，最為人所推崇。關於“夢墨亭”則出自一個故事，《堯山堂外紀》中記載：“伯虎嘗夢有人惠墨一囊，龍劑千金，由是詞翰繪素，擅名一時，因構‘夢墨亭’”。這一段記載與《紀事》文字如出一轍，可能《紀事》之文彙編自《堯山堂外紀》。
晚年的唐伯虎，生活悽婉哀涼，主要以鬻字賣畫為生，很少出門，而是坐在沿街的一個小樓裡，只要求字的人帶著酒來，就能醉飲一日。儘管如此，他的生活並不曾有絲毫苟且。他曾為此寫過一首言志詩：
不鍊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
閒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當然，在痛苦的光景之外，唐伯虎的生活並非沒有一絲亮光。在苦痛沒有襲擊他之前，他也曾與文朋詩友們度過了一段逍遙自在，宛若竹林賢人的日子。《紀事》中記錄了不少有關唐伯虎的故事，不妨引數則：
伯虎嘗夏月訪祝京兆枝山，枝山適大醉，裸體縱筆疾書，了不為謝，伯虎戲謂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枝山遽答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237頁）
唐伯虎所謂之句出自《詩經·豳風·七月》，而祝允明所答之語出自《詩經·秦風·無衣》，應答巧妙，可見二人的捷才與友誼。
伯虎與張夢晉、祝允明皆任達放誕，嘗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野寺中，痛飲曰：“此樂惜不令太白知之”。（238頁）
張夢晉即前文說過的張靈。三人如此放誕，直可比竹林七賢中的向秀者流，然駭人聽聞處過之。
吳令欲於虎丘採茶，命役齎牌嚴督諸僧，役奉牌需索。僧無以應命，役即系僧歸邑。令大怒，笞之三十，號令通衢。僧惶遽計無所出，知令雅重伯虎，厚幣求之，伯虎拒不納。一日出遊，乃戲題其枷上曰：“皂隸官差去採茶，只要紋銀不要賒。縣裡捉來三十板，方盤脫出大西瓜。”令出見，詢僧，僧對雲:：“唐解元所題也。”因大笑釋之。（239頁）
用一首詩而解除眾僧之厄，這種幽默的作風符合他的性格。
關於唐伯虎的逸聞還有不少，讀者不妨細索本書。
唐伯虎的最後一次可能的大厄在正德九年（一五一四），江西南昌的宗藩寧王朱宸濠派人延請唐伯虎入幕。他雖然是一介書生，但是卻有敏銳的政治嗅覺。到寧王府之後，很快發現這位王爺圖謀不軌。為了脫身，他就裝瘋，裸體面對寧王派來的使者，寧王覺得他並無大才，就放歸了。果然，寧王的叛亂很快被王陽明平定，參與者多罹滅族之禍。《紀事》中對此也有生動的記載：
宸濠甚慕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餘，見其所為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處。宸濠遣人饋物，則倮形箕踞，譏呵使者。返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237頁）
迴歸市肆之後，唐伯虎繼續詩酒生涯。
他取《金剛經》中“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之語，自號“六如居士”，更加的縱酒消沉。嘉靖二年（一五二三），唐伯虎在貧病交加中病故。身後留下了詩，也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書畫。他是一個和荷蘭畫家梵高一樣的畫家，生前雖然曾有浮名，然鬻字賣畫也不過勉強維持生計而已，繪畫和詩飽滿了他的精神，卻不能給他更多的改變。當時的他，並非如今人所知的他。而今，他的畫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館，他的名字也為世人所知曉，然而在舊的時代，著史者甚至不肯予千字為他單獨立傳。《明史》煌煌三百多卷，其中的將相貴族連篇累牘，而對一個藝術家竟然如此鄙棄。套用貝多芬的一句話：“世上的王子公主多如牛毛，而貝多芬只有一個。”唐伯虎，也只有一個，他並不屑於與公侯將相為伍。如他在《把酒對月歌》中所說：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長安眠。姑蘇城外一茅屋，萬樹桃花月滿天。
“唐伯虎文集”的版本形成
唐伯虎生前未編訂自己的文集，其文集的編訂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前後經袁袠、何大成、袁宏道、曹元亮、錢謙益、唐仲冕諸人之手，方有最終之集。唐伯虎的第一個詩文集為明人袁袠所編。袁袠，字永之，號胥台山人，為明嘉靖五年（一五二六）進士，少年時曾得唐伯虎的賞識，是唐伯虎的忘年交，他曾在一首長詩中將唐伯虎與建安文人與晉代高士相媲美，詩中說：“唐公七尺軀，雙瞳曄流電。逸氣騰龍馬，華詞縟雲漢”。袁袠中進士後，曾歷任多職，但因得罪權貴而被黜，遭際間著手編《唐伯虎集》，該書刊於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姑且簡稱為“袁刻《唐集》”。
袁刻本《唐伯虎集》二卷，半頁十行，行十八字。左右雙欄，單魚尾，小黑口。該書收集詩歌32首，文章16篇。何以此書規模如此之小，這與袁袠本人的編輯思想有關。袁袠雖是唐伯虎擁躉，但卻深受明代古文運動的影響，與古文運動的大將李夢陽交結甚厚，他帶著復古色彩的眼鏡來看待唐伯虎的作品，編文集時唐伯虎的很多詩都未選入。同為嘉靖五年進士的同年王格在《袁永之集序》中說的十分明白：“伯虎才甚駿，惜流落後不自檢束，大墮於樂天隊中耳，故所存伯虎作百才一二，語稍涉樂天即黜之。”這段話至少給我們三個信息，其一是“流落後不自檢束”，也就是說唐伯虎後半生的作品都未被選入，袁袠認為唐伯虎後期的作品不符合其復古要求。其二是“大墮於樂天隊中耳”，樂天指的是唐代詩人白居易，唐伯虎詩作求清新曉暢，用大量的俚語、白話入詩，充滿了爛漫色彩，但這正是復古派詬病的地方，故而袁袠在編文集的時候把這一類作品統統丟開。其三是“故所存伯虎作百才一二”，只編入了唐伯虎作品的極少一部分，也就佔其全部作品的一兩成。說的直白一點，這實際上是一個唐伯虎作品的選集，這個集子反映的是唐伯虎早期學詩為文時“擬古”的部分，完全不能反映其作品全貌。如果僅有此一集流傳，我們看到的恐怕就不是一個“風流才子”，而是一個復古夫子了。
袁刻《唐伯虎集》形同選集，編輯思想片面，頗令萬曆時期的一些士大夫所不滿，萬曆時期進士江盈科曾說：“（唐伯虎）此等語，皆大有天趣，而選刻伯虎詩者，都刪之，蓋以繩尺求伯虎耳。”這就催生了新的“唐伯虎文集”。萬曆二十年，何大成刊成《唐伯虎先生集》，此書是在袁刻本的基礎上重刻的，姑且稱為“何刻袁氏本《唐集》”。何大成，字君立，晚年號慈公，早年曾多次入京考試，但最終入闈失敗，其人生軌跡與唐伯虎極為相似，故而面對唐伯虎的作品產生了強烈共鳴，前後用時二十年搜尋唐氏舊作，於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又編成《唐伯虎先生外編》五卷（簡稱“何刻《唐集》外編”），比之袁刻本《唐伯虎集》，此次編集十分周詳，卷一收錄詩二百一十首，卷二收錄文章六篇，卷三收錄《遺事》一百零二則，卷四收錄《志傳》二十一篇，卷五收《贈答》。其中卷一、二收錄唐伯虎作品總計二百一十七篇，卷三、四、五則是有關唐伯虎的相關文獻。此外，何大成還編成《唐六如先生畫譜》三卷。這個集子為保存唐伯虎作品做出了巨大貢獻，不能說不珍貴，但失之“贅文”過多，也就是卷三、四、五中收錄的蕪雜的文獻，卷數超過了唐氏本集。
明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曹元亮刻本《解元唐伯虎彙集》四卷出版，簡稱“曹刻《唐集》”，此書由沈思所輯，版心鐫有“翠竺山房”四字。卷一收錄賦三篇，樂府、五言古詩、七言古詩共計四十五首；卷二收律詩、絕句、詞共計二百零七首；卷三收書、序、記共計十八篇；卷四收疏、啟、論、表、贊、墓誌、祭文等共計十八篇；外集收唐伯虎墓誌、傳贊五篇，《紀事》二十一則。這個本子收錄的作品包含了“袁刻《唐集》”和“何刻《唐集》外編”中唐伯虎的作品，內容更加豐富。外集所錄，頗簡明精當。
《袁中郎批評唐伯虎彙集》（以下簡稱“袁評《唐集》”）為明代文學家袁宏道所編。袁宏道（一五六八——一六一〇），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湖廣公安人。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進士，曾任吳縣知縣、禮部主事、吏部驗封司主事、稽勳郎中、國子博士等職。《袁中郎批評唐伯虎彙集》就是他擔任吳縣知縣時，收錄唐伯虎詩文所編成的書。他反對明代前後七子提出的“古文運動”，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唐伯虎與袁中郎是相通的，唐伯虎的詩歌有一種我手寫我口的意味，是生命律動的勃興。而袁中郎追求的“性靈”，與此不謀而合。袁中郎在此書的序言中寫道：“吳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專以文名；餘為吳令，雖不同時，是亦當寫治生帖子者矣。餘昔未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大都子畏詩文，不足以儘子畏，而可以見子畏；故餘之評騭，亦不為子畏掩其短，政以子畏不專以詩文重也。子畏有知，其不以我為欲吏乎？”其中，“不足以儘子畏，而可以見子畏”之句甚精闢，袁中郎不愧為文章大家。
《彙集》四卷，卷一收賦三篇，樂府十二首，五言古詩六首，七言雜詩三十首；卷二收五言近體詩十二首，五言排律一首，七言近體九十四首，五言絕句六首，七言絕句九十四首，詞三首；卷三收書信五篇（其中三篇是寫給祝允明的），序六篇，記八篇；卷四收碑銘一篇，墓誌銘七篇，墓碣、墓表、祭文各一篇，疏文、啟、論、表各一篇，贊三篇，聯句二。外集一卷，收錄閻秀卿、徐楨卿、顧璘、王世貞所撰《傳贊》四篇，《紀事》二十三則，祝允明所撰《唐子畏墓誌銘》一篇。後附《唐六如先生畫譜》三卷，卷首題“吳越唐寅伯虎輯，吳郡何大成君立校”，是唐伯虎輯錄的自南朝以來的書畫理論家和書畫家的藝術理論，有謝赫、張彥遠、郭若虛、郭熙、王維、董羽、荊浩、劉道醇、黃公望、饒自然、王思善等十一家。由此可見，此本實際上是“袁評《唐集》”和何氏《唐六如先生畫譜》的一個合刻本。
對比“曹刻《唐集》”和“袁評《唐集》”不難發現，二者在體例上有驚人的相似度，收錄篇數也差不多。袁評本實際上是在“曹刻《唐集》”的基礎上加上袁氏的評語而成的。不過，“袁評《唐集》”在袁宏道生前並未刊行，而是後來人刊刻的。
給予唐伯虎作品極高評價的另一個人是錢謙益，他在編選《列朝詩集》時選入了唐伯虎的詩七十五首，其中從“袁刻《唐集》”中僅選了十一首，另外六十四首全部選自“外集”，可見他認可的是那個天真爛漫的唐伯虎，而非學古擬古的唐伯虎。
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何大成在前人集子的基礎上又刊成《唐伯虎先生外編續刻》十二卷。之後，他重刻“唐集”，刻成《唐伯虎先生全集》二卷，《外編》五卷，《外編續刻》十二卷，《畫譜》三卷，共計二十二卷，從而構成了規模更大的“何氏全集本”。
清嘉慶六年（一八〇一），清代藏書家唐仲冕以自己所藏之“唐集”重新編《唐集》，所選底本為“何氏全集本”和“袁評《唐集》”，又收錄唐伯虎的佚詩，匯刻成《六如居士全集》七卷，共收錄作品四百九十餘篇，比之於先前之集，收錄最為完備。
近代以來周道振先生曾輯有《唐伯虎全集》六卷，吸納了以上諸本之優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曾出版此書。此外，尚有別的出版機構出版過“唐集”，不一一贅述了。
在以上這些版本中，《袁中郎批評唐伯虎彙集》是“唐伯虎文集”形成過程中的里程碑式版本，也是最為重要的版本，是研究唐伯虎生平及其藝術的重要資料。筆者所讀，即文物出版社“奎文萃珍”系列之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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