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觀念的嬗變:張賢亮小說批評之爭
張賢亮是新時期以來引起爭論較多的作家，他的作品爭論涉及婚戀倫理、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文學風格多個方面，可謂研究新時期文學批評演變的重要個案。程光煒曾提出:“今天很多對十七年、90年代、包括對當代文學的看法，都是從80年代的知識立場中孕育出來的，那裡原來有很多沒有被充分意識到和理解的所謂‘知識的原點’。”通過這些“知識的原點”，聯繫複雜的“周邊”，能夠讓我們更為清晰地把握中國當代文學。作為“歸來”作家之一的張賢亮，其主要文學創作始於70年代末，延續至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曾被稱為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爭議最多的作家之一”，將其作為“知識的原點”，透過相關爭論，對於研究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觀念和批評話語的歷史演變具有重要借鑑價值。
1.1
文學批評從爭議開始
在文學批評的道德倫理觀念和意識形態觀念演變的同時，文學批評自身的藝術標準和話語也在不斷進行著梳理和調整，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學批評尺度的變化，一是文學理論的不斷豐富。
在新時期以來的重大文學爭論中，總是會產生關於爭論本身的標準和尺度的探討。面對不斷出現的文學爭論，劉再復認為真正的文藝爭鳴“是文學藝術發展的動力工程”，應該具有真誠的態度，不應該是“階級鬥爭的策略”，不應該是“打棍子”的文風。在張賢亮的小說引起爭論之後，同樣總有批評者對爭論本身進行反思。如《寧夏日報》組織關於《邢老漢和狗的故事》的討論之後，有論者為此大加讚揚，為能夠組織公開的文學爭論而“叫好”。《靈與肉》發表之後引起爭論，有論者為作家鳴冤，明確提出“要尊重作家的創作個性”。白燁認為關於《綠化樹》的部分批評文章“超出了一般的文藝批評，而跡近於政治判決”，“繼續警惕和肅清文藝批評中的左傾思潮的流毒，仍然是今天的任務之一”。邱成學認為關於張賢亮的文學批評或帶有“左”的餘波，或缺乏勇氣，是“一種徘徊在新與舊、傳統與現實十字路口上的批評”。瑏瑠南帆從當時學界對張賢亮、阿城和張潔等作家的評論出發，反對“哨兵”甚至“憲兵”式批評，提出文學批評應該具有一定的自由和視野以及不斷探索的勇氣，主張爭鳴者的真誠、尊嚴和價值。許子東則用“圍困”一詞形容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引發的紛繁複雜的批評困境，一方面顯示了這一時期文學批評自由的爭鳴氛圍和麵對爭議作品形成的壯觀的批評成果，同時也顯示了文學批評價值標準和批評話語的迷亂，即在打破了極左批評模式之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建構過程中的無序狀態。對文學批評如何參與爭鳴的探討，顯示了80年代前期文學批評掙脫極左思維、建立公平的批評語境的強烈願望，可以說，新時期以來的多元、獨立的文學批評方式就是從“爭論”開始的。
1.2
批評標準的不斷變化
不僅批評標準和觀念在不斷尋求突破和解放，實踐中的文學批評自身也在不斷豐富自己的美學內涵，在理論視角和思想資源上不斷推陳出新。除前述兩性倫理道德和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理論突破，在文學批評自身的美學理論建構上也不斷推陳出新。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對極左文藝思想的批判和關於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歷史背景下，文藝批評中對作品的真實性和現實主義藝術特色較為重視。批評界對張賢亮的小說批評自然也免不了對真實性的討論。當《邢老漢和狗的故事》問世後，有讀者對小說中描寫的苦難生活是否符合當地社會現實而提出詰問，由此引發對小說真實性的爭論。《寧夏日報》“六盤山”文藝副刊曾組織稿件專門對此進行討論，最終是以小說的悲劇意蘊的社會效果問題結束。有論者認為他的小說是“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深化下去”的碩果;曾鎮南認為張賢亮最重要的文學價值是“深沉而廣闊地反映了時代風貌”。諸如此類，直至80年代中期，現實主義範疇的藝術探討在張賢亮小說研究中一直居於主導地位。這對把握張賢亮小說創作的時代特色和寫實風格固然有益，但過於注重歷史真實和現實效果的視角也有其侷限性，即往往容易將其與歷史或現實進行對比考證，符合歷史事實的就是好作品，否則就不成功，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文學作品的非現實主義成就。
從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文學界對“方法論”的提倡，現實主義理論不再是文學批評的主要理論資源，符號學、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等多種理論拓寬了文學批評的視野。在關於張賢亮小說的研究中，季紅真採用結構主義的方法，發現了張賢亮系列小說中勞動者和知識分子這兩個彼此參照的世界，並認為這是他總體創作的兩個基點，以此分析作家創作水平的波動和美學風格的欠缺，在當時的批評文章中顯出了作者獨到的學術眼光。王曉明和李揚從敘事學層面解讀張賢亮作品，許子東從知識分子書寫角度入手，將張賢亮的小說放置在中外同題材小說的視域中對比考察，分析評價張賢亮小說表現出的知識分子的懺悔意識。精神分析理論在80年代西方文學思潮大量湧入的時候，成為新時期文學批評中炙手可熱的理論資源，為批評家提供了進入作家文化心理和小說潛意識層面的理論鑰匙。這在張賢亮的創作和研究中得到充分展現。王一川較早地運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對王蒙和張賢亮小說進行研究，發現了二人小說中“自嘲”和“自虐”的反諷模式。李遇春將張賢亮小說置於精神分析理論的框架中予以解讀，鄧曉芒從哲學和人類學的角度考察90年代中國社會的精神境遇，認為章永璘懦弱人格的根本原因是“回到子宮”的戀母情結。
1.3
文藝批評的建立
除精神分析理論之外，在90年代以來的理論界，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和對話語、權力關係的探討也是熱點之一。南帆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福柯的權力與性的理論結合起來，從文學、革命和性三者的關係角度分析了張賢亮小說中性衝動和革命激情的“美學對稱”。鄭萬鵬對張賢亮小說的解讀也有獨到之處，他不僅看出了張賢亮小說藝術表現中的直覺藝術和存在主義特徵，同時還敏銳地發現了張賢亮系列小說中的西部文化底色，雖然論述仍圍繞文化心理和藝術特色，但視角新穎，富有創見。其他角度如對張賢亮小說語言藝術的發掘和復調理論的解讀也都具有理論上的創新。就文學批評自身來講，正是這些批評視角和批評理論的不斷開拓，建構了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的審美品格和獨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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