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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这是《三国演义》中称赞姜维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其实可以应用在宋朝以前的几乎所有朝代。在治世之中，文官群体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基础，是领兵打仗的将军所无法实现的；同理在乱世中，武将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是文官所无法企及的。可以说，文官和武将似乎是两条毫不相干的平行线。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有“出将入相”的例子。
比如汉初的丞相曹参，原本是刘邦手下的武将，但是萧何去世后，他被提拔到了丞相的位置上，照样将国家治理得很好。东汉的班超，原本也是一介文臣书生，却依然留下了“投笔从戎”的典故。由此可见，我国历史上文臣和武将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只要有必要，文臣和武将都可以实现自身身份的转化。文臣是儒生入仕之后的身份转变，而儒家“六艺”中也有强身健体的培育方向。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儒生应该是文武双全的。
宋朝建立后，为了防止武将篡权的事情重演，便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温和方式。此后宋朝也一直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地方上也通常以文臣统帅武将。文臣在总体上彻底高过武将一头，这一点的直接表现就是宋朝涌现了包拯、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等一大批的名臣，却极少有类似狄青一样的名将，读书少的入仕追求也由文武皆可变成了只求从文。进入宋朝以后极少有文臣挂帅出征、武将下马治国的例子了，文臣和武将的界限开始明确。
虽然宋朝的确不乏辛弃疾这种文武双全的奇才，但这种人才在宋朝的政治环境中，已经不可能再实现“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梦想了。在宋朝，将就是将，相就是相，文臣可以指挥武将，武将必须服从文官。所以我说，中国文官武将是从宋朝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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