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滿清誤我中華三百年?

Z在下頭很硬


中國落後世界與滿清的關係不大,1840年前滿清也是世界列強。中國落後世界的根本是土地不足人口過多,大部分民眾依靠土地而生活,沒有形成大市場和大分工,人們為生存而忙碌壓力極大大腦中的理性科學意識也無法得到開發。


大漠文哥


對這種說法不敢苟同。

輕信這種說法的人要麼是容易被人誤導,要麼是民族主義者,要麼就是不懂歷史的人。

首先,縱觀我國曆史,每一個朝代都有興盛到衰亡的過程,每一個朝代都有值得稱讚的事蹟,也有不堪回首的敗筆。而清朝也是一樣,同以前的朝代比並無特殊。

唯一的特殊的只有兩點,一個是非漢人統治,另一個就是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就是因為這兩點,才會被許多人抨擊。

我們線來看第一條,清朝統治者非漢人,這個沒錯,但卻同樣帶表了中華文明。什麼叫中華文明?難道是漢民族就代表中華文明瞭嗎?非也。代表中華文明的是我們的文化,是幾千年逐漸形成的東方文化,這種文化才叫中華文明。而我們的文化從三代之前就開始慢慢形成,幾千年來融入了很多的周邊民族的文化,最終才是現在的中華文化。

而清朝雖然是非漢族統治,但其採用的文化還是以漢文化為住,到最後完全融入到漢文化之中,與歷史上多次的民族融合沒有區別。所以,有清一帶,依然是漢文化,依然是華夏文明。那麼,何來說清朝不是中華文明?

就像一箇中國人出生在外國,長在外國,雖然他是中國人血統,但他代表的文化卻是外國文化。同樣,外國人或者非漢人,在中國成長學習,所以他代表的自然也是漢人文化。

再看第二條,如果最後一個朝代是明朝或者另外一個漢人王朝,難道就不會發生清末哪些情況了嗎?那可不一定。

中國同西方文明的落後並非始於清代,而是始於明代中後期。明代前期的發展與西方的差距並不大,可以說各有千秋,但到了中後期,受明初海禁影響,隨著朝廷中各種勢力之間的爭鬥,經濟和科技的發展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最終的腐朽也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而就算明代後不是清朝,而是換另一個漢人朝代,那麼根據歷史的規律,這個漢人王朝在2,3百年後,依然會變得腐朽不堪。這裡有很大的因素是與文明的文化有關,我們歷來是重視維護統治階級,而不重視經濟和科技。這個不能讓滿清來背鍋,因為他們實行的也是漢人文化,儒家文化。

最後再看下清朝給中國帶來了什麼。最明顯的就是今天我們的國土,雖然清末也損失了上百萬的面積,但依然要比有明時期面積大很多。因為清朝對蒙,藏等族得政策,使得他們徹底融入了中華文明。

歷史無法改變,也沒有假設,但說滿清誤我中華三百年,這完全是不負責任,推脫責任得說法。雖然清朝早期對漢人統治比較殘酷,也屠戮過漢人,但事情還是要分開來看,實事求是。如果非要說滿清誤我三百年,那就請拿出誤我三百年的證據吧,不要臆想推測。


寒蕭99


滿清作為我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王朝,離我們最近,對我們產生的影響最大,滿清王朝時期,雖開創了“康乾盛世”,但也留下了“滿清誤我中華三百年”的說法。

為何會有這麼一說,我認為當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敘述:

滿清入主中原後,由於其是偏安在東北的少數民族,統治階級的侷限性和長遠性遠遠不如我漢民族,其統治時期所奉行的政策對我中華落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傷。

一、文化壓迫——文字獄

文字獄雖然歷朝歷代都有過,但滿清的最為有名,最具有代表性。

滿清統治者為了禁錮民眾的思想,鞏固其統治,瘋狂推行文字獄,滿清時期的文字獄涉及人數之廣駭人聽聞。

順治年間,興起文字獄七次;康熙年間,興起文字獄十二次;雍正年間;興起文字獄17次;乾隆年間,興起文字獄高達130多次。而每興起一次文字獄,涉及人員都是三到九族,前前後後、上上下下達幾千人之多。

乾隆時期著名的胡中藻詩獄,胡中藻是鄂爾泰的門生。乾隆帝對鄂爾泰、張廷玉兩人在朝中結黨營私,權勢過大極為忌恨,於是興起胡中藻獄,借題發揮以打擊鄂、張朋黨。胡中藻著有《堅磨生詩鈔》,乾隆指摘詩中“一把心腸論濁清”之句,“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詩中“與一世爭在醜夷”、“斯文欲被蠻”等句,因有“夷”、“蠻”字樣,被指責為詆罵滿人。又:“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南鬥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等詩,則扣以南北分提,別有用心之罪。結果胡中藻被殺,鄂爾泰撤出賢良祠。

有些文字獄都是捕風捉影的,沒有實際依據的,但滿清統治者寧錯殺也不放過的做好,造成了很多的冤假錯案。他們不允許民眾在言語上、書面上有任何不滿,造成了滿清時期大多數知識分子為求自保,只好封閉了自己的思想,讓人不敢有輿論可言,更不要說什麼思想建議了。

根據現有史料顯示,滿清文字獄持續了二百五十餘年,幾乎貫穿了整個滿清時期。極大的阻礙了文化發展的進程,更是對文人思想的一種極端摧殘,使得整個社會思想禁錮、文化扭曲。

二、對外關係——閉關鎖國

閉關鎖國、拒絕交流是滿清對外關係的基本政策,此政策是在康熙時期形成,乾隆時期得到全面強化,直到末期被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

其中最為突出表現是實行“海禁”,早期是為了針對南明和鄭成功,但到了康熙時期,尤其是臺灣歸順以後,則就主要為了制漢防夷。

到了乾隆時期,制定了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指定了外國商船隻能在粵海關——廣州一地通商。標誌著滿清徹底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

除外,還制定了很多限制外商的禁令,禁止外商在廣州自由出入,禁止五穀、金銀、絲綢等出洋,禁止華僑歸國等等。

閉關鎖國,不讓國人走出去,也不讓別然走進來,完全阻隔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也就完全堵塞了可能給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三、蔑視科技、宮鎖西學

明末,“西學東漸”漸成氣候,滿清前期亦有延續,由於羅馬教廷狂妄地傳來禁止異端的教皇諭令,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便藉此下令禁教,將西方的傳教士連帶西學一起拒之國門之外,“西學東漸”至此被掐斷。

雖然康熙皇帝喜愛西學,也的確下功夫學過,還得到了西洋傳教士的讚譽,可康熙皇帝卻把西學鎖在宮中自己學,禁止在宮外傳播。有張成日記為證。

“他(康熙皇帝)告誡我們,不要在我們所去的衙門裡翻譯任何關於我們科學的東西,而只在我們自己家裡去做。”

一代明君,本該倡導國人學習科學技術,卻禁止洋教師在宮外翻譯西學,這又該對康熙大帝怎麼樣的評價。

乾隆對西學的態度是盲目蔑視且帶有敵意。乾隆帝認為西方現代科學技術是“異端之尤”,可以“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

在乾隆主持編撰《四庫全書》只收錄農、醫、天文、算法等少數科技外,對科技著作不收錄。在此期間,更是有兩部重要的科技著作被毀了。

  • 1、明代宋應星所著《天工開物》,是一部綜合性的科學技術著作,被外國學者稱之為“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在國內失傳兩百餘年後從國外找回)。

  • 2、明代畢懋康的《軍器圖說》,此書羅列了各種火器,圖文並舉;敘說製造、使用以及威力等。

這就是我們的康熙爺、乾隆爺對待科學技術的態度,如此的糊塗、狹隘。

四、實行思想文化專制——奴化民眾

自宋以來,封建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都推崇程朱理學,到了滿清康熙時期,更是把程朱理學推到了無可比擬的至高地位。

1713年,康熙帝命熊賜履、李光地等編輯《朱子全書》,並親自撰序言,說“非先王之法不可用,非先生(指朱熹)之道不可為。反之身心,求之經史,手不釋卷。數十年來,方得宋儒之實據。”

康熙皇帝為什麼鍾情程朱理學,是因為程朱理學使儒學走向了政治哲學化,為封建特權統治提供了精細的理論指導。

程朱理學認為“三綱五常”都是理的流行,民眾應當“去人慾,存天理”,自覺遵守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程朱理學企圖在“理”的名義下,建立起上自朝廷下至百姓一整套周密的社會秩序,勸誘讓民眾通過“滅人慾”的自我修養方法,以達到自願服從統治的目的

這樣的理論與康熙所推行滿清一族專制和皇帝集權相得益彰,正符合他們實行思想文化專制、推行奴化教育的需要。

程朱理學在經過康熙、雍正、乾隆加上他們腐儒奴化的理論,變成了毒性更強的專屬於滿清的“程朱理學”,在這種統治下,民眾只能愚忠、愚孝。

五、倒行逆施——移植奴隸制且長期保留奴隸制

《中國通史》記載:多爾袞、福臨堅持入關前落後的“滿洲籍家僕資生”的農奴制,大量的圈佔田地,逼迫民眾為奴,設立皇莊、王莊、八旗官員莊田,迫使花上百萬漢民“離其田園,別其墳墓”,“婦子流離,哭聲滿路”,生活極端困難,大量死亡·····

從上述資料可看出,滿清貴族企圖把奴隸制從滿清發祥地——東北,移植到已實行封建制兩千餘年且已經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形態的關內之地。

這種倒行逆施,雖因“逃人”問題(即漢族大量奴隸逃亡)未能得到推廣。可已存在了京城周邊的皇家田莊、王公貴族田莊、旗人田莊以及滿清貴族家內。同時,東北大部分地區長期沿襲奴隸制。

而且,還為奴隸制制定了法律,讓其得到了法律的保護。

《中國通史》記載“滿清律沿襲明律而‘參以國制’,仍然維護殘存的滿族奴隸制度,以保護奴隸主對奴隸的統治。家生奴僕及契買奴僕,須世世為奴。奴婢不能與良人通婚。奴婢毆打主人處死。但主人殺奴婢,處杖刑或徒刑·····”

縱覽我國曆史,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就已經完成了奴隸制到封建制的轉變,秦力掃六國,建立了大一統的封建王朝。滿清這一倒行逆施的行為,無論從社會形態還是各個方面來看,都是歷史的大倒退。

總結,雖然康熙、雍正、乾隆等滿清統治者,有著一些歷史功績,但這並不是他們實施這些政策的原因。整體來講,滿清入主中原,可以說是漢民族一次歷史劫難,在思想、文化、科技等方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所以我認為“滿清誤我中華三百年”沒有一點錯。


歷史長河緩緩淌


如果說是滿人誤汗,不如說漢人不爭氣!不如說是儒家文化為了保證“秩序”墮落成了統治工具,磨滅了人民的血性!

漢,這個字哪裡來?是飢餐渴飲匈奴血鑄就出來的!明朝前期騎兵(徐達等)是可以打的蒙古騎兵到處跑的……真正的原因是盛極必衰,昌平日久。儒家文化為了底層意識是閉塞,保守的,強調秩序。在治世(越發達越安和的盛世,禁錮效應越明顯)容易磨滅民族血性。

毛主席的偉大之處就在於通過運動掃除封建秩序(主要就是儒家傳統價值觀),當然這也去掉了一些好的傳承,但如果不是那樣激進的方式怎麼能破除封建兩千年的固有傳統?

中國人今天不信天,不信命,有壞處(金錢至上,物慾橫行等等),但不是如此哪有今天盛世景象,哪裡來的今天自強自立!


蓋爸早知道


因為英美都進入工業革命了,而大清仍不思進取,依然愚民、勞民、疲民,使科技不舉、工業滯後,視先進如無物,仍讓萬民留大辮子磕頭問安,立威天下,極盡個人崇拜之能事,自以為事。不能與時俱進,所以裹足不前,誤我中華三百年。



楊哥之翩翩舞


其實這個說法並不十分準確。滿清確實耽誤了中華,但是至少在疆域方面還是有很大的貢獻的。

那麼為什麼經常有人說滿清誤我中華三百年呢?

一、奴化思想,將所有人都變成了滿清貴族的奴隸,他們失去了思考行為能力,活著僅僅只是一具具傀儡。

二、文字獄興起,形成了超級嚴重的文化桎梏。縱觀歷朝歷代,基本上沒有哪個朝代的文化思想像清朝一樣發展那麼滯後,究其起因便是滿清的文字獄,給國人以嚴重的桎梏。

三、閉關鎖國,這是大家詬病滿清政府對根本原因。久居貧瘠之地的滿清貴族入關後,見到中原物產之豐富,心理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他們覺得中原物產夠豐富了,所以沒有必要再與世界溝通。盲目自信之下,便產生了天朝上國之思想,切不知此時國外正在迅速的朝前發展,中國被遠遠的拋棄在了後方。

四、極不重視科技、商業、教育的發展,使得當時的中國和國際社會嚴重脫節。


史海鉤沉


大家說的都很詳細,就清代而言,我認為都是史學者的一面之詞。誰也不能進入時光隧道回眸大清時代的景像,把真實的情景展現給後人面前,一個朝代興衰落魄和敗筆,都由其諸多的歷史淵源造成的;現實的政治經濟人文狀況,以跟不上革命的時代潮流會被唾棄自然淘汰,這就是歷史的規律。也不能把這個朝代說的一無是處,牆倒眾人推吧?就從疆域來看也是中華民族最大的版圖,總不能否認他的利家之本和成就,有一利就有一弊。拓展疆域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不能把簡單的部份統治者和官吏的揮金如土腐敗都混淆在一起吧。我認為,每一次的改朝換代可以說都是歷史的進步!


務實求誠


話說滿清入主中原滅掉了明朝,絕對是歷史上的一個倒退,讓中華民族在與世界的競爭中處於落後的位置,導致最後捱打。因為滿清在佔領天下之後,一直搞閉關鎖國的政策,世界在飛速發展的時候,中國則一直落後。



也許有人說明朝也在閉關鎖國,但是明朝的閉關鎖國和清朝完全是不一樣的,明朝閉關鎖國只是為了對付倭寇和一些居心叵測的人,同時明朝對西方的一些技術還是比較推崇的,一旦有了先進的技術都會吸收過來並且加以改良。因此即使西方某些科學技術真的超過了中國,中國也不會落後太多。



而中國可以通過仿造或者其他方式保持同西方的跟進,這樣中國在工業化時代也能夠跟上西方的步伐,這樣就能夠在東西方競爭中佔得一席之地。但是滿清不同,滿清奪到天下之後,對明朝已久的一些工業採取完全打壓的措施。這是因為滿清人少,所以對漢人一直採取提防的措施,結果導致整個國家都跟著落後。



記得西方的使者到中國來訪問的時候,看到滿清的落後狀態,簡直感覺有點不可思議。在滿清最為推崇的乾隆時代,而西方那個時候已經開啟了工業革命,飛速發展,而滿清則在一步步中走向落後。從這一點上來講,滿清絕對是誤了我們國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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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讀歷史


拋開民族這一問題不談,最直接的原因還是因為清朝將中國重新拉回了冷兵器時代。

眾所周知,近代化的槍炮等熱兵器,都是以火藥的使用為基礎的,而火藥又是中國人的四大發明之一。有人認為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只知道製作煙花爆竹,反而被外國人拿去開發殖民地。事實上,火藥早在唐朝就開始應用於軍事,宋朝更是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改良。在面對北方遊牧民族所建立的多個政權時,缺少馬匹的宋王朝還能夠堅持三百年,火藥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來自蒙古的征服者見識到火藥的威力之後,在他們征服亞歐大陸的過程中將其傳播到了歐洲。

元末的諸多起義軍中,也不乏有使用火藥的部隊,最典型的莫過於朱元璋的隊伍。所以明朝建立之後,明軍內部的火器配置率也是歷代王朝中的最高水平。明軍三大營中的神機營就是一支火器部隊。即便是到了明末,袁崇煥率領的明軍自然配備了諸多的火器,八旗軍甚至在寧遠城下被明軍火器轟得沒有了入關的野心。然而自清軍入關之後,中國火器大好的發展勢頭被強行叫停。清王朝認為祖先是騎射得來的天下,就應該以騎射為本。雖然清王朝保留了少量的火器,到已經遠遠不及明朝時期的水平。

而西方的火器,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之後,在1840年轟開了清王朝的國門,由此也開啟了中國近代的百年屈辱。我們普遍認為,清王朝的落後捱打,主要是傳統農業國與現代工業國的代差所致。然而兩國交戰影響勝負最直接因素並非文明發展程度和國家政治制度,而是軍隊的戰鬥力。清朝的八旗軍以騎射為傲,但是在西方的火器面前根本不堪一擊。至於統治階級和官場的腐敗問題,這是任何封建王朝中後期都會面臨的,因此也無需對清朝過分要求,否則也有失公允。

之所以說“滿清誤我中華三百年”,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清朝統治者開了一回歷史的倒車,將中國剛剛迎來的熱兵器時代強行拉回了冷兵器時代。試問,如果清朝依舊延續發展火器,並且打開國門與西方世界交流溝通,近代又豈會有這百年恥辱?不可否認的是清朝為中國的版圖奠定了基礎,但是也同樣割掉了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甚至連在後面起步的日本也在甲午海戰中擊敗了中國。


百曉生侃中國史


滿清誤我中華三百年?這個說法先不論是不是正確,我們先推論一下這個說法為什麼會出來。

這是因為近代中國受到了西方列強的欺負,割地賠款,民族尊嚴被打到了谷底。

那我們應該找中國落後的原因啊!

西方列強打到中國面前的時候,中國相對於西方的落後,是全方位的。

  • 軍事上:西方是堅船利炮,我們是刀矛弓箭的原始組合;

  • 體制上:西方是工業與商業立國,我們是農業立國小農經濟限制商業;

  • 社會氛圍上:西方是基於自由社會的工業大生產,我們是專制主義下的人身限制。

那麼請問:中國的專制主義、小農經濟、大刀長矛弓箭,這些組合是滿清原創的嗎?都不是。

那麼這些東西是從哪裡來的?是從明朝繼承來的。

那明朝又是從哪裡學來的?從元朝繼承來的。

那元朝呢?是從宋朝學來的。

那......

哦,原來是秦始皇搞的這一整套落後的玩意。

好,找到根源了。原來滿清只耽誤我中華三百年,而秦始皇這個始作俑者卻耽誤了中華兩千多年啊!

第一重邏輯推演到此。

我想大家應該能看明白:

滿清所奉行的一整套制度,正是中華兩千多年封建專制社會所形成的制度,不是滿清憑空強加在中華頭上的。

下面說說第二重邏輯。

有的人強調:滿清入關打斷了明朝中後期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否則中國也能發展成資本主義,甚至能搞出工業革命。

下面我分幾點論述一下上述看法的錯誤。

首先,明代中後期的手工工場,由於各種因素的制約,其規模自始至終沒有擺脫小家庭生產的規模,它僅僅是封建小農經濟的補充,而不是新的生產關係。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應天巡撫曹時聘去考察了蘇州的手工業情況,隨後給朝廷上了一份奏疏:“郡城之東,皆習機業”,這個機業,就是絲織手工業。“家杼軸而戶纂組”。 這是說城東大部分家庭都從事絲織手工業生產,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奏疏中接著說到:“臣所睹記,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這裡我們看到,當時機戶是數千,而機房罷則織工失業者也是“數千人”,機戶與織工的人數相當,平均每戶僱傭的人數也就在1~2人左右,這種生產規模非常小。

而比這早100年的英國,就有在當時來講規模巨大的集中手工工場。16世紀初倫敦西部紐伯利的商人約翰·溫奇庫姆,有首民謠這樣唱頌他 : “一屋寬且長,織機二百張。織工二百人,排列成長行……旁有一巨室,女工共百人……附近 又一室,少女二百人……” (週一良、吳於廑主編:《世界通史參考資料》中古部分)

與曹時聘報告大約同時,17世紀初英國格洛斯特有207個呢絨商,他們向總數10.7倍於己的織呢工、漂呢工、染呢工、剪呢工及其他各類紡織工提供工作。(裡普利:《村莊和城鎮:1660-1700 年格洛斯特腹地的職業和財富》 )

小結一下,明朝中後期的手工工場,規模極小,以小家庭生產為主,只是封建家庭生產的補充,根本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其次,明朝中後期的商人,賺錢的目的並是擴大再生產,而是買地、買官。

馬克思在對西歐手工工場考察後,得出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對商品與資本的處理方式:資本——商品——資本。資本家對於賺來的錢,都是繼續投入擴大再生產,以製造更多的商品,賺取更多的利潤,其最終目的是追求更多的剩餘價值。這才是資本主義。

而明朝的商人呢,他們賺錢後是投入擴大再生產,還是拿錢幹別的?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中提到,商人資本對土地市場的介入日益積極,庶民地主大大增加。

富商置地,更多的是出於“以末求富,以本守之”的目的,而並非進一步追逐商業上的盈利。如紅樓夢中秦可卿對王熙鳳所說的那段話:

“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趕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周流,又無爭競,也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罪,己物可以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紅樓夢》,第十三回)

這裡把商人賺錢之後愛買地的原因說的一清二楚。

除了買地之外,商人花錢另一個地方是買官。

整個明朝都提供捐納入仕的途徑。花錢可以買到散官、文官等,成為生員吏員之後,可以享受身份帶來的特殊利益。

富商一般多捐納冠帶、散官。冠帶即有官之資格,並無官之實任,即所謂“冠帶聽選”或“冠帶未仕”是也。義官及冠帶、散官雖是身份和社會名譽地位的象徵,但對富民或商人來說,捐納可以進入仕途、獲得顯赫的社會地位。如官宦子弟納粟授散官。

《嘉靖太康縣誌》記載,成化二年,通判張紀之子張播、騷壓劉榮之孫劉紀、知縣萬貝族侄萬漁等納粟授七品冠帶、散階承事郎。

弘治《句容縣誌》載“張銘福,鉅富,江彥璽,家富饒,勤於農商王道通,勤商儉以致富盧佔廷,以商致饒。凌宗崇,家富”等,這些富商通過納粟獲得冠帶。這些均納粟為冠帶義官等。

此外,社會地位及榮譽的吸引,也使得富人競相捐納。天啟三年(1623年)五月,戶部刊發書冊,內開通行省直義助東征銀兩,“生監儒吏軍民人等助銀五百兩以上、粟一千石以上者,許領救書一道,撫按衙門轉行,有司備羊酒導送,族表其門,仍許建坊,入志以傳永久”。

至此小結一下,商人賺錢後,用來買地、買官,這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追求的是更多利潤,賺錢之後會繼續擴大再生產。

如果認為把錢投入土地、官位也看作是資本主義的話,那中國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了。

第三,明朝中後期的手工工場沒有形成新的生產關係

嘉靖時,在蘇州的紡織業中,出現了許多資金量大、僱傭工人較多的機戶。蘇州府長洲人陸粲的《庚巳編》中記載其里人鄭灝“家有織帛工及換絲傭各數十人”。浙江人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記載蘇州富民潘璧成時說“潘氏以機房織手發家,始大富至百萬。”

以當時眼光看,他們的手工工場規模不小,僱傭的工人數量也不少,資本也算雄厚。但是,依靠手工工場致富的富商潘璧成,命運多舛,最後被弄成牢獄之災。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政治對所謂新興的依靠手工工場發家的富商,是起約束性作用的,而不是鼓勵。

當時手工工場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不但一般人感覺不到,連最敏銳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沒有特意提出。

比如王守仁、李贄、徐光啟、宋應星、張居正、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沒有提到由此(即資本主義萌芽)而引起的社會變動。相反,在他們的著作中對經濟論述較多的仍是重本抑末、減賦節役等其它方面。

這些都說明了當時的手工工場並沒有給社會帶來變化和影響,它只是封建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或者說另一種表現形式,而並非是一種新的生產關係。

今天我們所謂的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實際上是後代學者以西方觀點套用回去的。

本段結論是:明朝中後期的手工工場,並不是自由市場經濟下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而仍然是中國封建經濟的補充。因此,明朝中後期沒有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

而中國沒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就無法靠中國自己產生工業革命。

下面再說說第三重邏輯。

上面兩點被否定之後,有人接著會說:

如果不是滿清,而是漢人建立政權,那麼漢人開放好學啊,即使自己產生不了工業革命,漢人政權也能很早就向西方學習工業革命。

首先,漢人政權並不一定就天然開放。

明朝就是一個例子。立國不久就開始海禁,等到朱棣上臺之後開始派鄭和下西洋,搞了二十多年。但是,朱棣對海洋的理解是錯誤的。純粹燒錢誰都會,但是要從海上把錢掙回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明朝沒做到。

不但沒做到,反而人亡政息。朱棣一死,航海事業停止,連鄭和的航海圖都被朝廷燒了。接下來就繼續海禁。禁來禁去,禁出了一堆海盜。

好不容易有了隆慶開關,而實際情況呢?是僅僅開了一個福建月港,還每年限制船隻的數量110艘。我記得一個數據,月港一年的海關關稅收了2.9萬兩銀子。接下來就這麼耗到明朝滅亡。

誰說漢人政權天然就開放的?

其次,漢人政權也不一定好學。

還是以明朝為例。

西方的耶穌會士早在1565年就到了澳門,並請求進入明朝。耶穌會士在澳門有8名傳教士,他們的會長弗朗西斯科·派瑞斯與1565年向廣東巡撫衙門申請在中國正式開教,但被明朝拒絕了,3年後他們的申請再次失敗。耶穌會士直到1583年才被允許在肇慶建一所天主教堂。

近20年時間過去了,才同意與耶穌會士進行認真的接觸,這能算好學嗎?

從那之後,進入明朝的知名耶穌會傳教士有:利瑪竇、範禮安、羅明堅、安文思、龍華民、熊三拔、艾儒略、湯若望等。1580-1640年間,有323條船載有來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但其中有70條船失事,代價不菲。

後來,葡萄牙和耶穌會進行過兩次抗清援明的努力。

第一次,澳門準備了30門紅夷大炮和100人的火槍隊,但未能成行

1621年,明朝與滿清經過撫順之戰、薩爾滸之戰、開鐵之戰的接連失利後,瀋陽與遼陽也丟了。當時明朝官員如徐光啟等早已瞭解到葡萄牙大炮的威力,於是力請使用紅夷大炮幫助守城。

1621年,在徐光啟、李之藻等人的努力下,朝廷同意向澳門尋求幫助。

當時的荷蘭已經在東方海域開始威脅葡萄牙人。但澳門當局評估局勢後認為,暫時無礙,因此就極力滿足明朝的需要,同意提供30門紅夷大炮以及炮手,另外還派出一支100名滑膛槍手組成的火槍隊,隊伍首領叫洛倫佐·李斯·韋利奧(Lorenzo de Lis Veglio)。

但是,這個行動很快就被人阻止了。

魏忠賢的老師、閹黨干將沈㴶一直仇視耶穌會,而且對於不是閹黨的徐光啟等人處處排斥打擊。此時的沈㴶,在魏忠賢的幫助下成為了大學士。他藉口天主教的聖母畫像與白蓮教類似,說天主教就是白蓮教的另一個名字,因此,澳門支援明朝的大炮和火槍隊沒能成行。

第二次,澳門200人的援明火槍隊,依然未能成行。

1630年1月,崇禎帝命令徐光啟和李之藻按照歐洲的模式訓練軍隊。皇帝同意他們二人再次提出的尋求葡萄牙人幫助的事。澳門方面送來了2門紅夷大炮和6名炮手,還有幾支毛瑟槍,領隊的葡萄牙人將領叫公沙的西勞(Gonzales Texeira Correa),耶穌會士陸若漢(Joao Rodriques)隨軍作為翻譯。這支小隊剛到涿州就大顯身手,他們用大炮和火槍協助擊退了滿人。當時公沙的西勞感覺很好,就請求再調300名火槍手來,並信心十足地說:用這種毀滅性的打擊讓滿人不敢再來中國。

朝廷同意了。

於是澳門方面有200名士兵整裝待發,這些士兵大多數是在澳門的中國人。他們都是訓練有素的職業軍人,每人還配有一名僕人。他們從澳門向北進發,一路到達了江西。

結果在江西出了問題。

因為廣東商人擔心葡萄牙人立功,之後會借勢把葡萄牙與中國的貿易權從廣州一地擴展到明朝的各個口岸,這樣廣東商人就失去了獨佔的利益。因此廣東商人湊了一大筆錢,賄賂了京城的閹黨殘餘官員。結果這些官員讓崇禎帝相信,擊退滿人並不需要葡萄牙人的援助。崇禎帝優柔寡斷的性格起了作用,就下詔讓這支部隊返回澳門了。(本段大意引自美國鄧恩所著《一代巨人》第十三章)

小結一下本段:

明朝很有機會把握與西方的交流的,可以早早地就與西方最先進的科學進行對接。但是可惜,明朝根本不願意與耶穌會士深入交流,也注意不到其背後代表的是什麼力量。

從葡萄牙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到崇禎帝時期,已經近50年。這50年學到了什麼?似乎沒有。大炮、火槍等,並不比滿清先進。至於歐洲的社會情況、政治制度等,統治者也沒有興趣瞭解(利瑪竇求見萬曆,結果萬曆不見)。

耶穌會士和葡萄牙當局願意幫忙抗清,但是兩次都因為中國漢人的內鬥而不能成行。

反倒是後來的康熙,虛心向耶穌會士學了很多東西。

因此,漢人政權一定開放好學也是個偽命題。

結束語

滿清是中國古代專制王朝社會形態的終極完成態。

它繼承了中國2000多年專制王朝的經驗和智慧,把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擾亂政權的因素基本杜絕了,沒有權臣、沒有武將造反、沒有外戚奪權、沒有宦官干政。

看待滿清,只能以中國古代王朝的標準看它,而不能以西方列強的標準要求他。中國與西方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環境不同,怎麼能要求它與西方結出一樣的工業果實呢?即使不是滿清,而是漢人政權,其與滿清相似的概率都是極大的。

現在歸罪於滿清,那是推卸責任,強求祖宗。

而且,滿清奉行中國文化,比元朝要徹底得多,滿清的皇帝們整體上也勤勉節制得多,按照中國儒家對帝王的要求,他們總體上做得更好。但只是對比對象變了,滿清趕上了劇烈的“古今之變”,這是他們自己所無法左右的客觀現實。

今天,中華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了,不要在中華內部搞漢族與少數民族的無謂紛爭了。而且多數是發洩情緒的文字,並不能做到客觀中立地看問題。

關於滿清自身的功過是非,我在另一個問答裡說了很多,歡迎圍觀(該回答目前點贊數223):“滿清誤國三百年”這個說法到底對不對?https://m.zjurl.cn/answer/6712300467470205198/?app=news_article&app_id=13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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