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哲（北京四海孔子書院院長）
疫情居家，重溫秘魯前總統阿蘭•加西亞先生2014年出版的《儒學與全球化》（中文版沈慶譯）深為其諸多觀點讚歎並感動。結合自己對儒學的學習，簡述其觀點與自己的看法。
阿蘭• 加西亞先生1949年生，法學博士、政治家。36歲當選秘魯總統，成為秘魯獨立以來最年輕的總統。16年後，52歲再次當選。他曾先後七次訪華，受到領導的接見。他在同中國的深入接觸中，對中國的發展模式有深入的理解和認同，他個人不僅以鄧的追隨者自居，還多次在演講和文章中稱讚中國，認為中國應成為秘魯社會發展的榜樣。
阿蘭•加西亞先生在《儒學與全球化》序注中提醒讀者注意閱讀本書的難度。他言不管採取何種方式，都能使你領會本書的宗旨：“理解中國，以藉助其巨大的引力”。聯想到當下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高光關注”，我對加西亞先生的這個觀點深表贊同。縱觀當下，且不說妖魔化中國，單就讀不懂甚至誤讀中國的現象著實令人擔憂。對中國而言，向世界說明中國，講好中國故事，擴大朋友圈，講清楚說明白仍任重道遠。
《儒學與全球化》導論中提到“近30年來（實際應是40年來），世界經歷了兩大發展進程，二者彼此依存，開啟了（人類）社會歷史的新篇章。第一個是“全球化”進程。第二個是“中國形象與引力”。中國已成為一個“世界級國家”。
何以故？在眾多原因中，加西亞認為有一點是根本性的：“中國具有一種“基本人格”，一個綿延千年的文化，一個歷史悠久的政治制度。”這正是本書要展現的主題。
加西亞說：“中國以一種巨大的吸引力展現於世界舞臺，以至於選擇購買中國產品，抑或選擇將本國的產業遷至中國，己經成為管理世界經濟的關鍵要素之一。
不可否認，這種經濟現象產生了雙重效應。一方面，中國的增長對於負債高、競爭力低的國家來說負面影響確實存在，但另一方面，對其他經濟體的積極影響卻非同小可。由於中國的生產規模可觀，機械設備價格低，導致世界其他地區的生產成本下降。加西亞說，拉丁美洲最近10年（應是20年）取得的增長，大部分原因與中國有關。儘管如此，拉丁美洲與中國的貿易額迄今只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1%（這是2014年前的），十年（實際是二十年）前中國在拉美大陸投資只佔中國對外投資的1%。未來隨著中國發展，中國資本將啟動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大週期。加西亞提醒，由秘魯發起的太平洋聯盟成員國應深刻領悟中國進步的意義所在。
針對西方對中國分析的差錯，加西亞認為是對中國進步的詮釋過分侷限。大多隻限定在經濟領域，如商品貿易數量。事實上，“中國現象”具有重大意義，本身完全是一種文明的發展。他說如果西方不能深刻理解這一獨特現象所顯現的歷史和文化因素，不理解中國進步的根本原因在於傳承了千年的中國基本人格，以及首次面向世界情況，還有對關鍵元素不甚瞭解，繼續盲目行事，也就不會選取必要的適應措施，以應對中國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趨勢，當然也無法阻擋中國的進步。
其實，對國際上無論是唱盛中國，還是唱衰中國，我們都要保持清醒。這讓我想起8年前在美國夏威夷大學訪學時曾兩次拜訪美國東西方中心，該中心隸屬美國國務院，是典型智庫，有眾多亞洲研究課題，中國研究在其特別項目部中，參觀交流後，我發現他們對中國經濟、社會、公益、環保等高度關注，都有獨立或合作課題。卻獨對中國文化缺乏研究，該部門負責人範克柔女士早年曾在紐約大都博物館接待過鄧訪問，後來也曾陪同美國財長保爾森來北京與江見面，多次深入雲南作生態與環保研究，一口流利中國話，對中國友善且資深。我向她和她的中國同事建議，要想讀懂中國，若缺失了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背後的文化與歷史研究，恐怕呈送給國務院與國會的研究報告不一定能起到促進對華正確決策作用，甚至會有誤判的風險。後來，在一次北大杜維明先生家中拜訪得知，杜先生早年曾在該中心創立“文化中國”研究項目，可惜後來杜先生離開了，項目未能繼續。好在該中心非常重視中國研究，5年前又與北大合作特設北京辦公室，我應邀參加開幕並贈由孔德成先生簽名的用論語的字畫成的孔子聖像。希望以孔子為紐帶，多研究中國經典與歷史。
加西亞提醒西方，要理解“中國現象”的本質，就應當深刻分析中國政治和文化的歷史。不能把中國的歷史囿於1976年的變革，而要以那些構建深奧的“中國特性”的基本元素，或中國傳承千年的文化為出發點，去詮釋歷史。只有這樣，才能理解中國。我對此觀點深表贊同。
馬克斯•韋伯在其鉅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詮釋資本主義精神蘊藏在“時間即金線”的觀念之中，金錢越多，就意味著“為上帝增益榮耀而效勞是值得的，避免了虛擲時光”。對於新教徒，勞動是對信仰的一種肯定，是一種禁慾方式，一種道德教育，不能與豪華和奢華混為一談。並援引理查德•巴克斯特《基督教指南》一書的說教：“期待自己一貧如洗不啻是希望自己病入膏肓。上帝指明瞭致富之路，誰不遵循，誰就不是上帝的僕人”。
在韋伯看來，按照這樣的思想，新教徒，達爾文主義者和清教徒是誠實勤勞的資產階級，是他們推動了西歐和北美的發展。這是韋伯的中心命題。然而，加西亞指出，韋伯所做的努力的缺陷，在於其根深蒂固的優越種族中心論。他開篇就指出，“只有在西方，科學才真正處在我們今天認為有效的發展階段上”。甚至不惜說，除了西方之外，“不存在理性法學”。韋伯在結束其鉅作時，思考過他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已不再需要禁慾主義，曾自問：“誰來生活在這個鐵籠裡呢？”他說：“在其發展程度最高的地方，比如美國，追求財富已經失去了宗教和倫理的意義，相反正在日益與純粹世俗的情感結為一體（你人的私慾），從而實際上往往使它具有娛樂競賽的性質。沒有人知道未來誰將生活在這個鐵籠裡；在這場巨大的發展告終時，是否會出現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是否會出現舊觀念，舊理想的大復興？”
對此，加西亞先生的回答是：“那麼好吧，當今資本主義如何增長，世界生產如何發展，大部分答案要由韋伯知之甚少的中國文明和儒學倫理來作出回答。也許，用中國文明和儒學倫理能夠回應韋伯在書中最後所表達的憂心忡忡的心情。”
加西亞說，目前，西方關於中國現象及其未來的種種探討和解釋，都是從商品角度出發，既未研究儒學，也未領悟中國象形文字流傳千年的意義。中國人至今還可以閱讀孔子及弟子兩千多年前書寫的手稿。相反，西方几乎沒有人能夠做到去閱讀亞里士多德的文章。中國在一個不斷尋求統一的行動之中，將以其富有生命力的倫理和經久不衰的文字視同為文明和民族國家。
加西亞說， 如今，我們對中國之所以驚歎不已，是因為中國通過商品貿易第一次擴展其儒學文化或使其“全球化”，通過儒學文化為其所向披靡再次出現在世界舞臺上開闢道路。簡言之，中國攜其文化和集體生產一起走向了世界，這在人類史上尚屬首次。迄今為止，影響後果巨大，時間越長，影響後果越難以估量。
我贊同加西亞強調西方應對中國文化進行分析，舍此不但無法藉助中國的發展進程，還會使本國的政治和社會體系受中國速度的影響而左右。認為中國產品價格是人為的或是為了傾銷的，就以保護主義措施回應，如提高關稅或懲罰中國產品，這樣做是不正確的和失去理性的。中國不可能對世界其地區的消費補貼長達30年之久。
總之，由於中國積累了龐大的出口生產能力，中國也造福於他國人民，購置商品、礦產初級原材料和糧食，以廉價工業品進行交換，中國必不可少的就業崗位增加了，其貿易結算也獲得順差盈餘。
加西亞重申，假如沒有中國因素，就解釋不清楚最近幾年世界增長的主要原因。假如沒有中國生產活動帶動全球金屬價格的提升，世界大部分國家獲得的增速就不可能實現。同時，中國的資本和製成品又反哺了市場。這是第二次良性循環，這次是向外。
確如加西亞所言，中國的發展對世界其他國家的需求越來越高，近幾年中國倡導一帶一路，發起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在上海舉辦進口博覽會等就是例子。
加西亞書中另一個主題是，在兩千五百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始終堅持把儒學的倫理準則及哲學觀念，作為維護持續穩定的元素。概而言之，這些元素就是：將自然視為流動、安定、孝順、遵守政治制度、中庸、和諧、形式規範和禮儀。
這些觀念除了作為實現集體行動的工具，也作為進行倫理教育、精英選拔考試和任人唯賢的核心價值觀，還是維護政治團結、保護家庭財產和反對國家壟斷的手段。千百年來，中國文化的強度和表現水平有所不同，但其主要的核心構成是“五經”與“四書”。
有趣的是加西亞特別提醒，在“儒學思想”這個大概念裡，也包含來自於道教和佛教的一些彼此互動的觀念。中國的全部文化中，每個觀念與其他的觀念總是共存並互相影響。
儒學闡述了中國文化能傳承千年的實質。加西亞認為，儒學過去和現在之所以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是因為儒學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屬於中國的。因此，儒學思想是中國“基本人格”的主要描述，是幾千年以來被所有王朝認作是中國人的文化和行為的最佳概述。如今亦然，並舉例介紹儒學的經典書籍銷售數百萬冊，政府頌揚的“和諧”與“團結”。
當然還不止於此，還有新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
加西亞聲明他不是純“文化主義”研究，不是從某些思想或價值觀出發去評價現實。他的研究方法是，對長時段歷史理性空間，對造就中國人、確認是具有鮮明中國人的特點的物質和觀念的核心，進行現實主義的分析。加西亞認為，儒學思想提出的諸多重要原則，是整體而又全面且不失協調的，務實而非思辨的想入非非，累積而成且非一成不變的。當下的中國正在重新發掘儒學思想中的精華。正是這一點使得中國飛速前進，並能說明中國與西方的差異與差距所在。
加西亞認為，儒學意味著人的自然理解力的解放，家庭和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在這方面，鄧通過個體和集團利益的關係，再度發掘出人類精神不容否認的自然特性，稱之為解放生產力。為此，他解散人民公社，將責任迴歸給家庭所有，允許建立農產品市場。之後，歡迎外國投資，開啟政治改革之路，激活了隱藏在中國社會深處百分之九十的群體的生命力。……
2014年9月2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孔子誕辰2565年紀念大會上，他應國際儒聯邀請來京出席，發表儒學與全球化主旨演講，領導會前接見了他。我有幸現場聆聽了加西亞先生的簡潔有力又極富感染力的演講，印象深刻。同時也聆聽了領導圍繞孔子誕辰作的中華文化與世界和平發展重要講話，倍受鼓舞。
6年後，再次拜讀《儒學與全球化》，對加西亞先生從“中國現象”入手分析儒學在中國傳承千年的歷史原因，進而抽象出“中國性格”及其構成元素。又從形成中國人性格的“文化基因”著手，在分析中國文字與西方字母形成中西不同思維及文化差異，尤其是西方對中國理解的偏差與不當對待，這對讓世界認識中國以儒學為主幹和底色的文化特質與優勢，以及儒學與全球化進程的契合與鞏固，無疑是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最後對他的斷言：“儒學不僅不會銷聲匿跡，還會將因其優秀的品質伴隨中國再次走向世界”而擊掌讚歎。堅信，儒學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今天的儒學更應是世界儒學。中國與世界也從未像今天這麼緊密且息息相關。
不禁想起近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博士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一段講話。他說：“我對中國的稱讚是實至名歸的，我還將繼續讚揚中國。我會稱讚任何從源頭上大力抗擊疫情從而保護本國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價的國家”。
15年前，我曾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樓做過一次演講，其題目是：“人類的孔子，永恆的論語，人民的大學”。這與加西亞先生的“儒學與全球化”，譚德塞博士的“我還將繼續讚揚中國”，其心情是一樣的。在此，由衷向加西亞先生，譚德賽博士致敬。
想到今天的中國，無論是發展還是責任，均已進入世界舞臺的“高光時刻”。加西亞在充分肯定中國發展前景的同時，還提出理解中國，以藉助其巨大的引力，並與中國共同增長的主張。我對此完全贊同。
面對當下新冠肺言洶湧疫情，中國舉國之力共克時艱，近期看到世界各國政府、人民及政黨紛紛支援與慰問。這讓人不由自主的期待，春天來了，疫情之後，再次重逢的中國與世界，敬天愛人的儒學與人與萬物互聯的全球化，應會是一個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彼此理解，相親相愛，生生不息的命運共同體。
馮哲於西元2020年2月20日，孔歷2571年正月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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