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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战国时代开时分开的。

春秋以前，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统治机构，官是文武不分的，国君之下，设卿、大夫。卿、大夫既是行政官吏，也是率兵征战的指挥官。政权、军权集于一人之手。如晋国的中军，既是元帅，又是执政的上卿。楚国的令尹，既是主政，也是统兵的元帅。

春秋后期，即开始出现文武分官的苗头。战国时，各国在国君之下，分设相与将，作为百官的首脑。百官也按职分为文官、武官。武官是专任军职的，文官是专司政务的。

文武分职，是适应国家政治、军事事务日益复杂和需要不同的专业知说能力而产生的，也是新兴封建君主集权统治的一种法术，它可以使大臣的权力分散，从而可以互相制约，便于国君加以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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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这是《三国演义》中称赞姜维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其实可以应用在宋朝以前的几乎所有朝代。在治世之中，文官群体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基础，是领兵打仗的将军所无法实现的；同理在乱世中，武将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是文官所无法企及的。可以说，文官和武将似乎是两条毫不相干的平行线。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有“出将入相”的例子。

比如汉初的丞相曹参，原本是刘邦手下的武将，但是萧何去世后，他被提拔到了丞相的位置上，照样将国家治理得很好。东汉的班超，原本也是一介文臣书生，却依然留下了“投笔从戎”的典故。由此可见，我国历史上文臣和武将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只要有必要，文臣和武将都可以实现自身身份的转化。文臣是儒生入仕之后的身份转变，而儒家“六艺”中也有强身健体的培育方向。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儒生应该是文武双全的。

宋朝建立后，为了防止武将篡权的事情重演，便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温和方式。此后宋朝也一直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地方上也通常以文臣统帅武将。文臣在总体上彻底高过武将一头，这一点的直接表现就是宋朝涌现了包拯、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等一大批的名臣，却极少有类似狄青一样的名将，读书少的入仕追求也由文武皆可变成了只求从文。进入宋朝以后极少有文臣挂帅出征、武将下马治国的例子了，文臣和武将的界限开始明确。

虽然宋朝的确不乏辛弃疾这种文武双全的奇才，但这种人才在宋朝的政治环境中，已经不可能再实现“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梦想了。在宋朝，将就是将，相就是相，文臣可以指挥武将，武将必须服从文官。所以我说，中国文官武将是从宋朝分开的。

百晓生侃中国史

关于文官武将是何时分开的，一直存在争议，因为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则是认为战国时期分开的，另一则认为是春秋时期分开。

文官武将的分开不是一时，而是经过各个朝代的修正，才进一步的把文官武将分工明确。

最早的记载是黄帝时期就出现了“司马”这个官职，比较著名的是大司马：容光。根据古籍《黄帝录》记载：“黄帝坐于元扈之阁，与大司马容光，左右辅周昌、史官仓颉等百二十人临之，凤衔图至帝前，黄玉为匣，署曰：‘黄帝诏司命集帝行录’”。

但这也只是记载了武将的官职名称，关于文官武将分工明确并没有说明。

虽然在后来夏商周三个朝代，文官武将分类别称了，却又有文武一体的官职：“卿、大夫”，“大夫”这个官职即可以参与政事，又可以奉命率兵出征。

历史上的北制之战就有很多“大夫”奉命率兵出征的例子。

也就是说在北制之战中，郑庄公派大夫祭足等人率兵攻打燕军，而“大夫”一职就是文武一体的官职。除此之外，《左传》里面还有更多的类似记载，这里不再一一列出。

其它类似的记载还有西周时期的周公旦，我们都知道，周公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同时又是军事家，他除了制作礼乐之外，还多次奉命率兵前往平复东夷叛乱，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等。

这些都足以证明虽然设立有专门的武将职位，但是文官依然可以率兵打仗，文官武将的分工并不明确。

而军事官职中的“司马”虽然是平日里掌管着军事行政，却没有率兵的权力，战争的时候，帝王要临时任命，战争结束后，兵权还是要上交回去。

到了春秋时期，各国争霸，在军事力量方面就需要强化，各国的君主也成了军队的最高统帅，经常亲自征战沙场。但在各大战役中，仍然有文官率兵的例子：比如柏举之战，吴王率文臣武将击败了楚将尹子常、沈尹戎和武城大夫黑及大夫皇率领的楚军。

之所以有学者认为文官武将的分离是春秋时期，那是因为在春秋末期废除了世袭制。所谓世袭制就是古代帝王逊世之后，会将名号及爵位等，以传宗接代的方式让自己的后代子孙继承。

而废除世袭制之后，实行了以军功的大小来选拔将领，他们平日里只操心军事行政，从此文官参与军事的事宜逐渐减少。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是从战国时期，文官武将才开始分工明确。

并且，战国时期取消了分封制，想要封爵就要以战功选拔，这也出现了历史上不少的名将，比如孙膑、白起、廉颇等专业军事人才，才能发挥更好的战绩。

与此同时，朝中的文官也不再领兵作战，参与军事，只管理朝中事务。由此可见，有学者认为战国时期才是文官武将分开的时期，也为合理。

结语

本人是倾向于战国时期文官武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开。所谓的文官就是担任朝中文职，武将就是将军、统领，二者互不相干，各司其职。

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逐渐增大，士兵的人数也逐渐增加，需要有作战经验丰富和有能力统领、训练士兵的人来领导。如果把一个文官又派去管理士兵，处理军事上面，多有不妥，毕竟对作战策略不精通，战役失败，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

所以各司其职，擅长什么就安排到合适的官位上面，这样才会发挥的更好。俗话说得好：“人各有所长”，一个人不可能哪方面都强，能文或能武，有一方面擅长就可以。就算是能文又能武，但精力有限，而且这类人才非常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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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将入相”是古代每个为官者的崇高理想，但历来能达到此成就的屈指可数。在我们现在的观念中，文官、武将各有统属，泾渭分明，但在最开始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最早期的时候，是“军政合一”的。即大臣平时处理政务，战时领兵出征。

文武不分职

文武不分职指的是军队的高层而言，因为自商周以来，军队的中底层已经有专门的官职来处理日常事务。而且，不光是军队的高层不分职，那时的天子、诸侯也是亦文亦武，平时治理国家，战时率领军队前去作战。比如齐桓公曾带领军队打跑犬戎，晋文公曾带领军队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

商代处理日常事务的官职有“师”、“马亚”、“多射”等官员。到了周代，则有“师氏”、“虎臣”、“司马”等官员。这些官员执掌一般的军事事务，使得军队能保持相对稳定。

当年周王室和郑国交恶，周桓王带领军队前去攻打郑庄公，周桓王本人带领中军队伍。后来，周桓王被郑国军队的祝聃射中肩膀，但仍能带领中军队伍有序撤退。由此可见，周桓王也是能文能武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受制于商周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与当时的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社会状况是一致的，这也就造成了文武不分职的传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战斗的增多，文武职官权限开始逐渐分工明确。到了春秋晚期已经开始萌芽，战国时期文武分职、将相分权则全面形成。

各国卿将合一的情况

正因为文武不分职是社会长期的惯性，这在春秋早期的诸侯国中，都有着明显的体现。各诸侯国基本都实行“军将皆命卿”的制度，政务和军务统一。

各国的正卿或上卿，平时帮国君处理政务，战时就是战场高级指挥官。如此，则构成了以国君为核心、卿将合一的军事指挥体制。

在当时的环境下，军队高级将领基本由卿来担任军将。在军将之下，再设置司马、舆帅、侯正、亚旅等官员。如此一来，形成了司马等基层官员向军将负责，军将向国君负责的指挥系统。

当时的大国齐国，国内以国、高二氏为“二守”。因为他们帮助齐桓公登上了国君之位，为了酬谢他们，在他们本来的卿的身份上，齐桓公又让他们分别带领上、下两军，齐桓公本人则直接带领中军。

晋国经过晋献公之后，国力也得到长足发展，由一军而发展为二军，晋献公自领上军，太子申生领下军。等到后来晋文公即位，扩二军为三军，晋国的“六卿”分别担任三军的将佐。后来三军更是扩展为六军，执掌军事的卿士也扩展为12位。虽然当时的国君非常注意控制这些卿大夫的势力发展，但终究是埋下了“三家分晋”的隐患。

南方的楚国，此时实行的也是二卿执政的体制。虽然令尹权势最重，但司马的权势也不低。令尹大多时候是偏于文治，司马更偏重于军事，不过两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因此，文武同途、卿将合一在当时各国是普遍实行的。郑国的当国和为政、宋国的左师和右师，这些和齐国的“二守”、晋国的卿将、楚国的令尹和司马，名称固然不同，但其作用是相同的。

但春秋时期，随着战争（争霸、兼并）的增加，军队扩大（兵源由国人扩大到野人），职官制度走向成熟，将相分职已经开始萌芽。

将相分职的萌芽

春秋晚期，将相分职已经开始萌芽。此时的“将”或者“将军”，已经倾向于指军事主官。虽然整体上还是卿将合一的局面，但毕竟有向将相分职转化的趋势。这种表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司马普遍设置。楚国、宋国在原先的司马之下，又设置左右司马或者少司马，他们共同承担治理军队的任务。其他国家设置的司马，更倾向于军事后勤官员。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设置司马这一官职，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军事后勤官员的设置。“兵马未行，粮草先动”，随着战争的增多，军事后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适应这种需求，各国开始设置大量军事后勤官员，军事后勤官职更趋完善。“鼓人”（掌管战鼓、锣）、“车仆”（掌管战车）、“司常”（掌管战旗）等职官各司其职，为征战活动提供保障。

等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将相已经开始明确分职。

到了战国时期，将相分职已经完全形成。比如我们熟悉的大将庞涓、秦相张仪，都是将相分权后的自然分化。这也表明，自春秋到战国，军事体制、政治体制已经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但这种转变还不是非常彻底，还有很浓重的将相合一的色彩遗留。比如商鞅担任大良造，主持秦国变法，但也曾率军攻打魏国，俘虏公子卬，大败魏军。战国初期的吴起，更是能文能武，既懂军事，也能主持变法。

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吴起、商鞅只是特例的代表，将相分职、将相分权却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综上所述，低级的文武分职，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完成，后续只是更加完善的一个过程。而高级文武分职，却是在春秋时期萌芽，在春秋末年初步形成，在战国时期全面形成，且成为主流。后续的封建王朝，不过是在此基础上更加完善罢了。

历史钩沉

国家体制的一个重大变革就是文武分离，这是社会政治、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果。文武官员分开，是指有了专门指挥作战的武将，文官不再作战，史学界均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人们对他们分开的具体时间持有不同的观点。

《史记》、《淮南子》称：黄帝时已设立“司马”等军事首领官职。《今文通典·尧典》、《古文通典·舜典》称：夏王朝设立了“司徒、司马、司空”等文武官职。《尚书·洪范》称：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马、亚、射、戎、卫”等文武百官。

从上述古籍看，夏商体制一直沿袭到西周，虽然文官武职已分门别类地设立，但卿、大夫既管理政事，又受王命率兵出征，司马只主管平时军事行政，而无统兵之权，战时统帅由天子临时任命，征战结束即将统兵之权上交天子。根据以上所述，文官武将在西周以前是不分的。

但周王室在春秋时已衰落，各诸侯都有自己的军队，据《史记》、《国语》记载，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国君，天子常亲自率兵作战，也有不少文官武将去领兵作战。例如《左传·隐公五年》中记载周桓王二年北制之战，郑庄公派大夫祭足、原繁、泄驾、公子伯和子元率兵抗击燕军，而那时大夫便是文武一体。又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周襄王十四年，宋桑楚泓水之战，宋襄公统帅宋军，太宰子鱼和大司马公孙固辅助；楚成王派成得臣、斗勃等军将统帅楚军。再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楚昭王元年，吴军包围潜城，楚王派王麋（主管宫廷）、王尹寿（主管营造、手工业），统帅救兵增援。《左传》中的详细史实证明，文官武将直到春秋时也未分开。

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兴起并逐步掌握政权。由于以前不分国家的文武官员、卿、大夫等贵族平时管理政务，战时统兵作战，集军事政治权力于一身引起君权旁落弊端，于是统治阶级采取文武分职的办法，以相、将为百官之首。这样，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得以确立。相似的记录还可见于《尉缭子·王霸篇》、《吕氏春秋·举难篇》。所以，战国才出现了专职将军和独立的军事系统。这一点是得到公认的，并记载于《中国军事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

战国时期，战争规模扩大，士兵总量不断增加，军队指挥成为一种艺术。一支军队的指挥必须要有军事方面的专业知识，富有管理、训练和指挥作战的经验。《韩非子·显学》称：“明君之吏，宰相必起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史记》、《吕氏春秋·异宝》中，还有战国取消分封制、授给爵位的标准是看作战成果的大小、许多将帅都从军中选拔的记载。一批名将例如吴起、孙膑、乐毅、白起、廉颇等，正是遵循这个原则选拔出来的。这时，在朝中管理政事的只是文官，而且他们也不再率领军队出征。例如，著名的马陵之战和长平之战，庞涓统帅魏军，田忌（孙膑为军师）统帅齐军，王龁（后为白起）统帅秦军，廉颇（后为赵括）统帅赵军，而他们都是专职武将。

综上所述，史学界普遍认为，战国是文官武将分开的具体时期，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但是，也有人认为它始于春秋。至于到底是什么时候，也只能等考古发现来澄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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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战国时代开时分开的，春秋以前，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统治机构，官是文武不分的，国君之下，设卿、大夫。卿、大夫既是行政官吏，也是率兵征战的指挥官。政权、军权集于一人之手！

關鍵字: 大夫 元帅 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