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學說是典型的中國古典哲學體系。如《尚書》中雲“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說的就是知易行難的觀點，意思是認識事物的道理容易，實行起來卻很困難。後來孫中山為了時代革命的需要，強論三民主義的重要性，提出個知難行易，說明什麼事情只要認識統一了，做起來雖有困難，但總能解決。若是認識不到，事情就無從做起。後來好事者就更多了，什麼辯論會嘍，知易行難、知難行易地罵的不可開交。更有好事者跳出來，來個知難行亦不易、知易行亦不難等等。真是一地雞毛。
古典知行說的出發點無非是在爭論誰先誰後誰主誰次，是知先行後，還是行先知後，然後通過一個簡單也不靠譜的邏輯：先出現的都難，推導出孰難孰易。這個出發點是相當地偏頗。知即是知，與行何干？行即是行，與知何干？知與行是知行體系內兩個既相互嚴格獨立又相互密切聯繫的子系統。如陰與陽一般存在。爭論知行的先後就等同於大談這個世界是先有陰還是先有陽，毫無意義。
不否認知可以指導行，行可以促進知。但這只是知與行兩個系統間的相互作用關係，與誰先誰後誰易誰難沒半毛錢關係。因為知與行都是各自獨立的系統，每個系統內都有各自的法則，互不相干。討論知的易與難是這個知系統內的命題，與行無關。行的難與易是行這個系統內的家事，與知也沒有半毛錢關係。知的本質是什麼？知是人對自然的認知，人從出生時的一無所知，通過不斷地知來認識和掌握自然、社會的法則、規律、本質。這是人與自然關係的範疇。行呢？行是人掌握這個自然的法則後通過行動將自已參與到自然中去。而這個行動的內在動力源自於人的內心。這個很好理解，掌握法則後人可以選擇做或不做，這在歷史上不乏其人，如子牙、張良選擇浮於宦，竹林七賢選擇隱於山。所以行是人與自我內在的關係範疇。
現在清楚了知行的本質與範疇，才有了談論知行難易的可行性。知與行，難易其實都是階段性的、結構性的，從知易到知難再到知易，從行易到行難再到行易。可以這樣理解，人在一無所知時是一張白紙，比如小孩的學習和接受能力特別強，因為無知，所以學得快，現在流行的空杯心態，就是讓自已先無知起來，才會更好地掌握知識，也就是這個道理。這就是知易。其後，當人知到一定程度後，形成了思維框架，有了思維定勢，這時就進入了知難的階段。唯有打破了這個舊有框架的束縛，才會進入下一個知易的階段。至於行，道理是一樣的。掌握知識後小試牛刀時這是行易，漸漸地內心產生惰性後便是行難，克服了自我惰性後又是行易了。
這才是知行易難千古之惑的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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