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中国742

沙俄有欧洲牵制。不会把主力放在亚洲。日本就没有。明治维新让李鸿章看到了危机。

活着丨不易

我是老威，我来回答。

李鸿章认为日本是最大的潜在敌人，左宗棠认为俄罗斯是潜在的最大敌人，他们的看法都没错，只是关注点不同才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实际上，无论是俄罗斯也好还是日本也好，都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潜在敌人。

俄罗斯的威胁

先说一下俄罗斯，俄罗斯天生就是一个喜欢侵占别国领土的国家，也就是一个对领土来说天生欲望就非常强烈的国家，与典型的工商业文明的西欧国家不同，西欧国家对领土的欲望并不是那么强烈，他们只是对市场的欲望更为强烈。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如果没有经济利益，可以放弃殖民地的统治。如在一战和二战之后，西欧国家在世界上建立的殖民地体系就土崩瓦解，也与他们在当地得不到经济利益，也就是统治成本大于统治支出相关，所以他们逐渐放弃了殖民地。

这点与俄罗斯截然相反，俄罗斯不管统治成本有多大，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去占领土地，这一点在清末的时候在对我国的政策上就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其实近代以来，侵占我国领土最多的就是俄国，前后共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另外外蒙古的独立也是俄罗斯（苏联）的杰作。所以我国近代失去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都是拜俄罗斯所赐。

相对于俄罗斯来说，其他列强对领土的欲望明显就低了很多，如英国占领的香港，其实面积并不大，1100多平方公里左右，而且还是租借，葡萄牙占领的澳门更小，为32平方公里左右，也是租借。另外，各国在上海建立的租借区仍是租借的形势，无论是香港、澳门还是上海的租借区，至少名义上都还是中国领土。

也就是说，近代以来实质性占领我国领土的，只有俄罗斯。也正是俄罗斯对领土的这种欲望以及西欧国家一贯奉行的传统冲突很大，所以至今很多欧洲国家并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

日本的威胁

日本也是近现代以来对我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抗战就不用说了，是我们民族的深重灾难，我们与日本打了14年最终在付出了3500多万人的伤亡代价之后才获得了胜利。

在清末的时候，日本与我们中国几乎同时开展维新运动，不过日本的维新改革比当时的清朝更为彻底，发展的也比清朝更好。

甲午战争是由日本发动，结果是使我们失去了对朝鲜的控制，同时也割让了台湾给日本。之后的日俄战争，日本在击败了俄国之后，一度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东北，由此因为东北的归属权问题，为后来的抗战埋下了隐患。

晚清的情况

对于晚清来说，一方面在陆地上，受到了俄国的直接威胁；另一方面在建设近现代国家的道路上，我们需要获得制海权，需要发展海外贸易，同时要保卫首都北京，也必须要建设海防，由此也要发展海军。

左宗棠作为陆战的代表人物，他直接就看到了俄国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威胁，而当时的阿古柏在新疆的活动，也直接威胁到了我国的领土安全，因为这种威胁是直接的，所以清廷当时就决定要先收复新疆，才有了后来左宗棠率军进攻新疆并收复新疆的丰功伟绩。

而李鸿章则是开办洋务多年，对经济工作更为熟络，由此他的侧重点在于海军的建设，而当时中国在海上的直接对手就是日本，其他的国家基本没得打。如海上第一强国的英国，根本没法打，法国、美国这些国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在海上和俄国也没有直接利益冲突，只有与日本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在地图上我们也能看出，日本要想发展，战略基本就是先朝鲜，再东北，再全中国，这个战略其实最早是在丰臣秀吉时代就已经有了，也是对于日本来说最为可行的一个“发展方案”，在近现代以来，日本的侵略步伐也基本是按照以前丰臣秀吉制定的战略走的。而要实现这个方案，日本就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不然怎么把军队送到中国、朝鲜战场作战呢？

所以在海上的直接威胁就是日本无疑。

综合以上来说，左宗棠认为最大的潜在敌人是俄国，李鸿章认为最大的潜在敌人是日本，其实就是“海防”与“塞防”之争，都有道理，其实也都是当时的清廷该做的事情。只不过俄国的直接威胁先出现，就先重点解决了俄国在新疆挑起的事端；日本的直接威胁后来发生，就有了后来的甲午战争了。

老威观史

这个问题是以结果倒逼过程，题主企图用日本在近代对中国造成惨痛的民族伤害为事实，以及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这一伟岸形象，通过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的塞防、海防之争事件，来证明李鸿章提出的对日本的野心进行提防，并优先发展海防的思想是多么正确，从而达到衬托李鸿章，污蔑左宗棠的目的，其心可诛！

在汪郎看来，题主或许根本不了解“塞海两防之争”的背景，又或者说他知道当时的背景，但有意识的带节奏，故意把晚清时期的"塞防"、"海防"之争，移花接木地用在李鸿章提防日本，左宗棠提防沙俄的具体国防策略上，从而得出左宗棠不如李鸿章的结论，其心可诛！

汪郎必须戳破这个谎言！

左宗棠是“塞防派”的代表？这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以讹传讹！

左宗棠从来不是“塞防派”，他也不是“海防派”，他一直坚持的是“塞海并重”，但两防之间应该有缓急，分先后，这才是左宗棠在“塞海之争”时所处的立场！

这是左宗棠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对塞海两防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对两防建设的策略。

同时在这份奏折里，左宗棠也对以李鸿章为首的塞防派和以王文韶为首的塞防派做出了评价，他认为无论是海防派，还是塞防派，都是为国出谋，为君尽忠，两派之间根本不存在政治上的私心争斗，李鸿章也不是卖国。

看清楚，左宗棠认为主张“海防派”的李鸿章并不是卖国，他根本没有去黑李鸿章！这才是在塞海两防相争之际，一个真实的左宗棠！谁还敢说他没有远见，没有大局观？

事实上，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清廷揭起“塞海之争”的时候，新疆，也就是“塞防”的危机远比台海（海防）严重的多！

当时，阿古柏的侵略军早就在新疆建立了伪政权，除了伊犁被沙皇俄国侵占，塔城、乌苏还被清政府控制外，全新疆都沦为阿古柏的殖民统治中。

如果清廷不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那么阿古柏就会成为全新疆的主人。

最为关键的是，俄英两国根本无视清朝对新疆的绝对主权，他们抛弃了清政府，拒绝和李鸿章的外交友好，先后和阿古柏伪政权签定了条约，取得了和阿古柏伪政权之间的关税贸易协定，并互派大使。

诸位，什么样的级别才会互派大使？只有国与国之间才会如此！而这也说明了俄英两国已经在国际上公然承认了阿古柏伪政权。

试问，左宗棠坚持“塞海两防并重”，但优先解决“塞防”有没有问题？请大家摸着良心说话！

左宗棠对列强和大清之间的优劣有着最深刻认识！

左宗棠虽然是封建士大夫出身，但他的眼界却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士大夫，比起大清的糊裱匠，李鸿章李中堂并不逊，甚至还高于李鸿章。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站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左宗棠认为英法等国家侵害大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商，作为商业利益输出最广的列强，在面对日本等新兴国家侵犯到它们的利益时，势必会出面干涉，这是什么思维？这就是“以夷制夷”的战略制衡！

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力发展自己的国防事业，争取国家、民族的强大，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同时，他认为李鸿章提出海防建设的目的，最重要的原因以日本为假想敌，但是，当时的日本和大清并不是同一个等级，无论人口、国力、经济都远远落后于大清，所以海防是很重要，但还算不上对大清造成军事上的严重威胁！

恰恰相反的是，沙俄、英国阴险狡诈，又和新疆有直接的陆路相连（英国已经完全占有了印度，英属印军是英国对外侵略的重要兵力输出），如果不先解决塞防、不先解决新疆问题，那么一旦俄军或英军从新疆长驱直入，那么青海、甘肃、陕西怎么办？

玉门关、嘉峪关等长城沿线恐怕都会成为国防边境，那么，北京城怎么办？那将会是永远不得安宁！

诸位，我们说历史，就必须代入当时的情景！

1874年的大清，面临着两难选择，即：新疆问题是眼前，日本则是未来，防患于未然是没有问题的，那解决燃眉之急就一定是错误的？

汪郎相信，只要稍微动点脑子，就很清楚当时的大清朝所处的国际窘境，那么，塞防、海防，优先解决哪个还不清楚吗？

这样的左宗棠，你敢说他没有国际意识？没有国防战略意识？

就汪郎所知，目前还没有哪位正经的史学家把左宗棠划归为塞防派，对他真正的定义是：海塞两防并重，优先解决紧急的战略派，这和李鸿章的“海防派”是有本质区别的。

最重要的是，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左宗棠虽然强调优先解决新疆问题，建设塞防，但同时，他也提出了在建设塞防时该如何去发展海防，这是极具战略眼光和国防建设意识的。

故而，说左宗棠没有海防意识，没有大局观念，没有政治远见的，都是一些不懂历史，或者是人云亦云之人。

左宗棠收复新疆前为中国近代海防事业做出的贡献！

很多人因为要推崇李鸿章，所以对左宗棠处于严重的偏见，甚至到了左宗棠是阻挠海军发展的第一人。

但事实上，左宗棠是中国近代海军之父，或者说，他是清朝第一位提出创办近代造船厂，并建设近代海军的人。

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公元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向朝廷上了一道折子，指出了开办近代造船厂，培养近代海军人才，建设近代海防的重要意义！

左宗棠的前瞻性在当时无人能抵！

李鸿章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牡丹社事件（日本侵台）发生后，清政府被迫赔了五十万两“赎台费”才认识到海军和海防的重要性，而左宗棠比他早了8年！

但只建造了轮船，建设了海军，却没有懂得开轮船的人，没有大清自己的海军人才怎么办？这一点，左宗棠也想到了，为此，他又提出了一系列的配套建设。

实事求是的说，左宗棠为了创办造船厂，建设属于自己的海军，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而且他提倡不拘一格，凡是对火轮船有了解，或者愿意学习的人，都可以加入海防建设，大清面临着生死破局，必须打破现状，加快前进的脚步。

左宗棠在提出建设海防事业的战略规划中，丝毫没有一丝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守旧气息。

他认为要想抵御外侮，就必须要加强海防建设；而要打造海防，就必须解放思想，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科教兴国、强国的目的。

而他之所以把船厂和海军人才学校安排在福建，而没有安排在浙江，也是他对福建地区的民风、习俗经过了详细的掌握后，才做的决定。

因为福建一直都是中国传统的海洋省份，当地民众具有深刻的海洋意识和出海的胆量，这对大清建设近代化海军，急需一批胆识过人的水手、船员是至关重要的。

解放思想才是建设近代化海军的第一步！

正是在左宗棠的一力坚持下，一心为国的他终于打动了大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八月同意了他筹办造船厂和海军军事人才学校的建议。

只是可惜的是，这一年年底，已经在福州马尾勘查出优良海港，并打算动工建设船厂时，他被清廷由闽浙总督改为陕甘总督，去西北镇压回乱去了。

没有亲自把船厂和海军学校建成，汪郎认为，这可能是左公最大的遗憾！

但即使如此，左宗棠在奔赴西北前，向朝廷推荐了在家守孝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并坚持非他不能完成这样的富国、强兵的国防事业！

就这样，中国近代第一家战舰制造厂，第一家近代海军人才学校，即：马尾船厂、福州船政学堂，在左宗棠的奏议下，在沈葆桢的主持下，从无到有，完成了国防事业质的飞跃！

1、福州船政局的功绩：

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海军所用管带（舰长），如：邓世昌、刘步蟾、黄建勋、萨镇冰、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邱宝仁、林履中、杨用霖、方伯谦等，都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

在中法战争的中，牺牲的福建水师“振威”艇管带许寿山，也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

除此外，很多近代著名人士也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如严复、詹天佑等。

2、马尾船厂的功绩：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家船厂，其成果也让人斐然，造出了很多中国近代史上自己的轮船，如：以尾部螺旋桨推进的“万年清”号，以蒸汽轮机为动力的“安澜”号，木质二等巡洋舰“扬武”号，铁木合构军舰“开济”号；钢壳钢甲舰“平远”号，由此也促使了福建海军诞生。

毫不夸张地说，清朝三大海军中的福建海军，使用的战舰基本上是马尾船厂自己生产的，这也意味着在当时清朝已经初步具备了战舰国产化的能力！

汪郎说：

时代有时代的命运，处在时代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历史使命！

汪郎写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不是要批评李鸿章，而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历史已经成为过去，谁都可以对过去指手画脚，但这不是我们胡言乱语的理由！

诚然，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的一生相对左宗棠，还是稍逊一筹！

当然，在晚清那个环境里，李鸿章要在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上去做一些抉择，也的确很难，但这不是现在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理由来说明他比左宗棠有远见，比左宗棠功劳大，从而去无底线的抹黑左宗棠，这是极其危险的思想！

别的不说，仅仅是收复新疆，为现在的我们赢得了一块战略纵横之地，就凭这一点，李鸿章的功绩就永远也比不上左宗棠，何况左宗棠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参与和支持者！

至于1874年的塞防、海防之争，谁的大局观和战略思维更胜一筹，诸位看官自己去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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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汪郎

公元1871年，日本利用台湾人民杀死琉球国宫古岛上缴年贡 的人为借口，出兵进攻台湾，这是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向国外发动的战争，也是清朝与日本在近代史上第一次的重要外交事件，最终的结果是日本趁机占领琉球，并且要求清朝赔款50万两。公元1871年，沙俄借口塔札别克为伊犁当地的割据势力接纳， 出兵强占中国伊犁地区，伊犁被攻占后，清廷与沙俄进行谈判，但是并没有什么结果。

也就是在1871年羸弱的大清帝国，同时面临东西两方的压力，在东方是正在崛起的日本，在西方是虎视眈眈的俄国，这两个国家都不是啥好鸟，都想在中国分一杯羹，而大清朝堂上关于东西威胁的争论也在激烈展开。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被称为“海防派”，他们坚持海防是当时清朝的第一要务，而日本将会是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因为李鸿章认为现在的大清和历来的朝代不同，现在主要的威胁却来自海上，李鸿章在1871年和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中就发现了日本人的骄横姿态，并预言“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李鸿章强调筹办海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六项具体措施，请求朝廷讨论并实施，后来江苏巡抚丁日昌上奏《海洋水师章程》，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并且海防派主张“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李鸿章还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的《筹议海防折》。

以左宗棠为代表的被称为“塞防派”，他们认为俄国有虎狼之师，而且对中华早有侵吞之意。当时湖南巡抚王文韶上书朝廷说：“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丁宝桢、吴元炳亦提出沙俄是清廷的心腹大患。左宗棠作为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实际上是想朝廷支持西征， 他对塞防论述中说：西北塞防军费已经十分紧张，并无余裕可以划拨给海防；不收复新疆，陕甘清军便会被长期牵制，不仅不能裁减兵饷、助益海防，而且是“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可见左宗棠所说的“二者并用”，实际上是支持塞防的观点。

李鸿章“海防”防日本和左宗棠的“塞防”防沙俄之争，本质上是争钱，因为当时的清朝经济能力有限，已经不能做到两者兼顾，只能是东西先顾一头。最后胜利的是左宗棠，他不仅说服了朝廷进行西征，而且使朝廷按照他说的“二者并用”，先塞防后海防。

1876年清廷下诏，令户部拨款200万两、各省协饷300万两，准左宗棠自借洋款500万两，进行西征，而后在战争中筹钱成了左宗棠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为了支持左宗棠打赢这一仗，朝廷也是下了血本，不断催促各省交纳协饷，从全国各地运往新疆。据统计从1875年的战前筹备到1878年初阿古柏势力被基本清除出新疆，三年时间里，左宗棠为收复新疆共花掉了二千六百七十万两白银。

但是这个前花费的有价值，他保证西北的基本稳定，避免了新疆被割裂出去，在历史上意义非凡，只不过对当时的清朝来说，太过沉重。

塞防的问题解决了，海防接着来。从1875年清政府就同意组建三支海军，并且特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李鸿章当即想英国订购四艘军舰，1876年11月，320吨的蚊船“龙骧” 、“虎威”，第二年440吨的蚊船“飞霆” 、“策电”都相继进入北洋海军。

1879年琉球事变爆发，此时新疆在战事也基本告一段落，清政府在日本并琉球的刺激和朝臣防日本亟自强的呼吁下，终于痛下决心，切实筹备海防 。在李鸿章的大力推动下 ，清廷于1880年、1881年向德国伏尔铿厂定造“定远” 、“镇远”两艘铁甲舰。到1881年底，北洋海军除国内自造船只外，已陆续从国外购进战舰10余艘。

1888年正式成立，是中国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主要军舰大小共有25艘，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清政府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给予海军建设。舰队实力曾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九。

从结果来看北洋海军的建设并没有被落下很多，清廷在两边吃紧的情况下，基本兼顾到了塞防与海防，以先塞防后海防的模式进行。而后来北洋海军的失败，就更加不能和塞防扯上关系啦，因为北洋海军的强势期的时候，塞防已经不占多少话费，而北洋的失败，不仅仅是军舰实力的差距，战斗意志的差距以及陆军的差距才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位已经作古，从民族大义上和战略上看左宗棠更高一筹，从时代性和超前性将，李鸿章胜一筹。而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他们都是狼子野心，都有亡我中华之心，但是羸弱的满清根本挡不住他们的进攻。

晚清的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我们强大了，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帝国烽火

1875年（光绪元年），朝廷上争议出兵收复新疆，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并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左宗棠于三月初七日（4月12日）呈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左宗棠批驳了李鸿章的论调，提出收复新疆与加强海防并重的主张。他指出："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肯定了乾隆皇帝用兵新疆，统一祖国的功绩，认为"圣意闳深"，"拓地二万里"。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为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之。于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新疆。《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三月初七日奏为遵旨复陈，仰祈圣鉴事。窃臣于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光绪元年二月初三日钦奉上谕一道，敕臣“妥筹密奏”。钦此.敬绎再四，钦仰圣虑精深，无微弗喻，凡愚臣思念所及未敢率陈者，均已曲蒙慈衷鉴谅，训示周详。跪聆之余，譬犹蛰虫怀户，一闻春霆，乃**然而有昭苏之意也。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臣之愚昧，何能稍抒末议，上渎宸聪？顾闽浙承乏，稍知海国情形；及调督陕甘，虽拮据戎马之间，迄少成绩，而关塞征戍局势、地形亦尝留意。既蒙垂询及之，敢不必献其愚，以备圣明采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一以占埠头、征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盖自知得土地则必增屯戍，得人民则必设官司，将欲取赢，翻有所耗，商贾之智故无取也。惟其志在征商也，故设兵轮船、议保险以护之，遇有占埠头、争海口之举，必由公司召商集议，公任兵费，而后举事。自通商定议，埠头、口岸已成，各国久以为利，知败约必妨国用也；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辙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抟心抑志，方广球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论者乃欲撤出塞之兵，以益海防之饷。臣且就海防应筹之饷言之。始事所需，如购造轮船、购造枪炮、购造守具、修建炮台是也；经常之费，如水陆标营练兵、增饷及养船之费是也。闽局造船，渐有头绪，由此推广精进，成船渐多，购船之费可省，雇船之费可改为养船之费。此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者也。海防之应筹者，水陆练军最为急务。沿海各口风气刚劲，商渔水手取才非难。陆路则各省就精兵处募补，如粤之广、惠、朝、嘉，闽之兴、泉、永、漳，浙之台、处、宁波，两江之淮、徐、凤、泗、颖、亳诸处，皆可训练成军，教之招募勇丁，费节而可持久。现在浙江办法，饷不外增，兵有实用。台防议起，浙之开销独少，似非一无可恃者比也。海防应筹者只此。论者乃议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犹可言也。谨案：臣军二次凯旋入关，请拨的饷四百万，分六十万两畀陕，余以饷臣部各军。凡军需、军粮、军火、军装、转运、赈抚、津贴、召募一切，均挪移饷项，暂应急需，未尝另立款目。嗣后户部议拨拨各省关厘金解济臣军，而后臣军之军饷乃有八百余万之数。而撤遣冗兵、溃卒有费，抚辑土匪、安插回民有费，局势日扩，用费日多。甘肃旧有各军，均照臣军每月发盐菜、发粮食、发寒衣、发转运费、发**月满饷。合计入关度陇，每年牵算，所获实饷不满五百万两，而应出之款不下八百余万两。协饷到营，一散即尽；陈欠相因，旋成巨款。故臣军每年初发满饷两月，继则发一月满饷尚虑不敷。每至冬尽腊初，辄绕帐彷徨，不知所措，随时随事加意撙节。截至十二年底腊底止，欠常年饷八百二十馀万两，挪空恤赏银三十馀万两，而各省关积欠臣军之饷则已三千数百万矣！上年春夏之交，仰蒙圣恩，特给库款一百万两。臣次第撤遣马步四十营，续又撤马步千名，省常饷二百馀万两。此即指八百二十馀万两之积欠饷数而言，非实银也。肃州克复后，筹办采粮、转运，新旧两届共计已垫价脚实银三百数十万两。粮可供至本年见新，运脚则由凉运甘，由甘运肃，由肃运安西，由安西运哈密，约尚短实银数十万两。部章虽准作正开销，而仍只取给于臣军之饷，计又占去一年应得实银之数。是欲求如常年通融敷衍，苟顾目前，而亦有所不能。况关外粮运愈远愈费，甘肃全局应图渐复旧制，经费又将有增无减也。溯查沿海五省，同治十一、十二两年每年解到协饷约近三百万两。上年台防事起，福建奏停不解，广东、江苏解款稍减，而浙江则比十一年多解二十九万两，比十二年多解三十七万两，山东亦多解二万五千两。四省牵算，所解实银尚二百四十馀万两。非赖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疆臣公忠之谊，则出关粮运巨款欲停不可，欲垫不能，又不知计将安出也。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戌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是塞防可因时制宜，而兵饷仍难遽言裁减也。高宗先平准部，次平回部，拓地二万里。北路之西以伊犁为军府，南路之西以喀什噶尔为军府。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盖立国有疆，制置方略各有攸宜也。谨按：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者也。其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而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褊狭，中多戈壁,谓之穷八城.以南北两路而言,北八城广,而南八城狭,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故当准部强盛时，回部被其侵削，后为所并。高宗用兵准部，以救回部。准部既平，回部降臣阿逆又公行背叛，妄冀踞其旧有腴疆，自成戎索。天威所临，凶竖授首，遂并回部有之。腴疆既得，乃分屯列戍，用其财赋供移屯之军，节省镇迪以东征、防徭费实亦不少。今若画地自守，不规复乌垣，则无总要可扼。即乌垣速复，驻守有地，而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然后兵渐停撤，而饷可议节矣。届时户部按其实需经费，酌拨各省兵饷，严立程限，一复道光年间旧制，则关内外或可相庇以安。若此时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论者又谓：“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禳我伊梨，势将久假不归。大军出关，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师日迟，俄人日进。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其于海防情势言之甚明，而于边塞情势容有未审。俄人之窃据伊梨也，乘我兵势纷繁，未遑远略，因借口代守，图攫其财利以为自肥。其肇事伊梨，亦艳其土沃泉甘，川原平衍，物产丰饶，夙号腴区，又距其国南界稍近，伸缩得以自如也。自肃回尽歼，安西州县收复，官军迭进哈密、巴里坤、济木萨，关内外声息渐通，中间仅乌鲁木齐、红庙子为逸贼白彦虎所踞，尚稽天讨，黑子着面，何足轻重？俄罗斯，北方名邦，非如寻常无教之国，谓将越乌垣、红庙子挟逆回与我为难，冒不韪而争此不可必得之瘠壤，揆之情势，殆不其然。至土耳其即都鲁机国，于五印度之西，距伊梨，喀什噶尔万数千里而遥。印度为古佛国，在唐称身毒、痕度，音转而讹，不知何时奉天方回教，遂忘其旧；地奥而腴，广产鸦片，英人据其孟买、孟加喇为利薮，转市中国；道光年间，东印度尽沦于英吉利；厥后，俄人又侵其北境、西境、土耳其，国势分崩离析,非复寰宇中央之旧矣。英人以鸦片入中国，均由孟买、孟加喇兴贩而来。近询沪局委员，知鸦片来源仍旺。旧惟公班及巴第古喇两种，今添大、小白头土。所谓大、小白头番，本印度回教之人，其地即土尔其也。喀什噶尔回酋之叛附土耳其，与俄、英两国通商，闻海口已刊入新闻纸，此间尚无闻见。果如新闻纸所言，喀什噶尔附其同教之土耳其，与英、俄通商，我既兼顾不遑，无从问及，则将来恢复后能否久守，原可姑置勿论。但就守局而言，亦须俟乌鲁木齐克复后查看情形，详为筹画，始能定议。若此时先将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概议停撤，则实无此办法也。谕旨：“中国不图归复乌鲁木齐，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于边塞实在情形了如指掌，臣本毋庸再赘一词。特以事关时务大局，不备细陈明，必贻后悔。身在事中，有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尽者，耿耿此衷，良非有他。至规复乌鲁木齐，非剿抚兼施不可，非粮运兼筹不可。按：陕逆白彦虎由西宁、大通窜遁关外时，除老弱妇女外，能战之贼至多不过数千而止，人所共见；即被裹出关各回由安、玉、哈密逃归就抚者，其说亦同。前敌所报，或多或寡，未足为凭;其言贼势，或旺或衰，亦非确论。据实而言，白逆捍鸷不如陕回诸目，而狡诈过之。计该逆自陕至甘，未尝占踞城池，遇劲军未尝恋战。有时见劲军蹑踪而至，给诸逆目断后，自挈党伙先逃。所犯之处未尝久留，专为觊便窜逸之计。观其过肃城不赴马四之招，现踞红庙子不踞乌垣，亦可概见。贼智长于用伏，官军计画稍疏，辄为所陷。臣前接关外诸军函牍言贼可取状，曾告以勿论贼势强弱，且自问官军真强与否；贼之以弱示形，须防其羸师诱我；此贼如败，必乘机窜逸；如阵前殪毙，乃为了局。此为言剿者策也。南路辟展、吐鲁番至阿克苏，地狭民贫，土回暗弱，近为浩罕属部安集延所制。安集延距吐鲁番之头人帕夏，能以诈力制伏回众，与白逆通，善持两端。此时(足全)伏未动，且貌为驯顺，以示无他。如遽加以兵，则减后劲之军，增前路之贼，非计之得也。汉赵充国之讨羌，急先零而释罕**，厥后先零平而罕**自服，效尤可睹。现之屯军哈密，修水利，兴屯田，一为鸠集哈回，以固藩卫；一为置子中央，杜贼勾结；而取刍粮、节挽输，犹其小者。此为言抚之策也。甘、凉与肃向称腴郡，乱后人少地荒，物产销耗，关外安、玉、敦则犹甚焉。今采买至十九万石，抵承平时全省一年额赋，犹疑其尚可加采！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从何出乎？以挽运言之；车骡负梁多，而饲养所耗亦多；驼负粮少，而饲养所耗亦少。以所运途程计之：车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尽；驼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尚可稍馀，以济待饷之军。驼行内地及戈壁，日耗粮三斤；若行边外，则食草不必食料，所省又多。自来军行北路，用北路之粮，无由关内运至北路者。今〈由〉肃、甘、凉运至安西，由安西运哈密，已为从前承平时所难，若尚责其逾天山运巴里坤，更由巴里坤运古城，劳费固不必言，试思关内之粮，除人畜食用，无论骡之与驼，能运至哈密者几何？能运至古城、巴里坤者更几何也？于是为之说者曰：盍易长运为短运？盍于肃州，玉门，安西，马莲井，哈密建仓廒，备起卸军粮之用？建厂店，开井，积草，储薪，歇驼骡，备转更替之用？现于灰烬，沙砾之间勉为之，已据报有成效。无如运粮不能舍驼与骡，驼，骡往返行住，均不能停喂养。以骡驼所运之粮喂所运之骡驼，非往多而返则少，行多而住则少，一转所耗如是，数转所耗亦如是，并非长运耗多，短运耗少也。臣前称军粮仅可运至哈密者，只就运至哈密尚有余粮供军计之，且指负多食少之驼而言，非指车骡也。景廉但知乌，科之粮难运，不知肃州之粮可采可运而无可供前敌之军，翻不知北路驼运劳费相当，免耗粮草，究有可供前敌之军。西路用兵，肃州，哈密原有设粮台成案，大都集饷调车驮，就北路采粮，运北路济军。岳钟琪由四川，甘肃调驻巴里坤，其初不知地形，故有南路设粮台办粮十四个月之议，旋即停止。人力之所限，地实为之，今岂必异于古？臣之所以拟从北路采运军粮而指乌，科一带为言者，盖以北路商旅往来均问途乌，科；除北南中三大路外，南有一捷路，由归化城，包头而西，不经乌科，不由四路，别有间道可达巴里坤。自包头向西稍北至蛇太，大巴，共十余站，期间为乌，科及归化各城，所属蒙地无台站而有屯庄，蒙汉杂处，自为聚落，产粮之地颇多，雇驼亦易。由大巴西北十六站抵巴里坤，则无台站，无屯庄。计程以驼行一日为一站，自归化城起，驮行三十余日可抵巴里坤，遂呼为三十于站。所经之地属何城管辖，无从确悉，但称乌、科。实则近十商旅赴西路者，均以此路为捷径，未尝绕道乌、科两城也。臣意若此路粮运可办，于前敌军食有裨，而关西之粮递运安西、哈密，亦可由巴城用驼接运，庶前敌军食以两路供之，不虞缺乏。但求于事有济，得免诿谢之愆，虽艰阻劳费，固不恤也。如天之福，此后哈密屯务可兴，敦、玉耕垦渐广，庶粮、运两事尚不至束手。臣惟尽其心力所能到者图之。谨将军海防、塞防实在情形及现在关外应剿应抚、筹粮筹运实在情形披沥陈之。其应密覆者，谨按垂询次第附片条对，以清眉目而便省览。伏恳皇太后、皇上训示施行。谨奏。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蔓莓爱插画

1874年的海防、塞防之争的本质就是有限的财政资源如何优先分配的问题

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让新疆成为附属国，全力发展海防，建设海军；左宗棠认为海防和塞防同样重要，但眼下必须先收复新疆巩固塞防然后再发展海防。

李鸿章主张对现实进行妥协，更注重未来；左宗棠主张先解决现实再讨论未来。单纯从学术角度而言，二人的主张并无对错之分。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大清朝的财政收入是固定的，没有办法同时兼顾海防和塞防。

从财务角度去看海防和塞防之争

左宗棠收复新疆花费了1000万两白银，清朝财政拨开500万两，左宗棠通过胡雪岩向西方借款500万两。

1875年设立南北洋水师，名义每年财政拨款是400万两（南北洋各200万两），实际到账是15%，即60万两——每年南北洋真正有大清财政拨款的水师经费只有60万两，其余都是通过其他途径筹集的资金。

北洋水师主要战舰是购置费用：

定元、镇远、济远三艘船价格相同，即150万两每艘，即450万两；致远、靖远合计169万两；经远、来远合计173万，北洋主要战舰购置费用合计790万两。

北洋水师主要战舰的购置费用基本上就是收复新疆之战的费用。

另外从1875年筹建海军，到1888年海军成立，筹建时间13年，海军也就失去了13年的发展时间。

因此，收复新疆的机会成本是北洋水师当年建成、失去13年的训练时间。同样的1000万两白银，是拿去收复新疆，还是拿去建立北洋水师，这才海防和塞防之争的财务本质——即有限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

北洋水师建成后，需要不断更新配置和设备；收复新疆后也要军队驻防房费。二者的开销不会相差太多。

收复新疆，北洋水师被拖13年；放弃新疆，北洋水师或许在甲午之战不会战败，但西北问题到今天可能都不会拒绝。

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是收复新疆的结果——北洋水师甲午战败，大清从中兴走向衰落。

但若放弃新疆，大清多13年的海军训练时间，击败日本海军可能性更高，只要甲午战争胜利，大清继续保持东亚第一的地位和国力，新疆想要脱离大清独立也做不到。

大清没有甲午战争之败，英国就不会和日本结成联盟，日俄战争也就不会爆发，会改变很多历史。

是一次性拿1000万两白银马上建设现代海军，还是拿1000万两白银收复新疆然后慢慢建设海军，这就是1874年李鸿章和左宗棠海防塞防之战的本质。

历史哨声

说明光绪皇帝对李鸿章和左宗棠的进谏，都没有采纳，如果光绪皇帝能对两位大臣的进谏按轻重暖急的方式放在日程作些落实按排，不拖，急事急办，不致于把库页岛，西伯利亚，台湾岛，给丢失，好在台湾岛最后又被康熙皇帝给收回来了，但是不管在任何时候中国的起落的命运都是掌握在最高决策者一个人的手中，光绪皇帝是一个有罪之帝。

孚朗页

实名反对“历史哨声”等几位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下面的回答。

这些回答错在这么几处：1、这些回答把导向认为左宗棠不重视海防；2、这些问题把导向指向李鸿章有先见之明；3、这些问题把甲午战争的失败归结于经费不足。以下本人将负责任把这三个问题说清楚。

第一，所谓海防、塞防之争的实质，是李鸿章放弃对新疆权益的维护，与左宗棠海防、塞防并重的分歧。事实上，作为创建福建船政学堂的左宗棠，对海防的重要性认识相当深入，只是新疆一旦落入沙俄或英国手中，中国腹地将受到极大威胁，所以必须坚持塞防，这是两者之间的不同。

第二，李鸿章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相反，他在外交层面相当一般。日本占据琉球，是日本进一步侵略的信号，在此基础上，何如璋等人建议清廷采取措施，但被李鸿章等人阻挠。事实上，1870年代日本在中国东南搞事情，完全是最初的试探，而清廷主动放弃，实际上也是助长了日本的野心，当时日本实力并不能对清廷占据优势。1880年代日本逐步蚕食朝鲜半岛权益，其实李鸿章还是没认识这层危险……

第三，甲午战争失败根源是自上而下的腐败。虽然海军的军费遭到了一些克扣，但是实际上，整体而言海军实力尚在，但是士兵们荒于训练，自上而下不重视，让海军最终单兵能力上远逊于日本，这是甲午失败关键。

张杰谈史

你的意思是想问，李和左谁说得更正确，是吧？

这是他们依照当时的国际形势来分析的，当时来说，两国都是大清最大的潜在敌人。

老实说，国若强大，个个都是友邦。

国若弱小，哪个强国不想来咬上你一口，吃不到肉，分一杯羹也好啊。

谁是大敌，要依时势来判断，照我看来，除我之外，外邦皆是敌人。事实上，明智的掌国者，都有这种认识。

狂野居士

左宗棠和李鸿章作为晚清时期的国家栋梁，他们两个人的观点都没有错，李鸿章主张加强海防，预防列强来自海上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左宗棠则是主张塞防，预防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两个人眼光独具，日本和俄罗斯的确成为了清朝最具威胁性的敌人，在随后的一系列战争中两个人的预言都得到了证实，两个国家制定战略国策也都是针对清朝，比如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俄罗斯的“黄俄罗斯计划”，都是以侵占清朝领土为主要目的。

日本明治维新除了实现富国强兵废除列强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以外就是实现明治维新前期就制定的战略国策--大陆政策，大陆政策是以武力为后盾实现对清朝领土的侵占，改变数千年以来由中国主导的东亚格局。为此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将琉球国吞并，琉球国王被挟持到日本拘禁，琉球灭亡，随后日本悍然出兵侵占台湾，当时由于清朝没有强大的海军，解决台湾问题只能通过谈判，日本也由于刚刚明治维新国力不强在列强的压力下不得不选择撤军，这次侵台的失败使日本认识到自身实力的不足，之后日本大力扩建海陆军，准备在未来的战争中一举击垮清朝。这件事也让李鸿章认识到日本的狼子野心，并预言日本终究会成为中国的肘腋之患。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林则徐被流放新疆，在前往新疆的途中他给魏源的书信中曾经说过俄罗斯未来必成中国大患，没想到林则徐一语成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罗斯趁火打劫先后侵占清朝外东北以及西北地区大面积领土。在日本侵略台湾的同一时期阿古柏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占领了新疆大部份领土，当时朝中出现了放弃新疆的声音，左宗棠却认为新疆是蒙古的屏障，蒙古是北京的屏障，倘若失去新疆，北京就会时刻在敌人的威胁之下，最终在慈禧的支持下总总堂率领大军将阿古柏政权一举消灭，收复了新疆大片国土，在和阿古柏的战争中屡次受到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俄军甚至将伊犁占领，后来清朝花费巨资才将伊犁等地赎回。

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左宗棠两个人对日本和俄国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是反过来李鸿章对俄国的认识不足，左宗棠对日本的认识不足，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欧洲战事对清朝就没有大的动作，这让李鸿章放松了对俄罗斯的警惕，而日本虽然极具侵略野心并开始明治维新，富国强兵，毕竟还处在成长阶段，还不足以对清朝实现现实威胁，这也让左宗棠放松了对日本的防范，一心针对俄罗斯。所以两个人一个主张海防，一个主张塞防，并分别把日本和俄国当作最大的潜在威胁。其实两个人的主张都没有错，日本和俄国一个是潜在威胁一个是现实威胁，这两个国家在随后的对清朝的战争中都给清朝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關鍵字: 敌人 历史 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