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静 卢志坤 北京报道
自2019年2月份都市圈发展战略正式在国家层面得以确认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思路由“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转变为向“现代化都市圈”过渡，区域发展格局在都市圈时代不断重塑。
这种重塑过程也伴随着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2020年初，随着各省份陆续公布2019年经济增速，今年的地方攻坚战正式开启。在去年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多个地方政府对今年经济增长保持谨慎，不仅下调了预期目标，上海、湖南、宁夏等省份甚至还下调了就业目标。
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问题迫在眉睫。1月中旬，随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的签署，历时一年多的中美贸易摩擦有所缓和，但也给中国制造业敲响了警钟。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如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在开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民企信心……各地的攻坚任务依旧艰巨。
基于此，多个地区更加重视都市圈和城市群的作用，欲借助都市圈发展的契机，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寻求高质量发展之路。
都市圈发展继续提速
刚刚过去的2019年被称为“都市圈元年”。 这一年，国家发改委首次在政策中明确了都市圈的概念，并提出了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一整套解决方案。自此，推进都市圈的建设成为政策选择。
这意味着，城镇化思路由中小城市模式向城市群模式转变，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形成产业和人口资源聚集效应已成为共识。
2020年开年，各地举行的两会以及区域重要会议上，都市圈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一大重点。
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行动迅速，近日发布的上海市贯彻《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提出，上海在推进一体化过程中，要推进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发展。加快编制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围绕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宁波、嘉兴、舟山、湖州的“1+8”区域范围构建开放协调的空间格局，发挥空间规划的引领作用，加强在功能、交通、环境等方面的衔接，促进区域空间协同和一体化发展。
位于京津冀都市圈内的河北省也不甘落后。今年的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雄保廊张承沧等环京津市县融入京津都市圈，培育以石家庄为中心的冀中南都市圈，以唐山为中心的冀东北都市圈，构建“两翼三圈”城镇空间布局。
作为单核发展的省份，河南省长期以来形成资源向省会郑州聚集的态势。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中原城市群发展，出台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政策，制定郑州大都市区空间规划，郑汴、郑许、郑新、郑焦一体化融合发展步伐加快；加快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启动编制洛阳都市圈发展规划。
同为近几年崛起的中部省份，安徽省提出，今年将实施合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行动计划，推进合六经济走廊、合淮产业走廊建设，高水平打造合肥空港经济示范区。
近些年落后的东北地区也寄希望于借助都市圈建设实现新发展。吉林省提出，将打造差异发展、特色发展、集聚发展新格局；发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辐射带动作用，实施964个亿元人民币以上重大产业项目，搭建37个重要平台，打造领跑全省的新引擎。
“从国外都市圈的成功经验中可以发现，政府主导的专项规划和跨区域合作非常重要。因为跨市区的产业及交通网络规划需要统筹管理，通过政府政策，可以催化都市圈核心城市支柱产业的升值，并注入新兴产业，如伦敦的文化产业和东京的科创产业等，”戴德梁行大中华区副总裁王盛认为。
在他看来，都市圈的发展将带动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的进一步发展。除了根据区域自身的发展基础和优势制定产业定位和城市用地规划以外，还应该推动政府鼓励发展非主流经济产业，以丰富和完善产业链，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以此降低产业单一化对经济带来的风险。
区域协同待解
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30个都市圈以4.5%的国土面积承载了32%的人口。过去20年间，城镇化新增人口65%流向了30个核心都市圈。62%的上市企业都聚集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北上广深杭5个城市产生了全国88%的独角兽企业，已经受理上市的200多家科创板企业中，前10大城市占比61%。
与此同时，尽管各大城市对于推动都市圈建设的热情高涨，但仍需正视的是，目前我国都市圈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不少都市圈发展存在“大都市病”，而中小城市则发展相对不足。尤以北京为代表，周边的节点城市和微中心规划建设存在明显的不足。
从世界经验来看，以伦敦都市圈为例，数据显示伦敦内外地区性的差异化发展，内外产业发展焦点有明显的不同，内部重点发展金融业，而外部聚焦于制造业、物流业和配套产业。伦敦都市圈是完善的区域产业链的示范，齐集多元化所需产业以支持和推动整体经济发展。
王盛表示：“大都市圈的发展皆不乏区域性分工，把产业链由城市扩大至区域层面，促进地区间的有效协作、配合，减低竞争色彩，推动区域性共同发展的理念，以共同利益为大前提。”
加强区域联动，打造中心城市与分工明确、布局合理、宜产宜居的网状节点城市协同发展的都市圈，是从空间结构上根本解决“大城市病”的希望所在。
按照“一小时都市圈”理论，随着公路和地铁、轻轨、高铁等轨道交通的发展，通勤时间一小时范围内抵达市中心的区域，被认为是都市圈内竞争优势最强的区域。
“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北上广深的很多技术转移，原本都是在城市间相互流动，但是这两年向周边转移的现象逐步增加，这里有个数据：近三年来，北京医疗器械领域的400多项专利转让，有一半发生在城区向都市圈周边地区转移的。”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相关研究人员告诉记者。
这种现象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内更加明显，作为南方两大都市圈，其周围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仅数目多，而且质量相对较高。这些地方将会是新的城镇化人口和新产业驻留的重要选择。
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起到核心引领作用。可以围绕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建设，着力提升上海大都市综合经济实力、金融资源配置功能、贸易枢纽功能、航运高端服务功能和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而至于一般制造等非大都市核心功能，则可以向周边区域疏解。
这种产业转移模式，既促进了周边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又是从区域协同发展角度去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从而提高都市圈整体发展水平。
在王盛看来，构建以TOD（公共交通引导的城市开发）+IOD（产业引导发展的城市开发）的发展模式是都市圈建设必然趋势和新动能。以交通为先导，建立都市圈综合交通体系，建设1小时通勤圈，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产业为基础，产业的分工协同发展，支撑都市圈整体经济发展。
尊重市场规律
在投资运营层面，一般在都市圈内，核心城市外围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财政实力有限，再加上一些政府职能限制，它们很难自行承担对接中心城市的高强度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资，难以自行搭建承载高端产业发展、吸引高端人才的基础环境，这就使得构建跨区域联动、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运营和产业运营管理模式在这些地方实行起来尤为困难。
从多年的部分地方实践经验看，引入以开发性PPP模式开发运营的产业新城或可加速优质资源流动，提升区域承载力和竞争力，从而助力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以嘉善产业新城为例，嘉善周边交通网络发达，全方位立体化的交通体系为城市融入长三角城市群、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创造了有利条件。2013年4月，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政府与产业新城运营商华夏幸福签订了合作协议。
通过借势上海、杭州优质的高校与医院资源，嘉善产业新城积极布局生命医疗大健康产业，吸引周边分散企业入驻，形成产业合力。截至目前，嘉善产业新城已签约引入生命医疗大健康企业近20家，产业生态格局初步形成。除此之外，2018年，驭势科技入驻嘉善产业新城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为嘉善产业新城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带来了突破性进展。
目前，这种以开发性PPP模式开发运营的产业新城大多分布在核心都市圈，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其将成为助力外圈层与核心圈高质量协同发展的一种有效载体。
从目前各地公布的都市圈规划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意识到，都市圈产业集聚和增长极的培育已进入新的阶段，不能只靠规划意愿和资源投入，更要遵循市场供需、产业增长规律。
对于政府而言，做好交通轨道建设等基础设施服务是首要的。在多位区域经济专家看来，“1小时通勤圈”的建设在都市圈建设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走在了前列。今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广东将大力推进省和深圳市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加快完善高快速交通体系。而早在2008～2009年，广州与佛山就已启动同城化规划，广佛地铁首通于2010年，是国内第一条城际地铁。
除了交通建设之外，2017年，《广佛同城化“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2020年）》发布，两地在公交、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资源共通共享方面的不断推进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同城化。
大湾区另一核心城市深圳以及其相邻的东莞、惠州亦是如此。三城的轨交互联近两年陆续上马，而制造业的梯度转移早已在区域内逐步展开，华为、大疆、蓝思科技、康佳等相继在东莞拓展生产。未来随着深中通道的通车以及大湾区整体规划实施，深圳和中山、香港的联系亦有望进一步拉近。
“未来都市圈的发展必然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不只是产业的集聚和发展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像交通、教育、医疗、铁路、环保、体育文化设施等公共服务系统，也可以依靠资本与市场，特别是跨行政区的地带，与其两个政府‘大包大揽’各自的公共资源，不如通过市场的机制将其高效地统一起来，促进都市圈内部的跨区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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