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新春試筆之說：一年之初，萬物萌發，寫字的人有了嘗試新表達的喜悅。但2020年春，突如其來的疫情席捲一切，該如何試筆、言說、表達？
書，讀不進去。寫作？大腦也像窗外的街道，空寂，失神。埋頭看了二十餘部電影，屢屢走神，所有對白都能讓我聯想當下處境——一切電影主題都是人性，都是生死、愛、困境、孤獨。法國侯麥的鏡頭裡，濃烈的陽光、葡萄園、女子，像夢境。日本是枝裕和的敘事中，關於家釀果酒，有這樣一段對話：“姐姐，要甜一點還是酸一點？”“酸一點。”“要濃一點還是淡一點？”“濃一點。”好電影，就是這樣平和與日常，好生活也應該這樣平和與日常。但今年春天，平和與日常，消失了。
新冠病毒疫情，將推動國家治理體制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消除下一場災難降臨時的種種無助與無序。十七年前，在那一場春天疫情中出生的孩子，若能頓悟“知行合一”“士不可以不弘毅”這些古老準則的現代性內涵，則算是這第二個異常的春天所給予的成人禮吧。兩個春天，兩次疫情，銘刻下一個知識分子的名字——鍾南山。“獨共南山守中國”（李賀），“惟有南山不改，舊時青”（晁端禮），“意氣南山在，名聲北斗垂”（曾幾）……人們借唐詩宋詞中這些句子，表達著人們對一個老人的敬意，以及對家國未來的信念。這些天，我沒有書寫的衝動，儘管“無日不瞻望”“無夕不思量”（白居易）。
文學寫作與現實之間，似乎存在一種時差，要麼滯後，要麼超前。滯後，就是保存記憶、固守良知；超前，就是成為“唯一逃出來向你報信的人”。
這些年，我們一直關注同道俊彥，對於二〇〇三年那一個非典型的春天，如何辨認與表達。曾經口水般氾濫的速朽文字，早已化為廢紙。類似於加繆《鼠疫》那樣的傑作，沒有出現，因為我們缺乏目力、心力與筆力？如何揭示恐懼、預告危境，是一個難題。被疾病貫穿一生的作家伍爾芙，追問：“為什麼生病沒有像愛情、戰爭和嫉妒那樣成為文學流行的主題，為什麼身體的日常戲劇沒有被認識到，為什麼文學堅持將身體跟心靈、靈魂割裂開來？”似乎仍沒有答案。遺忘2003年，就要接受今年春天的迎頭痛擊。惟有見證與言說，可以避免悲劇的重演。
“多病所須惟藥物”（杜甫）。文學，固然不能像手術刀、藥品那樣了結瘟疫，但可以安撫心靈。日本近期捐獻中國的救災物資包裝箱上，寫下詩經與唐詩中的句子，使無數國人動容動情。我們需要“中國加油”這樣的呼籲和行動，也需要“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那樣的雋永與深情。
其實，“俗”“雅”並非水火不容，彼此滋養、糾正、轉化，漢語才生生不息、充滿活力。而語言的命運，正是人與一個國度的命運。有善意與悲憫眷眷在，這話語，無論入俗或脫俗，都是美的、好的。當下，各地出現一些“硬核”抗疫標語，觸目驚心者多多，如同咒語和辱罵，充滿涼薄和戾氣。語言的粗鄙，就是人性的荒蕪。在當下部分寫作者當中，這樣的粗鄙和荒蕪，也是一種秘密流行的病毒。
“老去又逢新歲月，春來更有好花枝。晚風何處江樓笛，吹到東溟月上時。”明代詩人陳獻章，在《元旦試筆》中如此詠歎。我喜歡。惟願疫情速去，錯過臘梅的人們，不再辜負玉蘭、丁香、山茶等等好花枝。（汗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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