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在提起秦國的兵馬的時候會有一個專屬的形容詞，叫做“虎狼之師”，後來的人都用“虎狼之師”來形容別人的軍隊如同秦軍一樣強大，可見秦軍真的是強大無比，風靡一時！

一、大後方充足的兵源，保證了秦軍兵員相接

秦孝公以後，秦國走上了統一六國之路。於是，軍隊建設亦被重視，而秦穆公之時“男女老少皆兵”的作法已不適應戰國戰爭形勢的變化，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老化、弱質的態勢。但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以充足的兵源為前提。因而，秦國便採取了鞏固關中、雍州根據地，並擴大巴蜀、漢中的兵源，尤其是在巴蜀、漢中根據地建成後，其兵源更得到了加強和保障。在統一全國的最後戰爭中，李信先將兵20萬攻楚。結果損兵無數，“亡七都尉”，秦始皇又毫不猶豫地復發兵60萬以王翦率之而攻楚。當時加上別的軍事行動，秦尚能發兵60萬，實屬罕見，與六國軍隊無兵可覓，恰成鮮明對比。

史料記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地天下三分之一”即指秦跨雍、梁二州，西有隴西、安定、武威、張掖等地，南有巴蜀、漢中廣大南方地區，北有北地、上郡，又有關中八百里奉川，人口當超過400餘萬。在統一戰爭時期，以精壯男丁1/3計之，便可得100餘萬左右的兵力，可謂是“民以殷盛，國以富強”、足食足兵，人人趨戰、踴躍當兵，使得秦的兵源很少有枯竭的現象分生，在當時連年戰爭的環境下，保證了秦軍隊的兵員相接。

長平之戰作為經典戰例，秦軍充足的兵源令人歎為觀止。決戰之前，秦誘使趙國用趙括替換了持重老成的廉頗，趙軍的整體作戰思路為之一變。秦軍陣地固若金湯，卻調動趙軍離開了自己的陣地。秦軍用嚴密的防守頂住了趙軍一波波猛烈攻擊。趙軍主力傾巢而出，後方空虛，秦軍的兩支奇兵快速迂迴到趙軍後方，一斷趙軍糧道，二斷趙軍歸途。在此基礎上，秦昭襄王率領臨時動員的總預備隊秦新軍，及時穿插到長平與邯鄲之間，有效“補刀”，數十萬趙軍無力迴天，秦軍守時巋然不動，攻時雷霆萬鈞，終勝強敵。

長平之戰

二、軍需供給充裕，致使秦軍常出不疲

“是故軍無輜重則一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孫子兵法》認為軍用物資對軍隊勝敗有其重要的作用，秦在武器、甲盾、車馬、糧草等這方面做得較好。

秦國是七國之中，首先實現軍糧由國家統一供給的。為了確保每個士兵都可以領到相應的軍糧，秦軍設有專門的軍糧管理機構——軍糧廩，負責軍糧發放的執行與監管士兵不許冒領軍糧。根據史料推斷，秦軍軍糧應該類似數值為3石3鬥左右，也就是差不多89市斤，北方以小米為主，一天大概也就是3斤小米，加之其他少量的果蔬、肉類，基本上可以保障一個士兵的基本能量需求，交戰時伙食要求應該更大。

為了保障糧食供應，秦國在全國建立了可睥睨群雄的多個大糧倉。《雲夢秦簡》記載：“入禾倉，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為戶.……櫟陽二萬石一積,咸陽十萬一積,其出入禾、增積如律令。”在巴蜀、漢中等地也有類似的大糧倉。同時，為保證秦騎兵的糧草供應，秦還有許多類似的倉庫，從而保證了秦軍的糧草供應。由於秦的糧草積貯豐裕，至劉邦滅秦進軍霸上，秦的糧倉內仍有許多積糧，“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廢民。’”據考證，此倉即秦之霸上倉。

有豐厚的輜重、糧草，如何運上戰場，供應軍隊亦是一個大事。秦在統一時期，每每發兵數萬、數十萬之多，非有一個保證秦軍供應的運輸手段也是不行的，所謂的“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就揭示了糧草運輸對軍隊作戰的重要性。秦軍當時的運輸，一是陸路牛拉馬馱，二是水路運軍糧輜重。因為陸路運輸軍糧等需要，故秦在各縣、地方均有公用牛馬專給服役。史料記載：“其乘服公馬牛，亡馬者而死縣，一令其人備之而告官，官告馬牛縣出之”，又“及受服牛者卒歲死牛三以上，吏主者，徒食牛者及令、垂皆有罪。”足見，秦對公用服牛服馬的重視與保護。

水路漕運也是秦供應軍隊輜重、糧草的重要途徑與方式。《漢書》曾對此描述：“夫關中，左毅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諸侯安定，河、渭酒輪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漢初去秦不遠，故張良之語實是秦河渭漕運的總結。

事實上，戰國時期一段時期，渭河、黃河河道深廣，以船運糧極為方便。秦穆公時晉飢乞乘於秦，秦“以船嘈車轉，自雍相望至絳。”秦的運輸能力在春秋時便已相當強，至戰國中期後，隨著秦奪取被殽函天險、拔取宜陽等重鎮，黃河水路遂被打通，在河渭水軍的支援下，糧草順流而下，足以供給秦軍。《史記》便說：“秦正告魏日：‘……乘夏水，浮輕舟，⋯⋯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說明河渭的漕運、作戰都不成問題。而在南方，秦更有一支龐大的擁有“大船萬艘”、一次可載粟六百萬石，運兵數十萬的巴蜀水軍，來保障南方作戰時的給養。因而，秦軍攻到哪裡，糧草給養就送到哪裡，使得秦軍兵精糧足，而無給養匱乏之憂，為秦軍的作戰勝利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

三、寓農於戰，習兵練武造就秦國“虎賁”

戰國初期，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國“銳士”堪稱精兵，然猶以秦軍見長，這與秦軍提高軍隊素質的措施是分不開的。當時曾稱雄一時魏軍亦注重軍隊的戰鬥力訓練和培養，“魏氏之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胃帶劍，贏三日之糧，而趨百里……”。商鞅推行耕戰政策，其許多培養訓練秦兵士的方法便是從魏軍那裡學來並給予改進。

《漢書》記載，“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併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誇視，而秦更名‘角抵’。”可見，角抵就是對六國訓練兵士方法的改進，而後又用來強健秦軍士兵的身體，這與秦人強悍尚武的性格極吻合。在秦軍中還有多種訓練士兵的方法，如“投石超距”便是一種，“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超距猶跳躍也”，“投石”乃是將機弩發射石頭改為用手扔石頭，以鍛鍊臂力，而“超距”即跳遠，以增強腿的韌勁。

秦人不僅服役時訓練嚴格，且役前要訓練，役後仍要習兵練武，“秦人五十人為農，五十人於戰”即是秦民寓農於戰、農戰結合的證明，秦人長到一定的年齡，就必須到指定的地方去接受作戰訓練，“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復屯邊一歲，為戌卒。”漢承秦制，其正卒訓練當與秦類。

關於役中訓練，史料記載：“秦二世元年，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足見秦人在為正卒後，其訓練是較嚴格的，亦有像漢一樣的正規的考核兵士的制度。更卒則是，民年少者為正卒前至地方而進行的普遍的役前訓練。經過一月訓練，使他們初步掌握打仗的一些基本常識。

當然，在訓練期間，更卒仍需幹一定的雜活。這也當是秦的耕戰政策一個基本內容。故在秦取巴蜀地後，秦遂將此政策在巴蜀推行開來，而有張儀等人在成都等地建造“下倉”，教民訓練之舉。更卒一月訓練亦可備不虞之事。如長平之戰，秦始皇發年十五歲以上者去長平參戰，王翦率卒六十萬攻楚，其中便有許多人曾接受過役前訓練，有一定的作戰技能。

從秦始皇兵馬俑的戰陣來看，其編制有序、隊列整齊、步騎相間、長短兵器配合莫契，軍隊規模和專業化程度已經遠遠超越那個時代同時期的歐洲。史料記載：“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武)，惟十月，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日乘之。”似這類如何列陣、車戰、騎戰、攻城、陷陣等的戰略戰術，對秦人來說是非常精通的，《尉繚子》是秦國軍事戰略戰術的集大成者。因此，秦人軍隊便有了“虎賁”“銳士”，“銳騎”等的稱呼，反映了秦軍有良好的戰鬥素質。另外，秦人尚武好戰、貪狠鬥勇的傳統是秦軍勇猛堅強的一個不容忽視的精神因素。如張儀所說，秦“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四、鐵兵器裝備軍隊，修守戰之備橫掃六國

武器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在統一六國時期，秦不斷吸收六國兵器的長處，改進了銅兵器，後來又製造了鐵兵器，並在大量的繳獲基礎上，更新了秦軍的武器裝備，可謂是“修守戰之具”。

戰國中期，隨著經濟的發展、冶鐵業的進步，鐵兵器遂逐漸取代了銅兵器，成為秦軍的主要作戰武器。不僅如此，秦的銅兵器如戈、矛、劍、戟等都是極其鋒利的，秦皇兵馬俑出土的銅劍，雖然其成份以銅、錫等為主，但其加入了少量的稀有金屬後，便改變了銅韌性，使銅合金變得極其堅硬，經兩千多年滄桑洗禮，仍鋒利無比，這說明秦在兵器鑄造方面有著極高的水平。

與此同時，加之秦地有豐富的鐵礦，埋藏淺而極易開採，為秦鐵兵器的製造提供了原料。《雲夢秦簡》也有“左採鐵，右採鐵”的記載。岐山、龍首山一帶“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漢書》亦謂:“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昭示了秦國有條件、有能力製造大量的鐵兵器來供應裝備軍隊。

對於戰國時鐵兵器的生產，江淹在《銅劍贊》中有一段絕妙的評述:“春秋迄於戰國，戰國至於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充給，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銅工稍絕，二世之世，逾見其微。”

戰國之時，六國軍隊多以鐵兵器為主。而秦的武器更新，不僅僅是自己製造,還在於大量地奪取。如長平之戰等，動輒殺傷俘獲數萬數十萬，其繳獲的武器不少，秦軍將鐵兵器留下，銅兵上交，至秦統一後，遂有“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自此後，鐵兵器完全取代了銅兵器，但秦軍的鐵兵器至少也在秦滅六國之前就已全部更新完畢，而這時，六國軍隊中尚有大量的銅兵器使用，這在武器上就劣於秦軍。

考古發掘表明，秦軍當時使用的各種軍事裝備，是當時戰國七雄中最先進最精銳的。出土的大量秦弩，包括秦弩機和箭頭，經過科學家鑑定，工藝均達到及其精湛的程度。弩機的機械設計原理相當科學，使用極其簡單方便，射程能達到300米，有效殺傷距離在150米之內。而三稜箭頭的設計提高了弩箭的命中精度。這些裝備都是六國無法企及的。

五、賞罰分明，軍功爵制度刺激秦人鬥志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如果沒有嚴令賞罰的軍功爵制驅使，秦軍將士不會有“千賞蹈利之兵”。

所謂軍功爵制，是指根據軍功而賞賜爵位、田宅、食邑的爵祿制度，秦國的二十級軍功制度從小到大，最小的爵位叫“公士”，最大的爵位叫“徹侯”。這一制度施行於商鞅變法之後，“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桃稼，外勸戰死之賞罰。”為獎勵軍功，秦特設二十等軍功爵。具體規定是，“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其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皆以戰功相君長。”由於軍功爵以利祿為勵，實行之後，秦人送“勇於公戰”，以戰為榮。每每戰勝，便“復其身，利其田宅。”

隨著軍功的越高，獎勵也就會越加豐厚，自己在軍中的待遇也會提高。沒有爵位的普通士兵僅僅能填飽肚子，有爵位的高級士兵不僅能吃到精米，還有當時稀有菜羹。如果父親戰死疆場，他的軍功可以傳到兒子身上，一個人獲得軍功，全家人都能受益。當時的秦國以年為單位發放俸祿，俸祿主要是粟米，當時的計量單位是“石”，公士的俸祿是50石，徹侯的俸祿是1000石，兩者之間相差20倍。而在當時一個三口之家一石米能吃一個月，50石米能吃五年左右。可以說，商鞅提出的二十級軍功制度，給當時的下層民眾畫了一個大餅，讓他們看到了自己升官加爵的希望，給了他們成為上層貴族的可能。《漢書》:“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譙周釋說:“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榮人每戰勝，...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

在秦國，將士有功便有爵，得爵亦隨之有各種優厚的待遇:“五甲首隸役五家……爵至九級五大夫，遂可“稅邑三百家。”等。徜若有爵而獲罪，則可以爵抵罪。亦可以爵抵家人之罪:“欲歸爵二級以免親父母為隸臣竇者一人。”由幹這一制度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有很大的靈活性，便刺激著秦人身上的每一個細胞，煽動著秦國上下每個人都想爭取爵位的慾望。而爵位的唯一來源就是戰功，除了在戰場上殺敵立功外別無他法。於是，為了獲得更高的爵位，獲得更豐厚的利益，為了讓全家人過上更好的日子，在戰場上的秦軍士兵一個個都確實如商鞅所預想的那樣——奮不顧身，爭相殺敵。

與此同時，秦國實行重視人才、任人惟賢、不拘一格的人才政策。在統一前夕，秦國囊括了幾乎全中國所有的第一流的軍事家、政治家。這裡有王翦、王賁、尉繚、李斯、姚賈、頓弱等，他們大都並非秦國人，卻在盡心地為秦效力，一切克敵制勝的軍事進攻和政治策略計劃，都是由他們制定和實現的。公元前221年秦軍攻下齊國，至此，歷時10年的統一戰爭取得勝利！

與之相反，六國軍功獎賞制度雖設而執行不嚴、賞罰不明、軍官從中作弊等影響了軍隊戰鬥力，到戰國後期，其執行越不能始終如一，如“齊人降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鎖金，無水賞矣”。這與秦國對將士的賞罰分明判若兩樣。兵士斬首，而為軍官所買以換榮，其賞罰弊端百出，該賞的不賞，不該賞的有獎，便導致了齊軍“是事小敖，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怎能與秦軍戰鬥呢?在魏國，戰國初年，曾虎視耽耽秦國，然至戰國中期以後，其“武卒制”也因無地無爵可授，“是數年而衰，而末可奪也”，而使魏軍失去了往昔的威武氣勢，成為了敗兵之卒。時楚國也因其軍事制度的陳腐，不思改進而一味保守，其軍隊一遇秦軍，便“兵敗垂沙”。在戰國末年，六國一意賂秦而不思積極進取，遂致代備廢弛，兵甲不修，更非秦軍堅甲利兵的對手，自食“伏屍百萬，流血漂櫓”惡果！

“六國速敗，弊在賂秦。”六國為了各自利益，不明唇亡齒寒之理，在縱橫捭闔、紛繁複雜的外交中迷失了方向，往往以犧牲別國利益來求得暫時的安寧，甚至一味忍讓，不惜割讓城池土地以賂秦國。正如蘇洵《六國論》所言：“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各國以城池土地賂秦，其結果不但不能換來安寧，反而使本國日益削弱，“日削月割，以趨於亡”；而秦國則日益強大，秦國通過各國賂秦得到的城池土地及資源遠勝通過戰爭所得到的。比如張儀以“連橫”之策，說服魏國將上郡15 縣和河西重鎮少梁獻給了秦國，不費一兵一卒就使秦完全佔有了河西之地。各國“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最終燒盡了家當，喪失了抵抗力量，而致速亡。

總之，在統一戰爭時期，不論是秦國的軍事制度，還是秦兵的素質、兵源、供給、裝備、士氣等都較之六國有著不可比擬的優勢，因而在戰場上，秦軍虎虎生氣、堅強威武、勇敢無比，“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掃六合而一匡天下，結束了長達450年之久的諸侯割據混戰的分裂時代結束了，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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