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在提起秦国的兵马的时候会有一个专属的形容词，叫做“虎狼之师”，后来的人都用“虎狼之师”来形容别人的军队如同秦军一样强大，可见秦军真的是强大无比，风靡一时！

一、大后方充足的兵源，保证了秦军兵员相接

秦孝公以后，秦国走上了统一六国之路。于是，军队建设亦被重视，而秦穆公之时“男女老少皆兵”的作法已不适应战国战争形势的变化，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老化、弱质的态势。但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以充足的兵源为前提。因而，秦国便采取了巩固关中、雍州根据地，并扩大巴蜀、汉中的兵源，尤其是在巴蜀、汉中根据地建成后，其兵源更得到了加强和保障。在统一全国的最后战争中，李信先将兵20万攻楚。结果损兵无数，“亡七都尉”，秦始皇又毫不犹豫地复发兵60万以王翦率之而攻楚。当时加上别的军事行动，秦尚能发兵60万，实属罕见，与六国军队无兵可觅，恰成鲜明对比。

史料记载：“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地天下三分之一”即指秦跨雍、梁二州，西有陇西、安定、武威、张掖等地，南有巴蜀、汉中广大南方地区，北有北地、上郡，又有关中八百里奉川，人口当超过400余万。在统一战争时期，以精壮男丁1/3计之，便可得100余万左右的兵力，可谓是“民以殷盛，国以富强”、足食足兵，人人趋战、踊跃当兵，使得秦的兵源很少有枯竭的现象分生，在当时连年战争的环境下，保证了秦军队的兵员相接。

长平之战作为经典战例，秦军充足的兵源令人叹为观止。决战之前，秦诱使赵国用赵括替换了持重老成的廉颇，赵军的整体作战思路为之一变。秦军阵地固若金汤，却调动赵军离开了自己的阵地。秦军用严密的防守顶住了赵军一波波猛烈攻击。赵军主力倾巢而出，后方空虚，秦军的两支奇兵快速迂回到赵军后方，一断赵军粮道，二断赵军归途。在此基础上，秦昭襄王率领临时动员的总预备队秦新军，及时穿插到长平与邯郸之间，有效“补刀”，数十万赵军无力回天，秦军守时岿然不动，攻时雷霆万钧，终胜强敌。

长平之战

二、军需供给充裕，致使秦军常出不疲

“是故军无辎重则一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子兵法》认为军用物资对军队胜败有其重要的作用，秦在武器、甲盾、车马、粮草等这方面做得较好。

秦国是七国之中，首先实现军粮由国家统一供给的。为了确保每个士兵都可以领到相应的军粮，秦军设有专门的军粮管理机构——军粮廪，负责军粮发放的执行与监管士兵不许冒领军粮。根据史料推断，秦军军粮应该类似数值为3石3斗左右，也就是差不多89市斤，北方以小米为主，一天大概也就是3斤小米，加之其他少量的果蔬、肉类，基本上可以保障一个士兵的基本能量需求，交战时伙食要求应该更大。

为了保障粮食供应，秦国在全国建立了可睥睨群雄的多个大粮仓。《云梦秦简》记载：“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其出入禾、增积如律令。”在巴蜀、汉中等地也有类似的大粮仓。同时，为保证秦骑兵的粮草供应，秦还有许多类似的仓库，从而保证了秦军的粮草供应。由于秦的粮草积贮丰裕，至刘邦灭秦进军霸上，秦的粮仓内仍有许多积粮，“汉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不欲废民。’”据考证，此仓即秦之霸上仓。

有丰厚的辎重、粮草，如何运上战场，供应军队亦是一个大事。秦在统一时期，每每发兵数万、数十万之多，非有一个保证秦军供应的运输手段也是不行的，所谓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揭示了粮草运输对军队作战的重要性。秦军当时的运输，一是陆路牛拉马驮，二是水路运军粮辎重。因为陆路运输军粮等需要，故秦在各县、地方均有公用牛马专给服役。史料记载：“其乘服公马牛，亡马者而死县，一令其人备之而告官，官告马牛县出之”，又“及受服牛者卒岁死牛三以上，吏主者，徒食牛者及令、垂皆有罪。”足见，秦对公用服牛服马的重视与保护。

水路漕运也是秦供应军队辎重、粮草的重要途径与方式。《汉书》曾对此描述：“夫关中，左毅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诸侯安定，河、渭酒轮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汉初去秦不远，故张良之语实是秦河渭漕运的总结。

事实上，战国时期一段时期，渭河、黄河河道深广，以船运粮极为方便。秦穆公时晋饥乞乘于秦，秦“以船嘈车转，自雍相望至绛。”秦的运输能力在春秋时便已相当强，至战国中期后，随着秦夺取被殽函天险、拔取宜阳等重镇，黄河水路遂被打通，在河渭水军的支援下，粮草顺流而下，足以供给秦军。《史记》便说：“秦正告魏日：‘……乘夏水，浮轻舟，⋯⋯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说明河渭的漕运、作战都不成问题。而在南方，秦更有一支庞大的拥有“大船万艘”、一次可载粟六百万石，运兵数十万的巴蜀水军，来保障南方作战时的给养。因而，秦军攻到哪里，粮草给养就送到哪里，使得秦军兵精粮足，而无给养匮乏之忧，为秦军的作战胜利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三、寓农于战，习兵练武造就秦国“虎贲”

战国初期，齐之“技击“、魏之“武卒”、秦国“锐士”堪称精兵，然犹以秦军见长，这与秦军提高军队素质的措施是分不开的。当时曾称雄一时魏军亦注重军队的战斗力训练和培养，“魏氏之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胃带剑，赢三日之粮，而趋百里……”。商鞅推行耕战政策，其许多培养训练秦兵士的方法便是从魏军那里学来并给予改进。

《汉书》记载，“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可见，角抵就是对六国训练兵士方法的改进，而后又用来强健秦军士兵的身体，这与秦人强悍尚武的性格极吻合。在秦军中还有多种训练士兵的方法，如“投石超距”便是一种，“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超距犹跳跃也”，“投石”乃是将机弩发射石头改为用手扔石头，以锻炼臂力，而“超距”即跳远，以增强腿的韧劲。

秦人不仅服役时训练严格，且役前要训练，役后仍要习兵练武，“秦人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于战”即是秦民寓农于战、农战结合的证明，秦人长到一定的年龄，就必须到指定的地方去接受作战训练，“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畴，给郡县一月而更，谓‘更卒’，复屯边一岁，为戌卒。”汉承秦制，其正卒训练当与秦类。

关于役中训练，史料记载：“秦二世元年，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足见秦人在为正卒后，其训练是较严格的，亦有像汉一样的正规的考核兵士的制度。更卒则是，民年少者为正卒前至地方而进行的普遍的役前训练。经过一月训练，使他们初步掌握打仗的一些基本常识。

当然，在训练期间，更卒仍需干一定的杂活。这也当是秦的耕战政策一个基本内容。故在秦取巴蜀地后，秦遂将此政策在巴蜀推行开来，而有张仪等人在成都等地建造“下仓”，教民训练之举。更卒一月训练亦可备不虞之事。如长平之战，秦始皇发年十五岁以上者去长平参战，王翦率卒六十万攻楚，其中便有许多人曾接受过役前训练，有一定的作战技能。

从秦始皇兵马俑的战阵来看，其编制有序、队列整齐、步骑相间、长短兵器配合莫契，军队规模和专业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越那个时代同时期的欧洲。史料记载：“汉承秦制，三时不讲(武)，惟十月，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日乘之。”似这类如何列阵、车战、骑战、攻城、陷阵等的战略战术，对秦人来说是非常精通的，《尉缭子》是秦国军事战略战术的集大成者。因此，秦人军队便有了“虎贲”“锐士”，“锐骑”等的称呼，反映了秦军有良好的战斗素质。另外，秦人尚武好战、贪狠斗勇的传统是秦军勇猛坚强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精神因素。如张仪所说，秦“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

四、铁兵器装备军队，修守战之备横扫六国

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统一六国时期，秦不断吸收六国兵器的长处，改进了铜兵器，后来又制造了铁兵器，并在大量的缴获基础上，更新了秦军的武器装备，可谓是“修守战之具”。

战国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冶铁业的进步，铁兵器遂逐渐取代了铜兵器，成为秦军的主要作战武器。不仅如此，秦的铜兵器如戈、矛、剑、戟等都是极其锋利的，秦皇兵马俑出土的铜剑，虽然其成份以铜、锡等为主，但其加入了少量的稀有金属后，便改变了铜韧性，使铜合金变得极其坚硬，经两千多年沧桑洗礼，仍锋利无比，这说明秦在兵器铸造方面有着极高的水平。

与此同时，加之秦地有丰富的铁矿，埋藏浅而极易开采，为秦铁兵器的制造提供了原料。《云梦秦简》也有“左采铁，右采铁”的记载。岐山、龙首山一带“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铁。”《汉书》亦谓:“秦....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昭示了秦国有条件、有能力制造大量的铁兵器来供应装备军队。

对于战国时铁兵器的生产，江淹在《铜剑赞》中有一段绝妙的评述:“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至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充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铜工稍绝，二世之世，逾见其微。”

战国之时，六国军队多以铁兵器为主。而秦的武器更新，不仅仅是自己制造,还在于大量地夺取。如长平之战等，动辄杀伤俘获数万数十万，其缴获的武器不少，秦军将铁兵器留下，铜兵上交，至秦统一后，遂有“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自此后，铁兵器完全取代了铜兵器，但秦军的铁兵器至少也在秦灭六国之前就已全部更新完毕，而这时，六国军队中尚有大量的铜兵器使用，这在武器上就劣于秦军。

考古发掘表明，秦军当时使用的各种军事装备，是当时战国七雄中最先进最精锐的。出土的大量秦弩，包括秦弩机和箭头，经过科学家鉴定，工艺均达到及其精湛的程度。弩机的机械设计原理相当科学，使用极其简单方便，射程能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而三棱箭头的设计提高了弩箭的命中精度。这些装备都是六国无法企及的。

五、赏罚分明，军功爵制度刺激秦人斗志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没有严令赏罚的军功爵制驱使，秦军将士不会有“千赏蹈利之兵”。

所谓军功爵制，是指根据军功而赏赐爵位、田宅、食邑的爵禄制度，秦国的二十级军功制度从小到大，最小的爵位叫“公士”，最大的爵位叫“彻侯”。这一制度施行于商鞅变法之后，“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桃稼，外劝战死之赏罚。”为奖励军功，秦特设二十等军功爵。具体规定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其法，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皆以战功相君长。”由于军功爵以利禄为励，实行之后，秦人送“勇于公战”，以战为荣。每每战胜，便“复其身，利其田宅。”

随着军功的越高，奖励也就会越加丰厚，自己在军中的待遇也会提高。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仅仅能填饱肚子，有爵位的高级士兵不仅能吃到精米，还有当时稀有菜羹。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军功可以传到儿子身上，一个人获得军功，全家人都能受益。当时的秦国以年为单位发放俸禄，俸禄主要是粟米，当时的计量单位是“石”，公士的俸禄是50石，彻侯的俸禄是1000石，两者之间相差20倍。而在当时一个三口之家一石米能吃一个月，50石米能吃五年左右。可以说，商鞅提出的二十级军功制度，给当时的下层民众画了一个大饼，让他们看到了自己升官加爵的希望，给了他们成为上层贵族的可能。《汉书》:“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谯周释说:“秦用卫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荣人每战胜，...计功赏至万数，天下谓之上首功之国。”

在秦国，将士有功便有爵，得爵亦随之有各种优厚的待遇:“五甲首隶役五家……爵至九级五大夫，遂可“税邑三百家。”等。徜若有爵而获罪，则可以爵抵罪。亦可以爵抵家人之罪:“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窦者一人。”由干这一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很大的灵活性，便刺激着秦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煽动着秦国上下每个人都想争取爵位的欲望。而爵位的唯一来源就是战功，除了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外别无他法。于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爵位，获得更丰厚的利益，为了让全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在战场上的秦军士兵一个个都确实如商鞅所预想的那样——奋不顾身，争相杀敌。

与此同时，秦国实行重视人才、任人惟贤、不拘一格的人才政策。在统一前夕，秦国囊括了几乎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公元前221年秦军攻下齐国，至此，历时10年的统一战争取得胜利！

与之相反，六国军功奖赏制度虽设而执行不严、赏罚不明、军官从中作弊等影响了军队战斗力，到战国后期，其执行越不能始终如一，如“齐人降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锁金，无水赏矣”。这与秦国对将士的赏罚分明判若两样。兵士斩首，而为军官所买以换荣，其赏罚弊端百出，该赏的不赏，不该赏的有奖，便导致了齐军“是事小敖，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然离耳”，怎能与秦军战斗呢?在魏国，战国初年，曾虎视耽耽秦国，然至战国中期以后，其“武卒制”也因无地无爵可授，“是数年而衰，而末可夺也”，而使魏军失去了往昔的威武气势，成为了败兵之卒。时楚国也因其军事制度的陈腐，不思改进而一味保守，其军队一遇秦军，便“兵败垂沙”。在战国末年，六国一意赂秦而不思积极进取，遂致代备废弛，兵甲不修，更非秦军坚甲利兵的对手，自食“伏尸百万，流血漂橹”恶果！

“六国速败，弊在赂秦。”六国为了各自利益，不明唇亡齿寒之理，在纵横捭阖、纷繁复杂的外交中迷失了方向，往往以牺牲别国利益来求得暂时的安宁，甚至一味忍让，不惜割让城池土地以赂秦国。正如苏洵《六国论》所言：“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各国以城池土地赂秦，其结果不但不能换来安宁，反而使本国日益削弱，“日削月割，以趋于亡”；而秦国则日益强大，秦国通过各国赂秦得到的城池土地及资源远胜通过战争所得到的。比如张仪以“连横”之策，说服魏国将上郡15 县和河西重镇少梁献给了秦国，不费一兵一卒就使秦完全占有了河西之地。各国“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最终烧尽了家当，丧失了抵抗力量，而致速亡。

总之，在统一战争时期，不论是秦国的军事制度，还是秦兵的素质、兵源、供给、装备、士气等都较之六国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因而在战场上，秦军虎虎生气、坚强威武、勇敢无比，“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扫六合而一匡天下，结束了长达450年之久的诸侯割据混战的分裂时代结束了，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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