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我在南京第一次采访苏童。当时采访的地点，大约在鼓楼和新街口之间的一个茶馆还是咖啡馆，我记不清地点了。时间是下午两三点的样子，苏童穿着Ｔ桖衫，短发，浓眉大眼，身材魁梧。我采访了一个半小时，把他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还有他当时的长篇小说，都问了个遍。
那时，我正在复旦大学读书，一边读书写作，也给《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和《作家》、《山花》杂志撰稿，谋生养活自己。那一次的采访，是应《作家》杂志编辑李健君的约稿。那次的苏童采访，完全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一字一字写成稿件，寄给了《作家》。
再后来，图书策划人石涛出版了《重述神话》中国项目，在引入版权翻译出版了几本外国小说后，他请请苏童、叶兆言、阿来、李锐等作家，分别创作了几部长篇小说，加入这个国际写作项目。苏童选择的是《碧奴》，写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那一次，我已经到《南方周末》工作。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１日，在上海的一家酒店里，我先后采访了苏童和石涛，主要话题围绕《碧奴》展开。此后，应美国《滚石》杂志中文版创刊，应主编郝舫邀请，我电话采访苏童，文章《我是一块不滚动的石头》发在了创刊号上。可惜这本杂志出了一期就停刊了。
此后是２００９年，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潘凯雄的陪伴下，我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家老公馆里，一边看足球，一边围绕《河岸》和写作转型，做了一个采访。
最后一次采访，是２０１３年８月的上海书展，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黄雀记》。那天，本来主办方安排在签售前有个座谈会，可惜排队的读者太多，从一楼排队到二楼，座谈会取消，最后只能电话采访进行。
以下内容，根据前几次的访谈内容，系首次发表。
张英：我看你近些年的精力，都放在了长篇小说创作上。
苏童：是的。我现在大部分人的精力，都花在写长篇小说上。我的写作速度很慢，酝酿的时间很长，写作中反复，推翻的频率很高，有时候会倒过来倒过去，写不顺感觉不对的时候，苦不堪言；写顺了感觉对了，又乐在其中。
但是我出门，人家老问我为什么不写作，好象你不出版长篇小说，没有小说改编成电影，就没有写东西，是不顾正业。其实，写到现在，我已经出版了九部长篇小说了。但是我出门，人家老问我为什么不写作，好象你不出版长篇小说，没有小说改编成电影，就没有写东西，是不顾正业。
但我其实也在坚持写短篇小说，每年我都会写几个，大部分发表在文学杂志上，也会出版短篇小说集。我听到的对是一帮子作家对我的夸奖，非常满足。我这么热爱短篇小说创作，虽然不是自娱自乐，想让这些作品产生一个反映。我要的是什么反映呢？就是这么几个作家的这么几声夸赞么？当然不是，我希望听到读者的反馈。
张英：和余华一样，苏童也开始回忆了，题材也与文革有关。他的《兄弟》是“正面强攻”，你呢？
苏童：我觉得，七十年代是我跟余华的一个共同的天堂，也是共同的一个梦魇。我跟他年龄相仿，也跟他生长环境也差不多。我在苏州，他在海盐，苏州大概比海盐要大一点。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跟他有一个共同的生长背景，我们都是七十年代的街头少年，我们成长经历大体相似。
我第一次跟余华见面，是在北京朱伟家里，那时朱伟在《人民文学》当编辑，跟我们几个青年作家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我到他家去的时候，我说，哎，把余华找来玩玩儿。余华就来了。他一来，我当时就有种非常亲近的感觉，什么呢？我们街头的一个少年来了，说我们街上的一个人来了。所以从某种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有共同的记忆，甚至关于那个时代和人物的这种情感寄予相通。在写作上，我们有很大不同，他写《兄弟》，我写《河岸》。因为创作手法、目的大相径庭，小说呈现的内容和风格也不大一样。
张英：你们小说主题还是一样，南方小镇，少年视角，成长主题，残酷青春，政治和人性、人的浮沉，这是那个时代的颜色吗？
苏童：说到七十年代，其实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东西。因为我记得余华在回答一个外国记者提问时说，“你为什么要写暴力啊，你这个暴力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还是你自己本身是这样呢？”余华的回答就非常好：“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暴力？这在我们七十年代，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这是家常便饭。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普通的一个内容。”
如果换作我回答这个问题，恐怕我也会是这样回答。在那个年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从来没有认为它是一个暴力，我只是忠实于小说想表达的这个东西而已。
所以，七十年代也有它的特殊性，那么一个非常疯狂、极端的一面比对，七十年代也有它非常正常的一个社会外衣。他也有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有的，青春、爱情、暴力、性 这些东西不管在什么民族什么国家什么年代，都有。
非要说我跟余华有什么共同之处，我觉得我自己总结不出来。我不好替他说他的努力，我只好说自己的努力。不管上世纪六十年代也好，七十年代，我一直觉得一个荒诞的年代之荒诞，不用你去揭露，历史书、政治书都有它的存在，你自己所拥有的认识和理论，都能够帮你做出这个区别，但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小说作品，我必须要写清楚荒诞年代当中，人的貌似不荒诞的处境。
这才是我所关注的。一个荒诞的年代，我用一个比较轻的笔法去表述，但是所有重的笔法，我都在写人的故事，人的命运，人的命运是不同的。
张英：中国当代文学正再进入一个经典化的历程，怎么看这个过程？
苏童：文学经典化需要时间验证，当下是浮躁的，不光是指现实，当下的艺术审美，没有经过时间沉淀，没法解释什么是经典。
经典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永远是一个向往一个口号，但是他没法评价当下的作品。
张英：写了这么多年，你在写作上有焦虑么？很多作家的焦虑来，自对社会现实的无从把握。
苏童：作家这种焦虑是真实的。每个作家心里都认为自己有一个版图，这个版图来自于哪里？这个版图跟文学有关，跟其它什么有关，是关乎记忆。
我是有乡土的，因为有了这个版图，我觉得我是有依靠的。但一旦这个版图，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改变了，每个人都会有焦虑。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很快，速度越来越快，一切固有的都在消失，社会现实越来越复杂。
至于为什么变化很快，没有诗意，没有理由，而且谁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于一个作家最神秘的伤害，是对于作家内心这张版图的伤害，它是让你感觉到某种东西在消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其实不太主张一个作家，用非常文学化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甚至包括全球化。我并不主张用一种非常知识分子的态度去看待这种事物。但另外一方面，它对于你自己的内心确实是有逼迫的，这种逼迫可能加快让你提前去看待这个社会，提前去挽留记忆。
也许以前的情况下，我到七十岁，我才开始回忆，我再修复这个版图。但现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时间是到了，我写作就该启动修复过程，这个动作提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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