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敦煌的洞窟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来自丝绸之路沿线的苏特、鲜卑、蒙古、党项、吐蕃。还有西域各国的一些人民的形象都在这个莫高窟出现了。
所有的洞窟都是由来自于丝绸之路沿线的信徒、当地的居民、当地的达官、当地的家族因为信仰开凿，整整持续了1000年。
但是我们也有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在早期的洞窟里面，供养人的形象是非常小的，有些不到20厘米，但是到了晚唐五代以后，供养人的形象非常高大，甚至跟真人的像一样大，而且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什么原因？我个人的理解，是人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佛性。
敦煌莫高窟就是在这样一个善巧的心灵和广阔的空间中间，用多元的文化融合造就的艺术宝库。
在这样一个艺术宝库的开凿过程中，我们要感谢两条河流。
一条河流是莫高窟前的宕泉河，它为我们准备了可以开凿洞窟的崖体，也为我们准备了佛教僧侣、工匠可以生存的物质条件。
另一条河流是由佛教滋养的人的心灵之河。没有这样一条心灵之河，我们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持续1000年不断地创造奇迹，这是信仰的力量。
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在这样一个非常小的洞窟中间，我们发现了5万多件以佛教经典为主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的典籍，可以看到景教的典籍，可以看到摩尼教的典籍，还可以看到来自其它民族的一些文字，有藏文，有粟特文，有回鹘文等等。
为什么这样一个如此伟大的艺术、如此伟大的宝藏，会诞生在这样一个荒凉而寂寞的戈壁深处？
我们必须回到丝绸之路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一个咽喉地带。从长安沿着河西走廊，向西域走向中亚，再走向欧洲、走向印度的这个过程中，敦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要塞。
当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他向汉武帝报告，要在敦煌设立关口。
所以汉武大帝在公元前111年，在敦煌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在河西建立了四郡，也就是列四郡、据两关。从此敦煌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能够承担起这样了不起的历史责任。
敦煌南部的雪山，源源不断地向这片绿洲输送水，确保这片绿洲能够为我们提供生活的必需。
在这片土地上，汉武大帝修筑长城，阻挡匈奴不断对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沿线的骚扰，确保这条和平之路、商贸之路、科技之路、文化之路的畅通。
阳关、玉门关，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是我们每个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记忆。
它赋予我们的祖先向西进取的雄心和向东回望的无限乡愁。它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向往和平的民族。即使我们走出去和外部世界打交道，我们始终向往最后要回到我们的家乡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祖国。
也就是两关的建设，使得中原的一些世家大族、文人来到了敦煌，让来自中原的文化在这个地方积淀了好几百年，让从西域向中原传播的佛教能够在敦煌停留。
如果没有这几百年中原文化的积淀，佛教向中原传播就会一路向东到酒泉、到张掖。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两关的建设，有这片绿洲的经营，所以使得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就在敦煌。
就是因为这样，敦煌莫高窟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全部六项标准。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它的价值无比重要。常书鸿先生来了，段文杰先生来了，他们都是艺术家，为了艺术而来到了这里。这些艺术家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来保护、研究和弘扬这份人类的珍贵遗产。
在这张图片上可以看到我的前三任院长。在70年间，为了敦煌的保护研究，这三任院长带领我们敦煌研究院的几代莫高窟人做出了他们的贡献。其中就有我们东方女儿，也是北大贡献给我们敦煌的一位杰出的人才，樊锦诗先生。
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沿着他们的足迹来到了敦煌，来保护、研究、弘扬莫高窟。
日本朋友来了，美国朋友来了，欧洲朋友来了，中亚朋友来了，我们香港的朋友、台湾的朋友，我们这些同胞一样加入到保护、研究、弘扬敦煌的队伍。
现在我们不断地走出去、请进来，让更多的学者、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敦煌研究院。现在有一位日本的女孩子，有美国的学者，已经成为了敦煌研究院的员工。
我们希望未来的敦煌研究院能够把敦煌莫高窟建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把敦煌研究院建成最具活力的敦煌学研究实体。我们也希望能够建成最具影响力的敦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平台。
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不断地挖掘敦煌文化蕴含的一种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在这样一个时代来树立我们国民的文化自信。因为民心相通最主要的应该是人文交流，没有人文交流，我们的民心相通无从谈起。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少不了我们文化工作者，也少不了东方文化的保护、研究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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