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鄉村的高級表現形態，是社會發展枝條上的一枚必然果實 ”。
從現在看來，中國古代的民居管理制度從一開始便是服務於政治而非經濟的，所以中國的民居管理制度從一開始便具有著鮮明的政治特性。
從西周古籍中我們可以得知，早期民居“土地平曠、屋舍儼然、門戶序列、院落深靜”，可見早在中國西周時期，就對城市民居進行了規劃管理，而這種城市被稱之為“邑”或“閭”，其法理來源於《周禮》。又通過《爾雅》中的解釋：“裡，邑也”，為可以反向推出早在西周“裡坊制”的雛形便已經建立，這在《考工記》中有著明確的記述。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太廟）右社（社稷），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而後歷朝歷代，營建都城，莫不如是！《管子·度地》認為這樣的制度有三個作用：一、安置百姓。二、拱衛君主。三、便於買賣交易。之後的秦漢兩朝，皆是仿照周朝天子建城邑之狀來管理民居，但有了些許區別，那就是採用了“雙城制”的形態，即以宮廟為主的“宮城”和以平民居住區和商業區的“郭城”，也就是說，民居和市場都是開放型的。到了漢朝晚期，真正的“裡坊”才開始孕育。
一、曹操營建的鄴城開闢了民居制度管理新紀元，構建了“里居”的輝煌。
鄴城初建於春秋時期，是中國傳統歷史名城之一，相傳最早營建鄴城的便是齊桓公。公元前439年魏文侯封鄴，鄴城之後便成為魏國陪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東漢建安十八年（
公元213年），曹操擊敗袁紹佔據鄴城，營建王都。 曹操在營建鄴城時，開創了一種佈局嚴整，功能區分明確的城市格局：城之外形趨向規整，宮室署衙位於城內北部中間，所餘民居，被數條東西南北街道封劃為若干封閉式“里居”。
曹操營建的鄴城東西長約七里，南北寬約五里，採用傳統的“兩城制”，東西幹道將全城分為南北兩片區域，北面為貴族活動區域，宮城、官署及大臣居所大多在此處，包括曹操為大小喬所營建的銅雀臺等高臺，戰時也可依靠高牆高臺啟動城防要塞功能。
幹道之南為居民區，分為若干“里居”，三條南北走向的主道通向南方三個城門，中軸線大道直通宮城北門。城之東門外則是市貿之地，曹魏外交的迎賓館也建設於此。西門外則是皇家園林及水域，可駐紮水軍護衛，城內供水也在此地。
曹操營建的鄴城秉承了戰國以來以宮城為中心的規劃思想外，同時也改進了長安宮城鬆散佈局的狀況，城市結構嚴謹，設宮城主幹道直通城門，將中國古建築群中軸線對稱佈局手法應用到整個城市，將“里居”的民居管理模式推向高潮。
二、由“裡”到“坊”，北魏營建平城和洛陽，“裡坊制”由發展到成熟。
1.由“裡”到“坊”，“裡坊制”的發展。
道武皇帝拓跋珪在公元398年，將其都城從盛樂遷往平城（大同），主要是因為此地乃草原南下中原的緩衝地帶，進可攻退可守，可迴旋自如，於是在平城營建鮮卑王朝的新都城。
平城之都展示了少數民族全新的文化風貌，儘管拓跋珪崇拜三國曹操，但都城的營建並未照搬曹魏鄴城的“里居制”，而是從實際出發別出心裁的在城內設置格局規整的裡坊。早在天賜三年（公元406年），拓跋珪就擬定了“規立外城，分置市裡”的城建計劃，並從中原請來了對城郭建造有機巧的建築大家孫題參與規劃平城的營建。
“平城坊”的主要特色就是將不同民族的百姓安置在城郭“裡坊”實行集中和程序化管理，每一里坊巷口，樹以牌表坊記，“巷連街，坊套裡，高牆四圍，森嚴壁壘，一座裡坊，就是一座城堡”，並設專門士兵官員管理。從規模體量、形制格局、功能體制到管理體系，一種以“裡坊制”為新的民居管理制度已然形成發展，開始領銜扮演著中國古代城市發展走向的新角色。這種制度的意義在於：
劃片而居，分類安置，以晨鐘暮鼓為號，定時開關坊門。2.北魏再次遷都，由“平城坊”到“洛陽坊”，“裡坊制”的成熟。
爭取洛陽石窟是雲崗石窟之延續，“洛陽坊”的營建必然是“平城坊 ”模式的繼承發展，北魏遷都洛陽後，以“平城坊”為範本，展開了更大規模的裡坊建設，《洛陽伽藍記》有詳細記載。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為一里，裡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
整個洛陽城以裡坊制度為佈局與管理，在西門外建有大市，作為交易之地，佔地八里（此裡即裡坊），東市則為倉儲之地，佔地二里，南市有調音、樂律二里，“裡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也”。景明二年（公元501年），“發畿內父五萬人築京師三百二十三坊”標誌著裡坊制的成熟。
裡坊格局，更像中國象形漢字“田”，它在任何朝代都是立國之基，從商朝井田、王莽王田、曹魏屯田、北魏隋唐均田等等，正如田一樣，裡坊製成為鮮卑人的立國之基，其妙就妙在將遊牧民族的草原部落成員編入漢人之中，漢化之後迅速由部落聯盟邁入封建社會。後來在北魏的“
太和改革”中，所頒佈的“三長制”也是與裡坊制相配套的，這一制度的推行更是強化了秦漢以來的郡縣制，輻射到全國範圍的時候，形成以村為單位的朝廷基層管理制度，為“均田制”的出臺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三、鼎盛於隋唐長安的裡坊制，是中國古民居管理制度上的一筆濃彩顏色。
“裡坊制”經過平城定型，逐漸演變昇華為一種國家制度，經洛陽及北齊北周運行至隋唐，終於在唐朝的長安城登峰造極，古代的民居管理，從“裡”到“坊”，再到“坊市”，完成了歷史演變。
去年有部熱劇《長安十二時辰》就是以大唐長安為背景的一部電視劇，中間多次提到了“平康坊”、“安樂坊”等牌坊名字，其實長安城的基礎是隋朝大興城之更名，早在隋朝開皇二年（公元582年），隋文帝楊堅就發佈營建新都的詔書。
此城從漢，凋殘日久，屢為戰場，舊經喪亂……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
唐隨隋制，唐皇在隋朝的大興城的基礎上擴建長安城裡坊，在城市規劃上可謂是整齊劃一，有著“雲開闔閭三千丈，霧暗樓臺百萬家”的景象，諸坊“棋佈櫛比，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理學大家朱熹讚賞道：“居民在牆內，官街皆用牆，民出入處皆有坊門，坊中甚安”。
雖然裡坊制給城中治安管理帶來了便利，但給市民生產生活和人際交往帶來了限制，“昏而閉，五更而啟的宵禁”使偌大的長安城在入夜後呈現一種“六街鼓聲行人絕，九衢茫茫行人絕”的寂靜夜色。
無論什麼樣的制度，都抵不過經濟發展規律。長安這種超級大城的商品經濟瘋狂發展後，唐代中期後長安城內的違章建築屢有出現，欲禁難止。《唐史》記載，憲宗元和年間“長安坊中有夜攔街鋪設祠樂者，遲明未已 ”，至文宗太和五年（公元827年），有不良帥奏呈長安坊門“或鼓未動即先開，或夜已深尤未閉”。
可見，在中唐之後伴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店鋪已隱約衝破市之藩籬，闖入坊內。如記載中長興坊的畢羅店，道政坊的酒店等等。到了唐末，長安的崇仁坊更是“
一街輻輳，遂傾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無論是隋朝也好，唐朝也罷，其設計者都以鮮卑人所築平城為模板，但隋唐的鮮明特色就是採用了“三城制”，即宮城、皇城、郭城組成，中軸線的對稱手法在建築群中運用得更為突出，皇城居於“三城”中心，其建築風格對稱之美、均衡之美透射出中國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更體現出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農抑商”的社會心理，沉重的閉塞感限制了城市基本功能的充分發揮。
在家天下的封建集權下，裡坊制逐步演化成一種普遍性的城市規劃原則，使不同區域的城市趨於雷同，這也正是如今我們看到資料中歷史名城只有大小之分，沒有結構差異的重要原因。
隨著唐末的五代十國亂象頻出，到了宋太祖建立宋朝時，整個宋朝陷入到貿易狂潮中，以至於“八荒爭湊，萬國鹹通”，繁榮的經濟帶來的是新的思潮，城市民居的裡坊制也終於走到了盡頭，這也正是我們在《清明上河圖》中看不到裡坊痕跡的原因。裡坊制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產物，而商業的活力要求這種閉鎖的制度實行自我突破，於是裡坊制走向衰敗。
唐朝“坊市”是中國裡坊制發展的最鼎盛時期，它與遠遠的周朝“里居”制度相呼應，又是北魏平城坊和洛陽坊的繼承發展，對後世有著重要的影響，比如說“街坊鄰居”一詞就源於此。
結語
“裡”也好，“坊”也罷，“坊市”也罷，作為民居管理方式，說到底還是一種人類的聚集方式，生活模式，對封建社會的發展前行發揮了重要作用，它既平衡著社會秩序的運轉，同時也服務於封建王朝的統治。但始終不可否認裡坊制在中國古代城市規劃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其數千年的穩定格局和生命力就可見一斑。
政治手段最終要屈服於經濟發展，所以在商業異常繁榮的宋朝，裡坊制這種放逐了城市自身合理性的制度，在實現了對百姓有效管控管理的基礎上，同時也阻礙了經濟活動的自然健康的發展。所以坊牆推倒，伴隨的是對其實行收稅管理，中國自西周以來的里居到坊市制度就此落幕，隨之而來的就是我們目前熟悉的街巷制。
但是裡坊制的民居管理制度遠遠不是對中國影響巨大那麼簡單。公元五世紀，高句麗借鑑中國這種管理模式修建平壤城；公元六世紀末，日本吸收中國裡坊制的模式，修建了新都城藤原京，其大體規制與平城坊類似……
城市意義，在於突破農耕文化自給自足的方式，將社會成員集中起來為他們提供文化傳播、商品貿易的場所，城市的開放性才是城市積極進步所在。故而長安城這種皇宮、塢堡加防禦城牆的具有強烈政治因素的模式註定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漸衰落，這不僅是城市功能化的需求，更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也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需求。
參考資料：房龍《人類的藝術》、《魏書》、《三國志》、《南齊書·魏虜傳》、《水經注》、《唐史》、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三國遺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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