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聽人說，“歷史都是騙人的。”其原因是：人寫的東西怎麼會完全客觀的記述事實？這種強烈的懷疑精神，看似非常有理。
按理說來，當然沒有完全客觀的歷史，所謂真實的歷史也只能無限接近歷史本身而已。正如，某件事情，不同的媒體報道其內容可能大相徑庭！那麼，如何瞭解以前的歷史？
欲知歷史，則在考證與考古。史前和史料缺乏時代的歷史，有賴於考古。結合相關史料，以科學的方法來分析出土文物，最大限度的還原歷史本身。
今天介紹張其昀先生髮表於1936 年《地理教育》的一篇文章，該文藉助當時最新的考古發現，對中國先秦史作了一番新的解讀，彌補了傳統文獻的不足與缺陷。
張其昀（1900—1985）
張其昀，字曉峰，浙江省鄞縣人，著名史學家、地學家及教育家。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畢業（中央大學前身）。曾任國立浙江大學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1945年在哈佛大學講學一年。1949年隨國民政府到臺灣，曾任國民黨教育部部長、國防研究院主任等職。1962創辦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擔任董事長。著有《本國地理》、《中國人地關係概論》、《中華五千年史》等。
本文原名《中國曆代疆域的變遷》，正文如下：
先秦考古
時代愈新，知道太古的事情愈多，近來賴考古學的進步，“洪荒草昧”時代的中國地理漸漸有了線索可指，並且可以經書上的傳說互相發明，這實在是學術上的快事。據現在所知道最古的中國人曾經住在北平西南約50餘公里的周口店。
民國十八年（1929）地質調查所在該地發現頭蓋骨及大批粗製的石器，用火遺蹟也非常顯著，可見當時已有文化，這代表中國最古的文化。考古學家稱之為中國猿人或北京猿人，當他們生活之時，北方黃土層還未造成，年代之遠可以想見。據地質學家所推定，當在20萬年以前，當時華北氣候似比現在溫暖多雨。
中國遠古文化可分為三大段，一為始石器時代（Eolithic age），北京猿人即相當於此期，其二為舊石器時代（Paleolithic age），其三為新石器時代（Neolithic age），後兩者均屬於黃土期。
鄂爾多斯大鹿角
民國十二年（1923）綏遠省鄂爾多斯地方發現舊石器時代（即薩拉烏蘇遺址）之器物，如尖銳器物，為穿孔之用；刮磨器，為刮磨石器之用；及扁杏狀武器，為防禦及獵獸之用。與此等石器相伴之生物群，如犀、象、駱駝、野牛、鴕鳥等大抵為洪積統（洪積層是由山洪急流搬運的碎屑物質組成的）之亡種。以此證明當黃土生成之時，河套以南長城附近曾有人類繁殖其間，其文化屬於舊石器時代，惟此時時期之人骨尚未有所得。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遺蹟，以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發掘所得者為最豐富，故稱之為仰韶時代。此外如遼寧、甘肅、青海等亦有相類之發現。河套舊石器時代與仰韶時代之初人遺蹟，兩相對照，不但其器物大相懸殊，即二時代之環境亦絕不相類。論器物：一則單純簡陋，一則豐富繁複。論環境，舊石器時代之人類似於鄂爾多斯獵取現代絕跡之巨大動物，而仰韶時代之人類，其環境森林密佈外，與吾人今日者無大差異。
仰韶彩陶
仰韶期石器、陶器極多，而毫無金屬器物可見，其時代當在銅器未發明或未普及以前。而陶器形態多與商周銅器形狀相似，則其時代又未必過於遂古，當屬於新石器時代之末期，考古學家暫定為紀元前三千年。仰韶文化大抵仰給於農業，其陶器之繩紋表示當日已有麻之栽培，村落遺址有豕骨之多，則表示當日畜豕之繁，此種情形均為農業社會之明證。
又仰韶陶器中已有穀米遺蹟，此為中國考古學中所知種稻之最古遺蹟。仰韶期之人民已有犁鋤之使用，大都為木所制，此項輕便之器具，頗宜於黃土之耕種。
翁文灝先生謂仰韶時代或已當唐堯時代，其單色與彩色陶器精美絕倫，堯號陶唐，或即為陶器盛行之證。要之，黃河流域為中國人種發祥之地，仰韶文化為中國文化之基礎，仰韶陶器為商周銅器之雛形，這些都是確定的事實。
安陽殷墟遺蹟分佈平面圖，中間為洹河
殷墟古址的發現，使中國古代地理亦大放光明。河南安陽縣洹河兩岸之黃土丘陵多有文化之遺存，殷墟乃其中高崗之一，《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洹水南殷墟上”是也，其時期上起盤庚之遷（前1400年），下至帝辛（前1122年）。
殷墟遺址分兩大類，即地上之基礎與地下之穴窖，可見殷之末世，實為穴居學轉變為宮室之過渡時期，其搜得之遺物以陶器為最多，次為動物骨，骨料多用於制器，兼有武器用器與裝飾品。
玉象，1979年婦好墓出土
又曾發現象之遺骸，殷人服象，由此可得實物之證明。骨用於兼祭祀與占卜。骨卜實為龜卜之所出。石器之多亦不亞於骨器，可見殷商晚期尚未脫離用石器之習慣。貝類有兩種，鹹水貝為當時之通用貨幣，淡水貝多做裝飾品之用。
殷墟青銅箭鏃圖
民國十八年（1929）中央研究院發掘時，又有銅鏃出土，商末已進入青銅時期，由此始得切實證明。殷人制造銅器有範疇而成，其原料為銅與錫制合金（即青銅）而非純銅。銅器中箭鏃佔大多數，尚有矛、刀、釘、錐等物。
卜骨，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坑出土
殷墟所獲諸遺物中，其最有價值者莫如甲骨文字。殷人占卜用牛骨較用龜甲為多，目前出土之甲骨已有10萬片，統計有2000字上下，在公元前14至公元前12世紀之時，中國的象形文字已經完備，殷商文字所表述之農產物，不但有麥且有稻米；遺存中獸骨，不但有旱牛且有水牛；不但有絲桑等字，且有蠶字，蠶桑業在殷商已成專業，此完全為中國所發明。
據李濟先生的意見，殷商文化中稻米當為南方成分，其銅錫原料大約亦來自南方。李先生因此推論：殷商以前黃河流域與他處交通，謂殷民族能探採南國銅錫與東海之蚌貝，稱雄於大河南北。而從事於征伐、文學、禮樂等事，全東亞莫敢與之抗衡，實在非偶然而致的。
已故王國維先生又就卜辭所載地名考據，謂今河北省淶水、易縣之間，為商邦畿之地，而其制度、文物全與商同。
關於周初，箕子之立國朝鮮，成王冊封肅慎，可見商之國勢已遠達今之東北。殷墟與仰韶不同之點，即殷墟文化已入歷史時代，故地下之新材料與紙上之舊史料，得以互相補證，此即所謂二重證據法。
太史公《史記》所述商代世系，以甲骨文證之，大致不誤；帝王師傅如伊尹傳說之論，皆明見於卜辭中，可見太史公所據之商代史料全是實錄，而由殷商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這是當然的事實。
王國維先生嘗謂地下的材料有兩種，一為甲骨文，一為金文（即鐘鼎文）。春秋之世，齊秦兩大國之金文，無不信禹為古之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民國十五年（1926）李濟先生在山西省夏縣西陰村發掘所得器物均與仰韶遺物相近，彩色陶器尤絕相類。夏縣由地名沿革而論，正為有夏之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不妨假定為夏后氏的遺物。
夏國相當於部落盟主國，實際控制僅中間灰色區域
夏代都邑自禹至桀前後8遷，殷人都邑自契至帝辛亡國，可考凡11，周自後稷至平王東居洛邑，其遷地可指者有10處。夏之區域以山西汾水下流與豫西洛水流域為中心，蹤跡所至，不越黃河兩岸，顯然為中原固有的民族。
夏商周三代圖
殷人蓋起於東北，其遊牧所及，北抵易水、南達商丘、東迄鄒魯、西至太行，周人顯然為西北民族，其都邑之洛陽外，皆在今陝西渭河流域。當殷人已用銅器，周人似尚在石器時代，傳世銅器不下數千，但求王季、文王時周人之製作，絕未見。以殷墟文物與經傳傳聞相對證，又以經傳傳聞考周初歷史，周在三代向為文化落伍之民族，殆無疑義。
黃河流域之地形，東部為大平原，西部較複雜，有丘陵、盆地及高原。殷人居東部，夏以河東為本，周以岐渭為本，皆在西部。因地形差別而形成東西兩系統，其經濟生活有異，因對峙而爭鬥，因爭鬥而混合，因混合而文化發展。於是政治之演進，亦漸由部落之組織而形成帝國之規模。
伊尹
以文化論，東部平原發達較早，除殷墟外，山東曲阜一帶，在遠古為一極重要之中心。此地土著伊尹，用其文化所賦之智謀以事湯，遂滅夏；孔子亦此地土著，憑藉時勢而成為中國文化之中心人物。
歷史學家常以礦產之利用劃分時代，繼石器時代而起者，前有銅器時代，後用鐵器時代。其變革之或遲或速，往往視人文程度而異，若論其先後次序，則全世界殆無不同。
越王勾踐劍
我國始用鐵器時代在春秋戰國之際（即公元前5世紀），吳楚諸國冶煉漸精，始制鐵兵，惟戰國末年列強所用兵器仍以銅為多。據翁文灝先生的意見，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南北均已用鐵，北方以量勝，南方以質勝，南方以鐵製兵器，北方則僅用於製作農具。
南北鐵礦不同，固由於自然生成，但南方用木炭鍊鐵，北方用煤，因原料、燃料不同，故南方之鐵較佳。南京有冶城，莫干山有劍池，都是戰國時代之史蹟。
古稱“亡秦者楚”，其後項羽果然以江東八千子弟而入咸陽，這種史地關係當不是偶然的。秦漢之世，始立鐵官，鐵之為用已明，至東漢而武器用鐵乃愈盛，下逮在唐宋之世，耕戰及日用諸器具，殆全取之於鐵。
往期精選：
閱讀更多 瀚海淘沙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