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脫離傳說境界以後，黃帝的形象是向神仙偶像與歷史人物兩個方向發展的。司馬遷撰寫《
五帝本紀》，將黃帝塑造成中華正史第一人物，凝鍊成虛實之間形象，尊崇為帝王樣板，供奉為華夏始祖，從而適應了漢武帝構建大一統宏圖和鞏固家天下專制局面的時代需要。北齊史家魏收充分領會司馬遷思想精髓，在《魏書》首篇首句中將拓跋氏初祖認作黃帝之孫，又在《官氏志》中梳理出諸部落漢化姓氏，將黃帝推廣成北朝各族共同祖先，從而體現出民族融合潮流，適應了中華文明昇華趨勢。又經過社會長期弘揚，黃帝歷史形象終於發展成為受到海內外廣泛認可的人文初祖形象，原因就在於凝聚中華民族的需要。
一、《五帝本紀》的編寫
1、倍受質疑的《五帝本紀》
司馬遷編撰《史記》，首卷為《五帝本紀 》，五帝之首是黃帝。司馬遷雖然承認五帝的事蹟或者"難言"，或者"不傳"，或者內容"缺有間"，但是仍然堅持認為"其所表見皆不虛"，因此"擇其言尤雅者"為五帝撰寫了本紀。
司馬遷
在中華傳統文獻中，《史記》是影響最深遠的經典。但是，作為該書開篇的《五帝本紀》，由於所述對象時代久遠，其史料是否可信，在司馬遷之後成為長期爭論的問題。尤其自20世紀初以來，許多學者對《五帝本紀》提出質疑，其中黃帝更是受重點批判乃至被否定的對象。不過，黃帝的影響甚為廣泛，早就超出史學討論的範疇。
《史記》
如今的黃帝，已經從神仙偶像與歷史人物之中超脫出來，昇華成中華民族人文初祖形象，是深入海內外人心的文化符號，所以繼續討論黃帝形象的問題仍具有現實意義。作為人文初祖的形象，是由黃帝的歷史人物形象放大與推廣而成的；而黃帝的歷史人物形象，則脫胎於上古傳說。所以，討論與黃帝相關的問題，又不得不回到原點，再議以往對於《五帝本紀》的批判。
2、《五帝本紀》編寫遇到的問題
缺乏文獻，不等於沒有歷史。實際上，人類沒有文獻的歷史遠比具有文獻的歷史漫長得多。不能因為缺乏文獻就不去考察上古歷史，對於傳聞模糊和文獻稀缺造成的困難，司馬遷還是充分認識到的，但是他並未知難而退。為了探求真知，司馬遷曾經"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到達黃帝及堯、舜等活動過的區域作廣泛考察，親自採訪各地長老。
黃帝
為了"心知其意"，他曾經遍覽《五帝德》、《帝系姓》、《堯典》、《舜典》等文獻。最後，司馬遷將他所能聽到的傳聞和他所能見到的文獻相比照，終於得出二者"近是"的結論。《五帝本紀》正是經過司馬遷如此"
好學深思"之後才完成的。司馬遷所處的時代沒有現代發達的科技手段，但是他能夠尋找到在口頭上還流傳著五帝故事的相關地區與相關長老，這是現代的歷史學家再也不可能獲得的機遇，所以是非常寶貴的。如果真的要否定《五帝本紀》的價值，就必須具體地分析《五帝本紀》的內容，才能夠找到它的要害或不足之處，而不應藉史源學的原理一言以蔽之。
《五帝本紀》
司馬遷認識到，由於五帝、三代的時代太遙遠，所以在按時間順序排列相關文獻時就會出現缺失或矛盾的現象，具體表現為或者"略"而"無年月"，或者"多闕"而"不可錄"，或者"鹹不同"而"乖異"。如此客觀的分析，正說明司馬遷在編排史料時態度的審慎，正如顧頡剛讚揚的那樣，"他的裁斷精神是怎樣的嚴厲和確定"。
然而，即使在這般困難的情況下，司馬遷還是編定了《三代世表》，這恰恰說明他對共和以前的"歷史系統"是堅信不疑的，絕不能就此證明他對"好些黃帝的記載"都不相信。司馬遷面對的有關黃帝的史料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司馬遷都不相信的"好些黃帝的記載"；另一類則屬於所謂"好些黃帝的記載"之外，應該是司馬遷都相信的內容。而相信與否的標準，則是能否排出確切的年代。
《三代世表》不能排出確切的年代，因此屬於司馬遷都不相信的內容。不過，我們看到，與《三代世表》一樣，《五帝本紀》也是無法排出確切年代的，倘若據此理由而將《五帝本紀》也列入司馬遷自己都不相信的內容，那麼所謂"好些黃帝的記載"就應該改為"全部黃帝的記載"，而司馬遷"承認有黃帝"的大前提也就應該被否定了。
《三代世表》
於是，按照這樣的邏輯，便會推導出司馬遷為連自己都不相信的黃帝撰寫了本紀的觀點，這當然是難以令人接受的。但是儘管文獻的內容和年代有所缺失，都沒有動搖司馬遷為黃帝撰述本紀的堅定意志。意志的堅定與處事的謹慎並不矛盾，在甄別具體的史料上司馬遷的態度是嚴格的。
3、《五帝本紀》的意義
為了謹慎起見，他對史料的時代採取"共和以前但記世數"的處理辦法，對史料的內容則抱定"傳疑"的態度。所謂"傳疑"，就是保留史料的原貌，對其疑惑之處絕不輕易作出判斷或者篡改，更不籠統地否定。這就並非如顧頡剛所說的那樣，對於"好些黃帝的記載他都不信"。
其實，時間愈是久遠，年代就愈是難以準確，史料的內容也愈是難以精細。所以，就上古史而言，以能否排出確切的年代作為依據去甄別相應的史實並不一定妥當。近代以來，在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考古學上有許多重大發現，並不因其年代的模糊而遭受否定，這是一樣的道理。
黃帝
從上古混沌的史料中整理出頭緒，撇開眾多的傳說人物，從而建立起清晰的歷史系統，無疑是司馬遷對中國歷史學所作的偉大貢獻。不過，司馬遷的卓越之功更在於將《五帝本紀》確立為《史記》的開篇，從而將黃帝樹立為中國歷史第一人。唯其如此，黃帝才能脫穎而出，才會作為客觀個體而被歷史學家塑造，才有被後世社會弘揚的價值。唯其如此，司馬遷的成就才超越歷史學的範疇，受到社會廣泛而持久的推崇。
這樣，《五帝本紀》就不僅僅是《史記》的首篇，而且成為整個中華正史的第一本紀了。在《五帝本紀》之後的紀傳，無論如何層累疊加，也都改變不了黃帝的首要位置。於是，作為司馬遷歷史系統中第一人物的黃帝，也就成了中華傳統中不可動搖的第一人物。
二、虛實之間歷史形象
1、各大學者對於《五帝本紀》的態度
儘管梁啟超、陸懋德和顧頡剛對五帝歷史存在的判斷都存在值得商榷之處，但是他們的相關言論已經形成強大的衝擊力。受此強烈的衝擊，學術界對黃帝的質疑日趨多見，黃帝形象的"迷離"彷彿成為共識，否定《五帝本紀》的看法幾近於定論，這也成為現代一些研究中竟可以置中國上古歷史不顧而奢談黃帝形象的成因。
梁啟超
其實，不待眾多現代學者的質疑，批判司馬遷者古已有之。南宋黃震就曾直截了當地指責《五帝本紀》。不過，黃震並不像梁啟超那樣對《五帝本紀》籠統地下個"恍惚迷離"的結論，然後就提出"
縱然不抹殺，亦應懷疑"的簡單處理辦法。比梁啟超早六百多年的黃震反倒較後人公允，他對《五帝本紀》的各紀是有區別地對待的。黃震批評顓頊和帝嚳二紀"皆稱頌語"確實不差，而且對照二紀就不難發現其語義亦有明顯重複之處。讀此二紀的感覺，與《史記》其他紀傳生動的語言風格迥然相異。黃震指責堯、舜二紀的內容系抄錄自《尚書》的《堯典》與《舜典》，只要核對相關文獻就可印證這樣的說法並不錯。
《堯典》
與黃震的批判態度不同，對司馬遷抄錄二典之事，明代學問家何良俊反倒十分讚揚。他認為：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其堯、舜紀全用二典成篇，中間略加點竄，便成太史公之文……乃知此老胸中自有一付爐韝，其點化之妙不可言也。
不管黃震的批評也好，何良俊的讚揚也好，都恰恰說明堯、舜二紀是具有文獻依據的。因此，如果承認《尚書》堯、舜二典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那就不能完全抹殺《五帝本紀》的意義。至於"黃帝紀"，黃震也不得不承認記錄著實實在在的"一二事"，那就是"殺蚩尤與以雲紀官"。
黃震
梁啟超指出的"詞章家的點綴堆砌"之語，即所謂"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這番話，原出自《五帝德》。那麼，司馬遷為何非要抄錄如此虛譽的文字呢？如果細細體會顧頡剛所說的司馬遷毅然以黃帝為歷史人物上限"看似容易，其實甚難"的話語，就會發現這段讚頌黃帝的文字有著深刻的用意。
2、由仙轉俗，黃帝身份的變化
黃帝原本出自傳說，西漢以前長期被供奉在仙人，司馬遷立意要將黃帝拉到俗界，就必須賦予其人格。所以，看似虛譽的文字其實不虛，恰恰具有使黃帝人格化的意義。至於"神靈"一詞，雖然常常使用於仙界，但是當它與"生而"連寫一起，就成了似神的意思。似神，乃人而非神也。
西漢時黃帝的形象
司馬遷真是"點化之妙不可言也"。"黃帝紀"的第二部分描述黃帝的創業過程與歷史功績，是該紀重心所在，第二部分中確實含有誇張的成分，概念過於抽象。但是第二部分中並不缺乏具體的內容，與其他反映上古歷史的文獻一樣，它的文字是簡練而樸素的， 但是透過高度概括的語言同樣能夠解析出複雜生動的情節，所以連梁啟超也不得不承認其資料"豐富"了。
當然，與堯、舜二紀相比，"黃帝紀"的內容是相對簡短的。不過，從堯、舜比黃帝生活的時代較晚的角度考慮，後者略於前二者是正常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時代的遠近，本來應該詳於"黃帝紀"的顓頊、帝嚳二紀反倒略於"黃帝紀"，這也反襯出"黃帝紀"較此二紀實在，因此不能一概地按照梁啟超所云，去"抹殺"與"懷疑"之，而應該有區別地對待。
3、黃帝的群體化
客觀而論，與黃帝相關的種種事件大多是在中國上古時代發生過的現象，符合現代歷史學和考古學已經取得的經驗和成就。但是，"
黃帝紀"的真實與黃帝本人的真實卻不是相同的概念。將與黃帝相關的種種事件歸納入一篇本紀之中，其實無可厚非；但是，將這些事件全都歸結到一位人物身上，就不免令人疑惑。換言之，正因為與黃帝相關的種種事件大多是發生過的真實現象，所以黃帝本人的真實性反倒值得懷疑。因為就個人畢生精力而言，就上古時代技術水平而論，誰也難以具有在那麼廣闊的時空中活動的經歷，誰也實現不了那麼多豐功偉績，無論他是多麼"神靈"。所以，曾有諸多學者發出種種質疑並非沒有道理。
神仙化的皇帝
不過，出現"黃帝紀"的真實與黃帝本人的不真實如此矛盾的現象並不奇怪，那是因為誤將黃帝看作個體而造成的。其實，能夠作出如"黃帝紀"所云那麼多歷史貢獻的，絕對不會是某個個體，只能是一個群體。這個群體應該由前後相繼的若干部落領袖組合而成，他們代表著上古史某個輝煌階段中活躍於黃河流域的一支成就突出的部落聯盟，黃帝是他們的共同稱號。
若以個體之說去理解司馬遷筆下的黃帝是不準確的，司馬遷撰寫"黃帝紀"的宗旨，是要塑造一尊絕對完美的人物造型。他筆下的黃帝，看似個體，卻非個體，那是將若干世代黃帝群體的豐功偉業經過集中凝鍊而昇華成就的歷史形象，而司馬遷就將黃帝塑造成了介於虛實之間的歷史形象。
三、封建帝王理想樣板
1、黃帝形象塑造與現實的聯繫
司馬遷從眾多黃帝的集合中抽象出一尊處於虛實之間的歷史形象，其意義並非僅僅表示歷史系統是從黃帝開始的，而且更在於現實。他的目的是為西漢朝廷樹立一尊理想的帝王樣板，以供當朝的漢武帝借鑑。
漢武帝
黃帝的崇高身份和登仙經歷是方士引誘當今人主效仿的榜樣，所以有必要辨明黃帝追求神仙之說的不足信，消除籠罩於黃帝身上的神仙氣息，還"
聖人天子"以世俗本相。為了諫阻漢武帝惑於神仙的想法與舉動，司馬遷還撰寫了《封禪書》，以此與"黃帝紀"相呼應。西漢初期實行無為之治，由於政治思潮的推波助瀾，遂使漢初學者多治黃老；由於學者的影響，黃帝早就成為社會上重要的崇奉對象。至武帝朝，雖然改變無為之治方針而獨尊儒術，但是武帝本人好大喜功，依舊熱衷於封禪。中年以後，武帝壯志已成大業，企望永享榮華，因此追求長生不老，從而更加醉心神仙之道。
《封禪書》
於是，方士就迎合上意，大搞騙術以蠱惑武帝。而黃帝遠比老子地位崇高，在眾多得道成仙者中格外耀眼；況且黃帝的時代距離西漢甚為遙遠，便於附會諸說，所以就成為方士競相向人主進言的頭等角色。方士將黃帝奉為得道神仙，司馬遷則要使黃帝脫離仙境投向人間，彼此針鋒相對的思想傾向必然會產生強烈的意識衝突。
古代方士
所以，司馬遷一方面撰寫"黃帝紀"，正面樹立黃帝在人世間的崇高形象；另一方面又撰寫《封禪書》，以揭破方士"表裡"，通過對反面現象的批判以鞏固黃帝的正面形象。關於方士的伎倆，司馬遷在《封禪書》中剖析得十分清楚。
方士奉承地將漢武帝與黃帝比附，武帝心中也不免飄飄然起來，以為自己真是在世的黃帝了。對於方士與漢武帝的呼應，司馬遷深惡痛絕。所以，他一方面在"黃帝紀"中斥責方士供奉的黃帝神仙偶像"不雅馴"，另一方面又在《封禪書》中大量地鋪敘"搢紳難言"的荒誕現象，這樣做都是為了維護他塑造的黃帝歷史形象。
在司馬遷的筆下，
種種事態光怪陸離，但是細分縷析的條理是清晰的；各類情節醜態百出，但是層層推進的邏輯是明顯的：那就是以鮮明的事實表述問題的實質，以此達到警醒漢武帝的目的。抓住中心思想，層次自然分明。
司馬遷
所謂黃帝好方術自然是謊言，司馬遷對此也未嘗不清楚，
所以在他的筆下黃帝始終不是被諷刺的對象，將黃帝神仙化的人與事才是他諷刺的對象。對於諷刺的對象，司馬遷的分寸把握得很好。抨擊方士的最終效果如何，《封禪書》沒有寫，事實上發生在黃帝身上的神仙偶像與歷史形象之爭遠遠不會完結。2、黃帝形象的轉變
不過，司馬遷的良苦用心，以漢武帝之雄才未嘗不會明白；對於方士的屢屢敗露，以漢武帝之聰慧亦未嘗不能覺察。既然《封禪書》"處處點穿方士之說"，方士之說當然不是真歷史；那麼，真歷史在哪裡，它就在《五帝本紀》裡。
要之，將《五帝本紀》與《封禪書》"並讀"後不難看出，在脫離傳說境界以後，黃帝的形象是向神仙偶像與歷史人物兩個方向發展的。
前者是造神，後者是樹人，性質迥異，形成途徑也截然相反。
《五帝本紀》插圖
黃帝的神仙偶像雖然在"西漢中葉所創古史不佔勢力"，但是並不因為黃帝的歷史形象之出現而消亡，東漢以後它迎合著宗教的需要而變換形態，久久地被泥塑木雕於道觀之中。塑造歷史人物與描摹神仙偶像的途徑恰恰相反，歷史形象並不是當朝天子的"
倒影"，而是要求當朝天子模仿的榜樣。不能用漢武帝的事蹟去編造黃帝，而是旨在借黃帝的光輝影響漢武帝。所以，唯有以文獻記載及田野考察為客觀依據，從眾多的史料中抽象出尤為現實關注的內容，才能進而凝鍊昇華成為歷史形象。唯其如此，才具有榜樣的力量；唯其如此，才能夠推而廣之。
黃帝絕對不是《封禪書》中方士描繪的乘龍上天的仙人，而是如《五帝本紀》記述的那樣，既是開天闢地創立政權的聖者，又是鞏固和建設政權的偉人。黃帝象徵著天地的法則，顓頊、帝嚳、堯、舜四聖尚且遵序，當朝天子也就必須效法。這樣塑造起來的黃帝形象，概括言其性質，乃是封建帝王理想樣板。
四、黃帝的祖宗化傾向
司馬遷按照建立政權、鞏固政權和建設政權三項全能的標準樹立起"法天則地"的黃帝，不僅要將黃帝視為當朝天子的楷模，而且意欲推遠成為萬世傳承的榜樣。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司馬遷採用了將黃帝祖宗化的辦法。讀《
五帝本紀》之末"太史公曰"可知，他這樣做是因為受到《帝系姓》的啟發。
黃帝
司馬遷將《史記》所列本紀、世家大多歸為黃帝后裔，使得黃帝名下世系不再獨詳一系。經此推廣，黃帝成為諸王與諸侯眾家的共同祖先。於是，
在華夏的傳統中黃帝自然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祖宗崇拜遂與中原的社會政治結合一致。祖宗化的辦法在司馬遷筆下得到充分發揮，他在《帝系姓》的基礎上，將以黃帝為祖先的觀念整理成為富有條理的世系，以此來體現他的歷史系統。而在這樣的世系中，是既有綱又有目的。
司馬遷世系佈局的綱領體現於《五帝本紀》，黃帝在五帝中佔據最為突出的地位，不僅由於時代上最古老，而且因為其他四帝都被編排成為他的子孫。對黃帝而言，顓頊是孫子，帝嚳是曾孫，堯是玄孫，舜是八世孫，則此四帝的後裔就全都成為黃帝的子孫。
帝嚳
司馬遷還在相應的本紀和世家中繼續強調列朝諸王與諸侯都是黃帝后裔的觀念。這種強調血脈的語言，均置於本紀或世家之首，表現為追溯先世的詞句，從而形成《史記》體例的固定格式。這樣的體例也顯示了森嚴的等級，從中可以看出列朝諸王、諸侯與黃帝的血緣有著明顯的親疏之別。
按照如此牽強的邏輯，華夏各姓氏就大多可以在司馬遷編織的血脈網絡上找到相應的位置，甚至處於邊緣地帶的異族也都可以掛到這張網絡上。匈奴的血緣竟能與夏人溝通，這是令人驚訝的。從司馬遷到司馬貞關於匈奴血緣的說法當然難以令人置信，但是在民族關係的處理方面卻具有積極意義。
堯
總之，在司馬遷編織的血脈網絡上，黃帝高踞在頂端，既是顓頊、帝嚳、堯、舜四帝的祖先，又是夏、商、周三代諸王以及眾諸侯的祖先；不僅如此，他還被推廣成為後世帝王及諸侯的祖先，乃至庶民百姓的祖先。以血緣網絡作為維繫華夏一統的辦法並非司馬遷的原創，其發明應該歸於春秋戰國間的《帝系姓》。
結語：黃帝的形象，在脫離傳說境界以後是向神仙偶像與歷史人物兩個方向發展的，而黃帝神仙偶像的出現遠早於黃帝歷史人物的形成。司馬遷編撰《史記》建立起中國歷史的系統，並以黃帝為該書首篇本紀第一人，從而劃清歷史人物與傳說人物的界限。
司馬遷採集眾多與黃帝相關的文獻和傳說資料，努力排除方士對黃帝的神仙化宣揚，使黃帝凝鍊成介於虛實之間的人物，尊崇為封建帝王的理想樣板，供奉為華夏的始祖， 這才將黃帝的歷史形象塑造成型。
經過史家精心塑造和社會長期弘揚，黃帝已經成為海內外公認的中華民族人文初祖，成為廣泛團結世界華人的旗幟。如今的黃帝形象更加遠離上古時代，但是依舊適應中華民族發展的需要：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則。
參考文獻：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移民運動與中華文明的整體昇華》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
《顧頡剛讀書筆記》
《史記》
《史學方法大綱》
《評顧頡剛〈古史辨〉》
《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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