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为了避免疫情扩散，武汉实施了空前严格的封城措施。于是，“团菜”作为一种新的物资流通手段应运而生。
“团菜”起初是邻里之间自发组织的。人们在微信群中互相联络，提出需求，再联系买菜的志愿者，由他们将分装打包好的菜，在安全的地方通知大家领取，通过微信在线支付，可以实现安全的无接触交易。
团菜解决了需求、结算、交流、无接触收发等几个难点，在疫情的特殊形势下有着显而易见的优点，于是迅速在武汉各社区扩散，超市也随之采纳，再后来，政府也出面协调，要求原先自发的团菜活动，变成社区统一组织团购。日前出台的采购方案规定：大型超市只对社区，不对个人，且不送货，必须让社区去取货。
这乍一看是好事，但落实下去，却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大型超市要大几十份菜品才配送，那么老、旧、小的小区居民有时会面临“凑不齐、买不到”的局面。更棘手的是，指定社区对接，偏偏社区干部并不都那么自觉自愿地承担起这一职责，事实上，基层社区和街道已经完全无力应对。有些社区负责人直接说自己不管，也不愿意当“团长”，毕竟没有防护服，他们也怕出门被感染。
我的武汉朋友说，虽然家门口外不远就有三家大型超市，但现在居民自助自愿团菜已被阻绝，根本别想在附近超市买到菜，有人呼吁社区来组织超市团购，但“社区一如既往的不发一言”。他们的社区有一两千户，一天至少团100-200份，每份算25公斤，平常“无为而治”的社区干部，根本不愿意在此时做这个劳力。事实上，社区主任早就宣称，有社区工作人员的家属确诊新冠，说他们都是危险人群，不宜出门。超市要求社区去提货，哪怕是小区安排的对接人员也不行；而社区则回答说“我们绝对不做代购这类事”。
这就造成了一个困境：政府、超市、社区都有自己的难处。居民也不是不体谅，可问题就砸在他们手里，没法解决，最后只能自己承担。而只要没到彻底“断粮”的地步，大家也就都忍着，最多只是在群里骂几句。实在不行，大型超市不能对接，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团菜活动，居民仍可以直接零散地自己对接小商贩卖家。
社区不做，总得有人来做。最后，小区终于出了个志愿者和超市对接上了，开了两个团购，随即志愿者发现自己无力应付，又另外组建各栋楼的“团长”群，“团长”协调居民，并与其对接。这样团菜也有很大的弊病，就是居民采购量很少。每买一样东西，就得去小区门口取一次，这样居民在小区内上下楼的次数相当频繁；而且每次来了货，“团长”也不敢在外面多待，会催居民马上下楼提取。
有些门栋是有过确诊和疑似病人的，小区的消毒也未必彻底，如此楼上楼下地跑，不少人都怕隔离的工夫又白做了。不仅如此，一系列的问题还摆在眼前：有些团菜的地方是无法退款的，小区有人选错地址，团菜的卖方不作理睬；先付款，你的东西可能被人偷拿，团长还可能被卖家坑；后付款，可能有买家反悔不要，而一群人要等在领取点排队扫码付款，现场难控制。更现实的是，物价差不多是封城之前的一倍。
此外，即便是这样的消息，也都只有在特定的群里发布。一个微信群的上限是500人，很多人又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群，结果有些人竟然加了数十个群，而有些不会使用微信的老人就变成了无处求援的信息孤岛。
尽管如此，在不断交互几个回合之后，团菜终于还是逐渐走向秩序化：虽然大超市不肯再和社区打交道，拒绝送货，但最终同意各栋楼自行招募一个志愿者，和“团长”一起去自提货物。可选的团购菜单日益增多，团菜中违规的行为会遭到大家一致谴责，步骤也一天天规范。
不同的小区尽管都在执行封闭措施，但“自上而下”管理的居委会往往表现得机械，而“自下而上”的业委会、志愿组织就比较灵活一些。至于物业，不同小区的表现不一，有些在虚张声势，有些则真正为业主提供服务。这些平常不在意的细小差异，在危难之际就真成了影响人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
武汉市委书记在2月18日明确表态：物流配送要完善，如果不系统不配套，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封闭执行起来也很难；要多渠道，有堵就要有疏。这意味着政府也意识到，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不能只靠单一渠道。居民自发的组织只要切实有效，“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何乐而不为？在这之后，近日物资供应已经逐渐好转。但其中折射出来的问题则令人深思。
自疫情爆发以来，政府从封城到禁行，再到封闭小区的决策都非常紧急，且执行快速到位，但居民生活物资谁来保障、如何保障，则没有清晰的说明，只是默认大家要克服困难，自己解决。当团菜这样的形态出现时，初期确实难免零散、混乱，也不能确保覆盖到所有弱势群体。因此政府要求社区对接，组织协调，至少出发点可以理解，然而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社区干部本身不愿、不能或无法承担起这样的职责，最终还是回到市场化的机制上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社区工作人员现在和医护人员一样冲在一线，他们同样承受着各种压力，而且绝大部分还并非国家公职人员，合同工占了大多数，没有编制，收入也低。随着住房商品化，一般只有在基础条件较差的小区，居委会等组织还能刷点存在感。好一点的小区实际管理者都已经变成了物业公司，社区干部大抵形同虚设。
受到疫情冲击，治理方向的要求又是不断“网格化”、往下压行政任务，基层组织能够发挥自己的特色和积极性的空间一直在被压缩，这份工作能够带给人的“意义感”也是越来越低。结果，有些社区工作团队顶不住压力，已有一半人辞职不干了。
所以也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临阵脱逃”了：社区工作人员撑死算个“民兵”，事到临头却拿人家当“特种兵”用；上峰又没给到相应的支持，那人家为啥要拿自己的命去搏？社会学者周沐君认为，这些现象表露出一些问题：治理手段往往会产生非预期性后果，越是急不可耐把触角伸向基层，把所有组织都纳入自己的管理网络，到最后越是会发现这些组织都变得派不上用场；但如果把所有“网格员”都转成事业编制，又将大大增加财政负担，可以说“网格化”管理是成本非常高的管理方式。
当然，必须要承认，完全自发、自愿的市场化形态，在疫情面前也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是由于很多人不会利用各种工具获取信息，还因为完全市场化有一个现实困难：如果居民付配送费，那么配送费将是天价。此外，社区还能靠组织分配，而居民志愿者往往是没有后援补给的。
正因此，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基于有效调配物资、保障居民生活的前提，也为了卸下过高的治理成本，让市场化的社会自发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政府“有形之手”的角色应当是通过监管、确保公正，但越俎代庖或干预过多，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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