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桥
桥柱护墩
1965年冬，在回澜桥原址上新建的公路桥
周书浩
巴保路，即元、明、清以来巴州至保宁府（府治阆中）之路，系米仓道从北至南延伸到巴州后分支的西向干道。
“三桥”，指巴保路巴州至恩阳场之间行人先后经过的三座古桥：永安桥、回澜桥、白玉桥。
巴州州治至保宁府府治阆中，由巴州州城西门始，第一站便是永安桥，接下来的走向地点为炮台垭——枣儿塘——东兴场（旧名“都兴”）——回澜桥——恩阳场（支线：东兴场——燕飞山——白玉桥——恩阳场）——石硖子（佛图关）——踏泥桥——猫儿铺——柳林铺——棋盘垭——花丛垭——金银坎——尹家铺，之后入仪陇县境，最后至阆中。
从以上线路看，巴保路上远远不止三座桥。从巴州至保宁府之间，行人所经桥梁实际上多达十数座。本文择巴州境内也就是巴州至恩阳场之间的永安桥、回澜桥、白玉桥着笔，是出于对这三座桥历史文化价值的考量，故对它们一一考述，旨在还原它们的历史状貌，厘清一些因年代久远、似是而非的误会。
永安桥
永安桥即柳津桥，位于巴州区原巴州镇后坝村与回风村交界处的柳津溪口，即今巴州区西城街道办事处红军路公路大厦附近。
《（道光）巴州志》卷二《建置志（上）·津梁》：“柳津桥，在州西五里观音岩，旧有折柳亭。”又“永安桥”条：“在州南五里。”
明人张桢《巴州永安桥记》：
盖闻牧民之职莫大于兴利而除害也。诚能利于民者兴之，害于民者除之，则为政之道得矣。四川保宁之巴州，道出郭西行仅二里许，乃京师大路也。有溪一所，狭而陡峻，昔曾建板桥其上以通行者。尝因其狭窄而小其规模，每遇夏潦，山水湍暴，多至倾圮。过者每洗足，由陆路以涉，因号为“洗脚溪”。正统甲子，夏署县事幕宾、广昌宁公渊明，架木为桥，上覆以屋，旁设横栋，其利于往来者多矣。桥成，复观音堂于东南之岩，以镇压山魈水怪之惑人者，名曰“永安桥”。
张桢文中的永安桥在“出郭西行仅二里许”，《（道光）巴州志》所载永安桥在“州南五里”。方位不同，各是一桥，取名“永安”，皆取祥瑞吉兆之意。
言及永安桥（柳津桥）离州城的距离，张桢文载“二里许”，志书载“五里”。古代测量技术不发达，道路里程大多靠目测估计，准确度自然就大打折扣。这“二里许”“五里”都是概数，差距并不太大，可等同视之。
志书所载的柳津桥并非我们今天看到的横跨巴河南北的柳津桥。横跨巴河的柳津桥因南端接近古柳津桥遗址，古柳津桥遗址填埋被公路取代后，横跨巴河的新桥沿用了“柳津桥”这一古老名字，也算是对古桥的一种纪念吧。
从《巴州永安桥记》中我们得知，巴州城西的溪口（柳津溪口），自明代就建有木板桥供行人通行。此处是经米仓道前往保宁府、成都、利州（今广元市利州区）、兴元府（府治今汉中市南郑区）及京城的大路。因桥面窄小，因陋就简，夏日大雨后，山洪暴发，桥先后多次被大水冲毁。无桥时，行人只好涉水过溪，戏称此地“洗脚溪”。到了明英宗正统九年夏天，也就是公元1444年夏天，代理巴县〔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降巴州为巴县，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复升巴县为巴州〕知县的幕宾、广昌人宁渊明在此建廊桥一座，方便行人过往。廊桥建成后，又在桥东南的岩穴处建观音堂（原观音堂毁于“鄢蓝之乱”），镇压山魈水怪，愿景新建之桥不再被洪水冲毁、行人平安（古人认为，山洪暴发往往是山魈水怪在兴风作浪）。
因永安桥东南岩穴建有观音堂（庙），岩穴便被人们习惯称为“观音岩”。
《（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折柳亭”条引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在州西门外，自昔入京师之路。巴州柳，风态绝殊，太守郑渊爱之，因以名亭，取折柳赠行人之意。”又引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嘉佑五年，太守郑渊赋‘折柳诗十绝’刻石，其自序见折柳亭下。”
折柳亭，在柳津桥与观音岩邻接处，旧名“柳津亭”，郑渊知巴州（全称“知军州事”，即巴州行政长官），嘉佑五年（1060）改名“折柳亭”。
《（民国）巴中县志》第四编《志余（上）·古迹》“观音崖”条：“在县西五里柳津桥侧百花池上。《志稿》〔即谢一鸣、文尚雅撰《巴州志稿》（又名《巴州志略》），写本——引者注，下同〕云：‘近折柳亭。明州守吴朝宗〔此说有误。吴朝宗，号会海，建昌（今江西永修县）人。《（道光）保宁府志·职官》载吴为巴州州判，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阆中籍进士陈宗虞《二关记》亦载吴为州判。吴在巴州任州判为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前后，当时巴州知州为潘良贵〕凿。’乾隆壬辰三十七年，州守杨周冕镌‘挂云’二字于崖壁，故又呼为‘挂云崖’。”
《（道光）巴州志》说郑渊“折柳诗十绝”刻石“在今柳津桥之观音岩”。嘉佑五年郑渊知巴州作《折柳诗》十绝句刻于观音岩石壁，今已不存。该志卷九《艺文志（下）·题名》“观音岩”条：“‘挂云’，乾隆壬辰杨周冕书。此刻在柳津桥路旁观音岩寺中。”
杨周冕，进士出身，云南人。清乾隆壬辰年（1772）以罗江县（今德阳市罗江县）知县升巴州代理知州。工书法，好做擘窠大书。除了在观音岩书“挂云”二字，还在恩阳老场大石坎岩壁上题名“隋恩阳县”。
观音寺即观音堂。因建公路，寺已毁；“挂云”二字裸露于悬崖，建公路时，与观音寺同毁。
地名变更中有一个重要现象即“雅化”，也就是由鄙野的称呼转化成文雅的叫法。明清以来，地名“雅化”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永安桥——一个普通而又毫无个性色彩的名字，按志书记载，州城之南亦有这个桥名。缘于靠近柳津亭（折柳亭），地方文人雅士便改名“柳津桥”。最迟，在乾隆年间就有“柳津桥”的叫法了，日后固定化。可以遥想，身为明英宗正统九年巴县（后来的巴州）知县幕宾的宁渊明建的廊桥（永安桥），没有管多长时间也被洪水冲毁了。为了一劳永逸，州人又在柳津溪口原永安桥遗址上建了坚固的石拱桥方便行人。到了民国三十八年（1949），这座长约8米、宽约3米、高约6米的单孔石拱桥依然存在。单孔石拱桥拱顶有龙头，下有龙尾，桥两侧建有石栏杆。
1959年，单孔石拱桥又加宽1.5米、加高1米，两端各有0.5米的石栏杆，作了公路桥。车辆从巴中县城西出，必经此桥。
巴中建地设市以来，随着城市建设与改造步伐的加快，柳津桥被填埋，成为红军路的一部分。而它的名字早已被1978年12月在它前方右侧不远建成的横跨巴河南北，长178米、高22米、宽9米，4孔跨径各25米、两孔跨径各10米的新大桥取代。
陵谷变迁，“柳津桥”彻底换了一个地方。
回澜桥
回澜桥，跨鹿溪河，故又名鹿溪桥、古溪桥（“鹿”“古”乃一音之转、当地人读音之变），位于恩阳区登科街道办事处古溪村境内。
澜，大浪；回澜，即大水退却。寓意石桥压倒洪水，固而安。当然，这也是人们的愿景。
《（道光）巴州志》卷二《建置志（上）·津梁》：“回澜桥即古溪桥，亦名鹿溪桥。在州西六十里，达保宁要路。高三丈、长八丈。知州李汝琬劝捐建造。有碑记。”
志书记载回澜桥在巴州通往保宁府的要道上，距州城六十里，是巴州知州李汝琬倡导并捐资建造的一座古石桥。
查《（道光）巴州志》卷五《职官志·文职》得知，李汝琬，陕西咸宁（今西安市长安区）人。附生（明清“附学生”简称。明代在廪膳、增广生定额之外所取的府、州、县学生员，因附于廪膳、增广生之后，故称附学生员，简称“附生”。清代沿袭）。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任巴州知州。
清末岁贡生、民国初年巴中县视学（督学）、民国十二年（1923）巴中县知事马传芝聘请的《（民国）巴中县志》编修之一的邬承章，曾于宣统三年（1911）作《回澜桥记》，记述该桥建筑宏伟、便利交通，并澄清此桥系民建，而非李汝琬建，纠正《（道光）巴州志》的误载。
据邬承章记载，他家就在回澜桥附近，家与桥仅仅相距一里多路，离桥非常近。闲暇时，他曾与人在桥上凭栏眺望，只见“冠盖络绎，行旅多出其途”，便滋生了考证此桥建修经过的念头。可是，当年修桥的人全都离世了，修桥的碑记也无法找到，心里便有失望的感觉。一天偶然阅读道光年间编修的《巴州志》，志书上记载该桥为前州主（即知州）李汝琬劝捐所修。邬承章考察了附近村庄里的多个古碑，也没有发现类似记载。李汝琬建回澜桥，《巴州志》成为孤证。
光绪三十年（1904）冬，邬承章再次被巴州州署任用，管理州境内的学田（兴办教育置的田产）。一次因公出差到州南竹山寺（在今平昌县响滩镇竹山村境内），听当地人介绍，寺里有个叫冯映山、法名“海月”的岳州（今湖南岳阳）和尚，云游栖身于此，众僧推他为方丈。凡有善举，海月方丈无不热心奔走、竭力经营。巴州的南泉寺(在州城西门外，今南泉寺街为当年建寺处)、朝阳寺（一说在今恩阳区柳林镇境内，一说在今巴州区柳岗乡境内，一说位于巴州区曾口镇巴河之西卧牛山朝阳岩中，不知谁是谁非）等三十多所寺庙都是经他或修缮或重建。他还建了两个地方的桥，回澜桥便是其中之一。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竹山寺，邬承章终于见到了回澜桥的建修者之一的海月方丈。经了解，海月方丈告诉了邬承章建造回澜桥的经过。原来，该桥屡修屡圮。乾隆三十七年（1772），巴州知州齐光祚〔汉军镶黄旗举人。《（道光）巴州志》卷五《职官志·文职》载齐光祚乾隆三十九年（1774）任巴州知州；谢一鸣、文尚雅撰《巴州志略·秩官》载齐光祚乾隆四十一年（1776）任巴州知州。“三十七年”说、“三十九年”说、“四十一年”说，不知谁是谁非〕刚到任，便决定重修此桥。命海月与邬承章祖邬九明，乡耆杨士奇、谭世彩三人督办这项德政工程。邬九明、杨士奇、谭世彩均是当时当地有名望的人。海月慷慨捐一千两银子，邬承章祖邬九明与同事亦捐巨资建桥。经过两年时间施工，桥建成，花费了七千多两银子。
桥建成，当时无人记载此事。《巴州志》载此桥为李汝琬建，传录失实。对此，邬承章在《回澜桥记》文末有感而发：
何以发潜德之幽光乎？予窃怪世之秉笔者，偶有创建，独归美士大夫，而于乡曲之善举，则漠然置之。此倡义者，所以灰心也。虽海月寄身空门，无求名之一念。而吾辈有表彰善类之责。矧道路桥梁为近今自治之一端。吾川争筑铁路，力杜外人觊觎。倘能如方外人毅力担负，则路事可指日告成也，区区桥工云尔哉。
作者本意是称扬建桥者功绩、远播其声名，不意在文末借题发挥，由积德行善的修桥补路，联系到当时四川省提倡独立自治，争取川汉铁路修筑权，主旨由称扬外在事功向表达内在自我转化，借修桥话题论说政治理念，视野一变，境界随之一开，不再囿于歌功颂德，文章便有了厚重感。
桥建成，秦蜀往来畅通无阻。建成的回澜桥高五丈、长一百四十余尺，为当时州西最浩大的工程。桥上建长廊，中有小楼置神像于其中，两旁翼以石栏杆，密排如雁齿。规模之宏阔，可与成都历史上的驷马桥、万里桥媲美。
廊桥俗称“屋桥”，自宋代起便在各地流行。桥上建屋可减少雨水对桥梁的侵蚀，提高桥身抵御冲击的稳定性，方便行人避雨休憩，美化桥梁外部形态。一些地方，甚至有人将亭屋修整为酒馆饭铺，做起饮食生意。
邬承章感慨，驷马桥、万里桥之所以扬名后世，多因文字而传——司马相如题桥，“驷马”之迹遂显；杜工部（杜甫）善诗，“万里”之名愈著。唯独回澜桥籍籍无名，湮没一百四十余年。当初之所以不知创始者，原因在于清廷进军金川平乱，战事紧迫，建桥者“不暇载笔而勒诸石”并公诸于众。
民国三十八年（1949），修筑巴（中）仪（陇）公路，回澜桥成了公路桥。
1965年夏，百年难遇的山洪冲垮回澜桥。该年冬，巴中县重建成长53.6米、宽7米、三孔跨径各13米的石拱桥，通行至今。
白玉桥
白玉桥，在回澜桥东南约一公里处，位于恩阳区登科街道办事处白玉村境内的鹿溪河下游。
白玉桥，顾名思义乃玉石所造。然而并非如此。
刘春恒《白玉桥记》：“玉，重器也。白玉，尤玉之良者也。以桥名，志不朽也。”
玉为贵重之物。从成色、质地而言，白玉乃玉石中的精品。以“白玉”命桥名，寓意此桥坚不可摧、固而不毁——当然，这也是建桥者与作文者的愿景。
刘春恒，清道光丁酉（1837）拔贡（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清制：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改为逢“酉”一选，即十二年考一次。优选者以小京官用，次选以教谕用）。与名士徐有章（著《怀梦山馆诗集》），道光戊戌（1838）科进士、兵部主事金玉麟（著《二瓦砚斋诗钞》十卷，曾流寓巴州）交好，为道（光）咸（丰）间巴州著名文人之一。
白玉桥始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日后，或二十年，或十年，或五六年屡圮屡修。每次修桥都有记载，并且有碑碣可考查。不断建桥的原因在于：历次所建之桥设计不合理或过于简易，抵御不了凶猛的洪水冲击。以前所建之桥，高不盈丈，阔不逾仞（一仞等于周尺八尺或七尺，周尺一尺约合二十三厘米），长不越五寻（一寻等于八尺）；加之桥两端的石板搭在松软的土岸上，中间只有四个桥孔排泄河水，一旦山洪暴发，溪水猛涨，桥两端的土岸很容易被洪水浸泡松软，失去承重能力，最终导致桥墩被大水冲击移位或损毁，桥梁断裂，桥面塌陷。正是“石力薄而水力厚”不敌山洪导致人们前功尽弃。
咸丰七年（1857）春，桥西端的桥墩又开始倾斜，行人铤而走险，仍通行于这座“病桥”。当地乡贤詹大观、刘春彤认为旧桥不能如此废弃，然而旧桥的设计必须改进，决定承首改造此桥。该年夏天开始募资鸠工，维修此桥。经过十一个月的施工，咸丰八年（1858）三月十六日此桥维修告竣。
与旧桥相比，新桥增高丈余，增宽尺余，桥长了一倍。桥的两端直抵东西石壁，共有八个桥孔（刘春恒记为“下空十道以分水势”）排泄河水。此次修桥，旨在加长、增宽、升高、多孔，目的是更大范围疏导河水。开凿了坚固硕大的条石堆砌桥墩，每个桥墩又加码了护石防洪水冲击，桥面由十余块厚重的石板拼接而成。新桥高高地横跨于鹿溪河上，如长虹卧波，雄伟壮观，建桥者也预计桥的使用年限会很长的。
新桥建成，刘春恒作《白玉桥记》。刘在文章结尾感慨：
凡人举事，精神志虑必有以固持千百年之遥，而后物曲效能，足资捍卫，以垂久永。斯举也，首事殚精淬虑，大众奔走偕来，富输其资，贫竭其力，欢欣鼓舞，以蒇厥事。所谓众志成城，其庶几乎。讵惟石工之足凭乎哉？虽然物之成亏，有数存焉。陵谷变迁何有乎斯桥？安知数十百年后，白玉不有时而玷乎。其玷也，其废也。有其废之，有其举之，虽终古有盈无亏可也。自今以后，其勿以桥为石也，以为玉也，白玉也，宝之护之，又从而续加勤焉。庶有合古人命名之义。是所望于千万世以后之来者。
《白玉桥记》一文，一是说明桥名“白玉”是其质优不会朽坏；二是总结了旧桥因设计缺陷而导致屡修屡圮的教训；三是记述新桥为当地乡贤组织居民集资出力，合理设计、精心施工，把桥建得既美观又坚固，桥仍名“白玉”——以后，人们要像美玉那样爱惜它保护它。文中地理变迁、桥梁兴毁、建筑原理、材料工费、规模尺寸乃至对修建者品格均作了全面细致的书写，为后人保留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对后人研究巴中地区明清社会史、交通史具有重要价值。
改建后的白玉桥，历经了160余年的洪水冲击，至今横亘在鹿溪河上供人通行。
閱讀更多 巴中日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