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衍桐聲
對於國內疫情報以消極的態度，其實並不只是日本這一個國家的情況，這種情況在包括美、韓、英、法在內很多國家裡都有明顯的表現，這並不是說這些發達的西方國家，不知道新冠肺炎病毒的猛烈，同樣也不是這些國家不清楚疫情擴散的嚴重性，這其中的原因可以說是多方面的，主要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日本擔憂如果過早開展疫情防控工作，會對阻礙國家的經濟正常發展。
對於美、日等發達國家而言，他們對於新冠肺炎病毒的瞭解，可以說是十分全面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會對國內出現的疫情，立即展開積極的防治工作，因為這些國家如果就某一種流行疾病積極開展防疫工作，將會在短時間裡對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阻礙效果。
這種影響會破壞國內資本集團的正常獲利，因此會遭到國內利益集團的公開抵制，要知道，在以資產階級佔據主流的西方各國眼裡，發展經濟、獲得利潤才是永恆的話題，而對於衛生防疫工作，除非某種流行病出現了十分嚴重的傳播勢頭，否則的話，這些資本集團出於利益的考量，會對這種流行病選擇暫時性的無視。
因此，當今年1月份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國早期出現的時候，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各國，在明知道新冠肺炎具有比較強烈的傳播屬性的情況下，仍然選擇不在國內展開嚴厲地疫情防控體系，直到疫情蔓延到了一定的程度，才會選擇進入緊急狀態。
這其中的原因，就是害怕過早展開防疫防控措施，會影響到國家經濟的正常發展，所以才會在疫情防控行動上，表現出消極的態度。
其次，美日等國家的政治體制，導致其無法迅速動員起來抗擊疫情。
此次發生在我國的新冠肺炎疫情，之所以能夠在短短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就被國家迅速防控住，與我國的國家制度是完全分不開的，因為從疫情開始被發現，到國家提高警戒級別，再到國家宣佈啟動群防群控防禦機制，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講，都體現出了我國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
正是由於這種巨大的動員能力，才使得國家能夠以“小時”為單位，迅速在全國建立起完整的群防群控體系和機制，並且能夠從全國調動數以億計的資金和人力，並將其全部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去。
但是這種情況，在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日本是很難做到的，因為他們申請防疫資金緊急預算時，會遇到議會反覆的審查；在調動醫務人員進行疫情防控時，會遇到缺乏足夠的人手；在要求民眾限制出行時，也會遇到反對派議員的刁難。
因此，在日本想要學習我國防疫工作，在短時間裡建立起一個成體系的防控網絡，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所以日本政府在1月份接到我國疫情通報之後，還會拖延到2月16號，才承認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在日本流行，然後知道2月18號，日本首相都開始面臨新冠肺炎威脅時，才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且展開相應的疫情防控工作。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就是日本實施的國家制度對政府形成了制約，使其將寶貴的時間大量浪費在無休止的議會討論之中，導致無法及時、迅速的展開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工作，白白讓最佳防治時機從眼前溜走。
總來的說，日本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遲緩的動作，並不是說他們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危害沒有清醒的認識，反而出於國內不同階層利益上的博弈，以及政府和議會無休無止地博弈，才最終導致了日本政府在防疫行動上，看上去過於遲緩罷了。
當然了，也有一種原因，可能是我們在防疫工作上動作太快，使得日本人的動作與我們相比，顯得相對遲緩也說不定。
落下m
日本與我們國家體制不一樣，所採取的措施也不同。看似日本在防控疫情方面不積極，其實日本心裡還是很著急的。三四月份櫻花節馬上來了，日本每年靠這個可以收入5000億日元，7月份奧運會也將舉行，如果疫情控制不住，那麼這些都可能受影響。
剛開始，我國疫情嚴重的時候，日本包括政府和民間積極動員起來，向我國捐贈了大量的醫療物資。這個時候，日本應該已經意識到新冠肺炎病毒的嚴重性，只是這個時候日本國內確診的病例還比較少，日本能夠採取的措施也比較有限。
截至當地時間23日21時，日本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共計838人，包括在日本國內的感染者和中國遊客等133人，“鑽石公主”號郵輪的乘客和乘務人員691人，以及乘坐日本政府包機回到日本國內的14人。
日本確診人數看似很多，實際上日本確診病例的82.5%都來自鑽石公主號郵輪，其它地區總統才147個人，並不多。鑽石公主號郵輪雖然停靠在日本的橫濱港，但是船上的遊客卻來自很多國家和地區，比如日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色列、印尼、意大利、中國香港和內地等。
對於鑽石公主號郵輪，日本選擇停在橫濱港隔離，這沒有什麼錯，畢竟日本國內本來人口多，地方小，短時間內很難一下子找到可以同時隔離3700多人的地方。只不過，日本準備的比較倉促，而且郵輪上的隔離防護措施不好，導致郵輪上更大範圍的傳染，使郵輪上確診人數上升到691人。
隨著疫情的發展，有多個國家從鑽石公主號郵輪上接回了本國公民，這大大減輕了日本的壓力，這有利於日本更好地控制本國疫情擴散。其實，日本做的還是比韓國要好，畢竟日本國內確診病例比較少，而韓國卻存在大規模的擴散，現在韓國國內確診人數已經飆升到838人了，直追日本。如果只算國內確診人數的話，韓國早就超過日本了。
所以，日本在防控疫情方面並不是消極，只是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到位罷了。每個國家都是自己的國情，只要能控制住疫情就行了，不能要求每個國家都像我們一樣採取措施才叫積極。
銘蘇先生
昨天看新聞說有23名遊輪乘客沒經過檢查就下船了，在中國感覺不可思議，而在日本國內只是微微一笑，感覺這事發生很正常。
為什麼日本政府有如此態度呢？
1、日本官方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消極對待，宣稱一切都在遵照WHO建議的做，出現任何問題都可以推卸責任（最近WHO都看不下去了，提出擔憂😅）
2、不止日本，目前疫情較重的幾個發達國家日、韓、新加坡都沒有采取國內那種積極的應對方式，日本的理由是中國醫療條件落後，日本本國衛生習慣好，醫療條件發達，戴口罩就可以了。人本人盲目自信。
3、基於所謂的人權，直到今天也不公佈感染者的具體位置，只說所在城市，因為擔心侵犯人權。現有的大部分數據，都是患者自己在論壇公佈網友整理出來的，千葉縣一名感染教師還是親口對外說希望公佈學校名稱，請大家注意。國籍後來也不對外公佈，有時候官網發佈消息都是是否有武漢滯留經歷，比如武漢在駐，上海常駐等，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中國人，大部分民眾對疫情認識不足。
4、日本流感患者，每年人數都在千萬人的這個級別，死亡萬人左右，相對比新型肺炎目前確實還不算事。截止到2月23日，感染人數不足1000死亡三個。大多數人還是不重視。
5、因為體制不同，日本未必有條件，在全國採取“一盤棋”的方式。所以在處理上存在短板也是正常的，並且日本政府也不想因為疫情影響經濟的發展。
如何解決當前困局？
1、日本本土檢測棒加速研發。
2、日本本土口罩供應應跟上。
3、呼籲當地人儘量減少外出，如果外出也要儘量做好防護。
4、讓日本當地的醫院做好疫情擴大的準備。
5、想辦法打通人民與政府的溝通渠道，厚生勞動省每天發佈的內容的確很詳細，但是不夠簡潔明瞭。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對策，更沒有完美的政府，要成功，防疫，還是得靠自己的自覺和大家共同的努力，一個國家之所以強大，被稱為發達國家，不是永不會犯錯誤，而是知錯能改，能迅速自我糾正，能聆聽不同意見併為之改進如果每次災難只會一味的鞠躬謝罪道歉，甚至自殺，這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在逃避問題。
大衍桐聲
其實有很多令人費解的地方，比如韓國，疫情的發展已經處於第二位了，儘管政府做了一些努力，呼籲不要集會，但是民眾還是大規模聚集，對抗市長，目前韓國學校也推遲上課了。
以及日本，民眾對待此時也沒有太大的緊迫感，看網上很多日本民眾出門也不帶口罩，今天傳出一位日本老師已被傳染，目前擔心的是希望不要傳給學生。
首先我認為是日本以及韓國低估了這次疫情的嚴重性，錯過了最佳防禦期。
還有一點我感覺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時間節點，這次疫情正好處於我國的春節開始，處於春節，我們整個國家本來都基本上處於暫停期，到後來一直延長假期，這中間給我我們一個很大的緩衝，無論是從心理上，還是整個社會上而此次疫情在日本爆發處於正常的社會生產節湊中，想要想我國這樣停下來是很不容易的。
估計再者是日本因為醫療發達，很可能是自己對抗這次疫情很有信心，另外奧運會快要到來，不想因為這件事造成大的恐慌，從而影響奧運會，畢竟奧運會的投資也不小。
不過日本政府也加大了對疫情的控制，希望他們夜更加重視起來，
從這臉事上可以看出，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想我們這樣做出這樣的努力，也體現了我們制度的優越性，以及人民的團結。
也希望這次疫情早日結束，各國都能恢復到正常的狀態中。
閒餘時光
如今新冠席捲全球，在各國呈虎狼之勢，雖然我們在努力的應對，但一直也未能研發出特效藥可以有效避免此種病毒，能做的也只是小心預防。對待此病毒，我國一直是高度警惕，一查出病例，馬上就進行全國預警，對於病毒起源地武漢，更是直接封城。
新冠來勢洶洶，不僅在我國蔓延，也已經涉及到了鄰國。日本與韓國已經出現了新冠，不如此，現在韓國與日本的疫情已經不容忽視。只是，日本在很早之前，就已經出現了疫情，為什麼沒有積極響應，實行類似於我國的封城措施，而是繼續任由疫情蔓延。其實日本也一直努力的抗疫，只是要想做到我們的封城並不現實。
1. 面積小
日本的國土面積僅僅相當於我們的一個雲南省，面積並不大。那怕是隻封一個城市，也有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對周邊的經濟都會產生影響。一旦封城，直接會導致經濟衰退。
2. 夏季奧運會即將召開
眾所周知奧運會的重要程度，不僅如此，因為奧運會的帶來，無論是旅遊業還是餐飲業都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經濟增長。而一旦封城，不僅損失嚴重，各地的贊助商，還有政府的投入等都變成了泡沫。
3. 民眾
如果要封城，第一個反對的就是日本民眾。在日本是一個非常講究民主與自由的地方。如果要是封城了，老百姓也要吃飯，但日本政府未必可以負擔得起那麼多人口的醫療與日需。而且日軍高官都是從民眾當中票選而出，一旦對他們做出違背意願的事情，那麼日本的高官離下臺也就不遠了。
所以，對於封城日本還有許多顧慮，只能儘可能的普及民眾基本的醫療知識，向他們講述此次病情的兇猛之外。不過日本人在外出時，一直都有戴口罩的習慣，這一點還是做得比較好的。在綜合考慮之下，只能儘可能的想法來對抗這場疫情，希望世界人民可以儘快走出難關，打贏這場戰役。
一隻康復獅
目前日本國內的疫情，就好像是前期的武漢，但是我們國家的政府積極的及時的應對，但是日本政府現在的態度，卻讓很多人都開始迷惑，難道新冠病毒會在日本會變的柔弱嗎？答案顯然不是的，其實日本現在的狀態不是很好，雖然確診的病例現在只有700多人，但是實際上日本的國內有很多人已經出現症狀卻無法進行檢測也無法住院的，只能自己在家居家隔離，而這樣又會加大傳染力度，未來可能會爆發更嚴重的疫情。
從日本今年的安排來看，之所以現在的態度消極，主要是因為今年的東京奧運會，日本為準備東京奧運，也是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和物力的，如果奧運會舉辦不成，恐怕經濟上也會有非常大的損失，或者日本政府的考慮，奧運會的損失遠比疫情造成的損失大的多，因此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其他的因素，影響這次奧運會的舉辦，而對於我國的狀態就不同，哪怕造成經濟上的損失，人民生命安全也是在第一位的。
說回日本的情況，對於疫情來說，現在全世界都是需要通報數據的，如果日本通報真實的數據，勢必一定會影響奧運會的舉辦，所以現在的消極態度，很多人無法就醫，無法檢測，即便是真的新冠肺炎患者，因為沒有檢測沒有數據，也就不用通報了，疫情從表面眼就算得到控制了，但是現在日本民眾的呼聲，和媒體的壓力，會隨著疫情在日本擴散爆發而爆發，當然還是希望日本只是表面上的消極，實際上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來控制疫情，畢竟輿論也是有很大的影響力的，如果日本的民眾和媒體呼籲，一樣會對奧運會的按時舉辦帶來不利的影響。
心理營養師程偉華
日本實際上並非是消極吧，而是有難言之隱。
首先，日本當前面臨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久之後即將在東京舉行的奧運會，實際上此間奧運會的諸多前期工作也已經開始展開。
日本無論是為了維護國際形象，還是為了借奧運會來提升日本的旅遊業，日本都需要辦好這次奧運會，而奧運會本身就是一場大規模的體育賽事，人群密集是其最典型的特徵，在奧運會開幕之前，在日本還要進行幾場預選賽，這是在比奧運會還要緊迫的。
所以當前的奧運會準備事項，本身就和疫情防控有一定對外衝突性，就從預警級別來說，日本一旦宣佈進入最高預警級別，那麼自然而然會對奧運會造成衝擊。
這就是為何日本在此時節，還會依然召開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參與的馬拉松賽事。
說完了日本面臨的選擇，在來分析一下日本的疫情。
如果從數據上來說，日本的疫情的確十分嚴峻，要知道其數據一直處於海外第一位，最新數據是已經突破了800人數。
但如果深入分析，那麼實際上可以發現，日本的情況實際上比數據所體現的要頗為輕鬆一些。
要知道，日本的確診數據中，有80%是來源於“鑽石公主”號，而該油輪的感染人數，實際上對日本本土造成的衝擊非常有限，因為在“鑽石公主”號抵達日本之後，日本就將其隔離在港口，斷絕了該油輪和日本本土的聯繫。
隨後該油輪上被確診的人數，日本也是直接間從油輪上轉移到了醫院，進行了防控，所以在轉移過程中，出現感染和傳播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
那麼一旦將該油輪上的數據拿開，再來審視日本的數據，就會發現，日本的現狀雖然也較為嚴峻，但顯然沒有到韓國那樣嚴峻的程度。
中評中語
一個國家整體上消極情緒的出現，無非以下幾種原因，首先就是類似事件帶來的不良情緒積壓，會導致當同類型事件再度出現或其發展趨勢不容樂觀時，引發公眾心中普遍化的消極情緒。其次，就是事件突發性的不可預料進而導致的應急準備不充分所造成的恐慌情緒，這種不良情緒也同樣難以快速排解，進而引發全民範圍的消極態度。再者就是，日本疫情的發展早已不是一天兩天了，而日本當局對於疫情防控更多表現出的是一種消極懈怠，而不是在袒露一種堅決要維護國家安定人民安全的必勝決心，這樣的無作為，才導致了為難情緒在全國範圍內自上而下的普遍蔓延。
此次引發公眾擔憂的新冠病毒，其產生的不良影響，或許，一時還不能與幾年前的核洩漏事件相提並論，但從公眾角度來看，二者又是相通或相似的，它們都激起了民眾對於自我生命安全乃至國家未來前景不明朗的擔憂心理，而這種負面情緒，卻又在這大敵當前，政府無為的狀況下難以得到有效排解。
新冠病毒在我國當前一直都被視為維繫全國人民衛生健康權利的頭等大事，並且受益於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使得我們可以在疫情發展的同時，及時作出部署並啟動相關計劃，來進行病毒研究工作，如此高的應急處理能力，也使得國民對於疫情的不良影響不抱有一種消極態度。但當我們反觀日本，或許在地震等災害面前，其已經具備了相當的應急處理經驗，不至於在災害面前自亂陣腳，但就此次病毒事件來看，其應急處理的機動性明顯不足，除隔離措施以外，並沒有採取任何具有實效性的措施，如此才導致了即便進行了隔離觀察，疫情擴散也一時難以遏制的不良局面，如此狀況之下，民眾何嘗會不擔心呢？
但是，我最終還是認為此次疫情會在全人類的共同努力之下，早日過去，到了那時，仍會有一番山河無恙，春暖花開的美好盛景。既然前景已然是穩中向好的良性趨勢，那日本當局就一定要堅定對抗病毒的信心，有條不紊地開展防控工作，並且同時積極進行對民眾消極情緒的疏通與引導，讓全體國民對於疫情發展保有一種樂觀積極的態度。
農村土豆妹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日本給我們的感覺好像是一點都不著急。反觀隔壁的韓國，在疫情爆發初期，就呼籲民眾一定要重視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即使如此的重視，截止到2月23號早上8點，韓國累計確診433例患者。24個小時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就增加了229例，已經非常可怕了。
看起來不怎麼重視的日本，他們的疫情如何了？截止到2月23號早上10點，日本累計確診769名患者，其中有634例來自於鑽石公主號遊輪。
由於鑽石公主號遊輪情況比較特殊，在統計的時候，有人會把它排除在外。即使如此，日本也有135例患者。單從這個數據來看，日本情況要比韓國好。
一個很重視，一個“看起來不這麼重視”，最後的數據卻讓“看起來不重視”的那個表現更好，似乎違背常理。看完下面的分析，就能清楚為什麼日本看起來不重視了。
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日本最近幾年經歷過大型的傳染病嗎？給我們的印象是沒有！實際上確實如此。如果非得找一個，那就是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
2009年，由墨西哥地區爆發，最後席捲到全世界的甲型H1N1流感。造成日本共有4021例感染患者，但是並沒有患者死亡。反觀當時的中國，累計確診患者120498例，死亡648人。
相對於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來說，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的殺傷力可以忽略不計。給日本造成的影響更低，基本上沒有讓日本人感覺到傳染病的可怕。
換句話說，由於日本沒有遭受過傳染病的“毒打”，所以日本老百姓認識不到傳染病的可怕。反觀中國和韓國，一個在2003年的時候遭遇過SARS，一個在2019年的時候遭遇過中東呼吸綜合症。
兩次傳染病，給中國和韓國帶來了深刻的教訓，以及寶貴的經驗。正是這種經驗和教訓，讓中國和韓國的普通民眾談病色變。日本沒有這樣的經歷，日本民眾的“淡定”就容易被理解了。
其次，民眾對傳染病的擔憂程度，和政府的宣傳以及處理力度息息相關。雖然很多人都說現在是信息化的時代，沒有什麼消息能夠被蓋下來。
話雖如此，但是傳染病作為一種“專業病”，沒有專業的人來科普，很難讓民眾真正的重視或者說理解這樣的疾病。
如何理解呢？換一句話說，正是由於日本沒有像鍾南山這樣的人物，所以民眾看起來很“淡定”！除此之外，日本民眾的“淡定”，還和日本沒有疾病與控制中心有關。
美國是第1個建立疾控中心的國家，簡稱是CDC。中國的疾控中心是CCDC，韓國的疾控中心是KCDC。但是反觀日本，他們並沒有設立疾控中心。
疾控中心的工作是什麼呢？簡單來講，就是預防傳染病的爆發，控制傳染病的傳播。這麼重要的一個崗位，日本為什麼沒有設立呢？
雖然日本沒有疾控中心，但是日本有厚生勞動省。所謂的厚生勞動省，實際上是在負責日本衛生和社會保障的部門。說白了，厚生勞動省有點類似中國醫保、社保以及就業的部門。
這樣的一個部門，完全有能力處理一些醫療或者就業的事情。但是面對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厚生勞動省就很難有這麼強的執行了。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因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作為一種傳染病，必須符合傳染病的治療辦法——早發現、早隔離和早治療。因此，需要很多部門、行業的配合。
但是厚生勞動省顯然沒有這個能力，因為他們不專業，處理不了在出現了傳染病情況下的部門配合工作。所以，沒有疾控中心反而成了一大短板。
好在日本已經意識到了疾控中心的重要性，2月17號的時候，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提議儘快建立疾控中心。對於這樣的做法，更多的是亡羊補牢，只希望未為晚已。
當然了，日本的淡定還和這次疫情爆發地有關。縱觀過往的傳染病，受災最嚴重的一般是疫情的爆發地。而在這次疫情當中，日本並非是疫源地。
再加上日本早期患者大部分都是來自於鑽石公主號遊輪，也給了日本人一個錯誤的信號——疾病離自己還遠，大部分都被限制在了遊輪上，和自己的關係不大。
最後，有人說日本的醫療很發達，有這個能力去處理這次的傳染病。實則不然，對於這次傳染病，輕症下的致死率並不高。
一旦讓病情拖延到重症階段，致死率就會出現一個較大的跨越。如何避免從輕症拖到重症？早治療就可以了。這也意味著必須要有足夠的醫療設施。
日本作為發達國家，雖然醫療條件很完善。但是島國特色又限制了日本醫院的數量——沒有辦法接納太多人。如此一來，日本正應了那句諺語——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巧婦，指的是日本的醫療條件。米，指的是日本的醫院數量。如果再發生個擠兌，日本情況不會比wh好到哪裡去，甚至是更差，因為日本是在背水一戰，做不到一省幫一市。
史之策
2月14日世界衛生組織高級顧問進藤奈邦子在橫濱市出席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緊急研討會時表示：“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確診的患者人數已出現減少趨勢，隧道的盡頭看到光亮了。現在全球更擔心的是日本（疫情失控），希望堅持努力”。從2月13日起日本各地相繼出現感染途徑不明的患者，已開始出現第二、第三代人傳人的現象，醫護人員也出現了感染現象。14日在日本國內的6個都道縣確診了7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15日又在3個都縣確診了12例。16日新冠肺炎感染範圍在日本已擴大到11個都道府縣。至此日本國內至少已有5個地方出現了與我國無直接關係且不知感染途徑的確診病例。傳染病的防治工作相當重要的一點就是確定疾病的源頭和傳播途徑，然而日本方面卻完全弄不清這些病例的傳染源，這顯然是對防控工作極為不利的。對此進藤奈邦子表示：”日本作為一個擁有相對成熟的醫療體系的發達國家出現這種狀況實在是不應該“。
13日確診的一名出租車司機在日本引起了人們的普遍擔憂：理論上凡是坐過他的車的人都存在被感染的可能性，然而出租車司機每天接待那麼多乘客，實在無從查詢到底都有哪些人曾坐過他的車，甚至就是坐過的人自己也未必記得清。這無異於在日本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儘管有消息稱該司機在出現發熱症狀後就停止了出租行為，但該患者依然在有症狀的前提下參加了公司的年會活動。該活動參加人數達到了80多人。15日東京增加的8名確診病例中有7人參加過這次公司年會。這名出租車司機在已有明顯症狀的前提下依然參加了公司年會，也就是說日本政府並沒對這種大型聚會採取過控制措施。15日岡山市舉行的一年一度的“岡山裸祭”活動中上萬參與者向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卻沒人戴口罩。就在岡山裸祭的第二天日本全國11各地區如期舉行了有10多萬人參加的馬拉松大賽。
2月16日居住在日本埼玉縣的一名60多歲的男性包車司機確診感染新冠肺炎，這令日本上下陷入了高度的緊張：這名司機在1月底到2月初的4天時間裡曾為日本共同社提供過包車服務，在此期間有10名工作人員搭乘過他的包車，而這10名職員中有一名政治部承擔首相官邸採訪任務的女記者，這名女記者曾採訪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安倍晉三身邊的秘書官。連首相安倍也受到了新冠病毒的威脅，這從側面證明了疫情在日本的嚴重程度，也驗證了世衛組織對日本的擔憂。要說日本方面對疫情態度消極也並不盡然，事實上日本方面很早就對疫情引起重視了，甚至可能比我們很多人可能更早。日本政府在1月21日就針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召開了商討對策的相關閣僚會議：決定貫徹邊境口岸對策，切實把握患者情況，徹底收集信息，向國民迅速提供準確信息。同時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傳染病流行病學中心發佈了 “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實施流行病疫學調查的概要（暫定版）”。
日本政府在1月27日就向武漢派出了飛機：一則是向我國捐贈醫用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設施設備，二則是接滯留武漢的日本僑民回國。日本政府在1月27日就宣佈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認定為日本《感染症法》中的“指定感染症”。按照日本《防疫法》的相關規定：治療新冠病毒的全部費用由日本政府負擔。此舉意味著包括外國遊客在內的所有感染者的醫療費用將由日本政府承擔。應該說到此時為止日本方面的反應還是比較及時的：不僅針對可能出現的疫情展開各種準備，還為鄰國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支援。日本是一個位於亞歐板塊和太平洋板塊交界處的島國，自古以來就是火山地震等自然災害頻發之地。這種長期與災難為伴的生活環境使日本形成了在災難面前雲淡風輕的從容心態。日本人從童年時代的教育中就開始接受防災減災意識的培養，所以日本國民從小就知道按統籌規劃來降低災害造成的損失。
如果您平時收看日劇的話可能就會發現：有時一部劇集裡可能會插入地震播報。日本每年會發生近1000次大小地震，所以電視臺播報地震在日本人看來簡直和我國電視臺播報天氣一樣正常。正是這種自然環境使日本人在災難面前養成了強烈的憂患意識，也就是這種意識促使日本人很早就開始構建應對包括大規模突發傳染病在內的各種災難的預警機制。1998年日本政府在內閣官房新增了由首相任命的內閣危機管理總監並設立危機管理中心。內閣首相是危機管理的最高指揮官，內閣官房負責整體協調和聯絡，通過安全保障會議、內閣會議、中央防災會議等決策機構制定危機對策。在這一危機管理體系中政府會根據不同的危機類別啟動不同的危機管理部門。具體在應對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方面：由主管健康衛生、福利、勞保的厚生勞動省負責建立並以之為核心形成了一套應急管理體系。這一系統同時被納入到整個國家危機管理體系之中。
日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體系覆蓋面很廣：包括由厚生勞動省、8個派駐地區分局、13家檢疫所、47所國立大學醫學系和附屬醫院、62家國立醫院、125家國立療養所、5家國立研究所構成的獨立的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系統；由都道府縣衛生健康局、衛生試驗所、保健所、縣立醫院、市村町及保健中心組成的地方管理系統。這三級政府兩大系統，通過縱向行業系統管理和分地區管理的銜接，形成全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網絡。根據地方自治制度及傳染病新法和健康保險法的相關規定，國家、地方政府及國民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有明確的義務和責任。日本作為亞洲最發達的國家在醫療水平上是亞洲乃至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日本目前有近1.3億人口，但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日本每千人擁有的平均病床數為13.7床，遠高於世界均值的3.7床，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國際醫學界頂級權威學術期刊雜誌《柳葉刀》發佈了全球195個國家的醫療保健質量的排名中日本排名第12，而在世界衛生組織對190多個國家的醫療水平、接受醫療的服務難度、醫療費負擔公平性等方面進行的綜合評估排名則位居世界第一。
按說日本有如此發達的醫療防控系統，又有中國的防控經驗可以借鑑，那麼為什麼還會出現抄作業都抄不好的現象呢？其實不是日本不想學中國的防控經驗，而是日本壓根學不了。中國目前全國一盤棋的防控形勢是建立在三大基礎之上的：首先必須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封城是防止疫情蔓延的最直接最經濟最有效的手段，但與此同時封城的代價實在太大了。從1月23日武漢封城至今武漢乃至全國都承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壓力。事實上目前武漢乃至整個湖北靠自己的力量是難以與疫情戰鬥的，可以說武漢是靠來自全國各地乃至全球各方力量的支持下堅持下來的。如果沒有改革開放40年打下的強大物質基礎，那麼我們還能如此從容應對疫情嗎？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封城一個月是很多國家所不敢想象的，單是物資供應的問題就是很多國家所難以克服的。當然除了雄厚的經濟實力之外還必須有強勁的醫療實力作為後盾。我想這點可能不需要過多解釋，畢竟疫情直接考驗的就是各國的醫療實力。經濟實力和醫療實力足以解釋一些小國、窮國疫情防控不理想的原因，但像日本這種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和醫療實力其實並不差，甚至在有些方面可能比我們更先進，畢竟我們還只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真正導致日本防控不力的其實是動員能力。
中國目前的疫情防控工作是建立在超強的動員能力之上的，所以我們可以集中全國的醫療力量攻堅克難，我們可以讓14億同胞用自我隔離觀察的方式隔絕病毒。這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敢想象的：在其他國家如果要徵用私人酒店作為隔離點，如果要用公權力禁止舉行大型公眾活動不能說絕對不可行，但至少在程序手續上會比在中國繁瑣得多。這在我們中國人看來也許是疫情形勢下再正常不過的防控手段，然而在其他國家就很難這樣做。由於國情體制不同就註定其他國家難以效法我國目前封城封路這種嚴格的管控模式，況且即使效法也難以取得同樣的效果，甚至還可能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我國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這種國家性質決定了我國政府手中掌握著較為充分的物資儲備，所以在面對大災大難時政府可以動用自己手中的物資協調統一規劃。然而在日本這樣一個以私有制經濟為主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資源絕大多數並不掌握在政府手中，那麼一旦封城如何解決必需的醫療物資、生活必需物資的補給呢？當然日本政府也會有一定的物資儲備，然而由於在日本公有制經濟並不佔主體地位，因此政府所掌控的社會財富、社會資源並不像我們的政府那麼充足。如果是應對局部地區出現的自然災害也許並不是什麼問題，然而本次疫情的影響範圍之廣顯然是超出了日本之前的預計。
日本儘管在地理上是一個東亞國家，在歷史上也受中華文明影響較大，然而在政治體系上卻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國家“。”西方國家“最典型的政治特點就是“小政府”。所謂“小政府”這種特色不僅反映在政府手中掌握的物資相對有限，事實上政府的權限在這些國家也是相對較小的。每個國家的制度都是適應本國國情的產物，這些國家的體制當然也有其積極的一面。政府的權力當然應當受到一定製約，但凡事就怕走極端：這些國家也許是平時把所有心思所有精力都用在千方百計限制政府權力上了，所以在這種大災大難面前政府所能發揮的統籌協調作用也相當有限。2011年年的福島大地震本來是一場天災，然而由於日本政府處置不及時導致地震、海嘯誘發了福島核電站的洩漏事故，釀成了所謂的“三重災害”。福島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政府在處置突發公共危機事件時缺乏決斷力的問題。這樣的問題不只存在於日本，美、韓等國同樣存在類似問題。為什麼日本在疫情當前之際沒叫停岡山裸祭和馬拉松這樣的大型公眾活動呢？其實不是不想，而是根本不能。日本政府很難通過行政權力強制停辦這樣的活動，而只能以勸告的形式敦促主辦方停辦，至於最終是否停辦還是由主辦方自主決定。同樣日本政府也很難叫全國的企業停止生產，讓老百姓待在家裡自我隔離，政府可以對此進行呼籲，但不能硬性要求。
日本的國情體制使其難以效法中國如此高強度的管控模式：後期日本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借鑑中國的經驗在局部地區採取封鎖隔離措施，但要全面效法中國的封城封路措施是不現實的。由於缺乏中國這樣的動員能力，所以即使日本採取封城措施也難以取得和中國同樣的效果，甚至還可能帶來一系列連鎖問題。我們不妨設想如果東京封城會造成什麼後果呢？東京的3700多萬人口占到了日本總人口的1/3左右，一旦封城意味著日本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將脫離生產，那麼又由誰來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資、醫療物資補給呢？即使後勤補給不足的困境可以通過外部援助的方式得到緩解，但擺在日本政府面前的另一個問題是日本如何在短期內建設建設更多隔離和治療的設施？這意味著外部在支援日本醫療物資的同時，也需要在醫護人員、醫療設備等方面給予支援，這無疑具有相當的難度。目前無論是日本媒體、企業家、普通民眾或是政治家都不贊同封城的決議：企業家想賺錢就要維持經濟機器持續運轉，普通民眾要上班維持生計。在如此複雜的形勢下與其說日本政府應對疫情態度消極，倒不如說他們所能做的本來就不多。
除了國情體制方面的原因之外日本目前的客觀形勢對防控疫情也是相對不利的：現在距離東京奧運會只有5個月時間，日本對東京奧運會可謂可謂傾盡全力，而如此巨大的投入也意味著日本不敢也不願允許奧運會延期甚至取消。所以在疫情不斷擴大的危險情況下日本仍如期舉行了奧運火炬傳遞彩排。從我國中央電視臺播放的奧運火炬彩排現場情況來看：不僅形象大使石原里美沒戴口罩，圍觀群眾中很多人也沒采取防護措施。當前的奧運會準備事項本身就和疫情防控有一定對外衝突性：日本政府平時的權力的確相對有限，但日本也可以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並採取一系列應急舉措，可如果日本一旦宣佈進入最高預警級別自然會對奧運會造成衝擊。這其實和我們國內的復工問題有些類似：儘管大家都知道命比錢重要，可也不是說錢就不重要啊，畢竟有很多現實問題擱那兒擺著。疫情嚴重是是事實，可要讓日本放棄奧運會也是不甘心的：目前日本已為奧運會投入2.8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686億元）。日本指望著通過今年的東京奧運一舉實現重塑國家形象、提振國民信心、刺激國家經濟三大目標。既然被寄予厚望，既然投入巨大，又如何甘心放棄呢？這就是為何日本在疫情當前之際依然召開了幾十萬乃至上百萬人參與的馬拉松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