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哥武俠圈
最主要是金老的小說人物眾多！故事情節都比較長！要用電影的形式刻畫那麼多人物的鮮明性格，和完整不斷層的故事情節真的很難做到！如果拍很多部才能完成的工作，按投訴來算的話，真的不如電視劇得民心！費用也最少！出品方也不少賺錢[捂臉][捂臉][捂臉]
劉躍成7
才華橫溢的導演張藝謀曾多次涉足於武俠電影的拍攝，然而結果卻有些不盡人意。《英雄》也好，《十面埋伏》也罷，雖然都是群星閃爍、色彩斑斕、光影迷人，但卻並沒有獲得一致好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電影“徒有其表”，簡單說，就是沒有一個好的故事，沒有精彩而又讓人感慨讚歎的情節，更沒有讓人真正記住的人物。
金庸的武俠小說雖然提供了非常精彩的故事，且豐富曲折的情節和讓人難以忘懷的人物，但從1959年胡鵬導演的《射鵰英雄傳》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電影大師張徹導演的《射鵰英雄傳》、《俠客行》、《飛狐外傳》、《碧血劍》、《神鵰俠侶》等多部影片，再到1990年代初期另一個電影大師胡金銓和新一代武俠電影的領軍人物徐克聯合編導的影片《笑傲江湖》等，卻也同樣難以讓觀眾、尤其是金庸迷滿意，也沒有成為中國武俠電影史的真正經典。王家衛的《東邪西毒》雖然算得上是一部武俠電影的經典之作，但又離金庸小說較遠，所以算不上是合格的改編。
由此不難得出結論，將金庸小說搬上熒幕相當困難，主要表現在以下四點：
第一，大家都能看出的一個原因，就是金庸小說創作的特點是“篇幅長的比篇幅短的好、後期的小說比前期的小說好”，而後期的小說實際上也正是篇幅越來越長的作品。所以，對於改編者而言，就是一個共同的難題，那就是篇幅太長，還沒有等你把這個故事說清楚，甚至還沒有等你把這個故事的背景說清楚，電影就該結束了。即使你拍攝幾部電影如張徹的《射鵰英雄傳》就拍攝了三部，也還是無法盡展金庸小說的畫卷，只能變成一種讓人遺憾的 “縮寫”。
第二，改編金庸小說的難度在於金庸小說的文字與想象之間形成的深度結構，幾乎不可能被電影熒幕所呈現，這實際上是世界電影史上的一個難題，那就是一流的小說作品常常難以改編為一流的電影作品，即文學的深度結構不能用電影的“平面形式”所呈現。金庸小說的武功描寫、人物形象、故事情節都有其深度結構，因此金庸的長篇、超長篇小說尤其難以改編。不僅如此，金庸的中短篇小說，比如專為電影而寫的《白馬嘯西風》及《鴛鴦刀》，甚至最短的《越女劍》，都很難被改編成具有深度結構的電影。
第三，金庸小說的改編者常常要面對一個難題， 即在金庸小說中，到底是故事更加重要，還是人物更加重要？按照武俠小說的傳統，應當是人物更重要；而按照武俠電影自身的傳統，常常把故事看得比人物重要得多。金庸小說的故事非常精彩，足以吸引改編者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這個方面，然而改編者多半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金庸小說的故事情節不光是作者想象力豐富的成果，更是小說人物性格的必然產物。也就是說，金庸小說的故事情節常常是由人物性格來推動的。金庸本人也常常在小說的後記中說自己的小說“主要是描寫人物性格”，但大多數改編者還是照例將小說的故事情節放在首位，故而忽略了人物性格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動因，從而使得電影的故事失去了內在的結構，更失去了金庸小說所特有的人文光輝。
第四，如何對金庸小說進行完美的改編，即不僅要金庸小說電影化，而且還要將金庸小說的電影“風格化”，這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問題，當然這也是難點中的難點。具體說，金庸的不同作品，具有不同的特徵，有的是傳奇—歷史—童話，有的則是傳奇—童話一寓言，不同的內在結構決定了金庸小說不同的外在風格。而電影的改編，對此根本無力顧及，因為改編者往往無法測量金庸小說的深度或高度，所以大部分的改編只能將金庸小說進行簡單化的“剪裁”和“包裝”。這樣一來，金庸小說就只剩下了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的軀殼，那還談得上什麼風格神韻呢？
武俠小說的改編，也不是沒有成功的範例，李安根據王度廬小說改編的《臥虎藏龍》就有許多值得借鑑之處。這部電影獲得2000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在許多人看來就是一個奇蹟，或是一個意外。當然，我們提出這樣一個範例，並不是要把它當作模仿的對象。畢竟，金庸的小說不是王度廬的小說，金庸的小說顯然比王度廬的小說更有深度，也更有想象力，也就是說，更有改編的價值，當然也就更有改編的難度。
總之，將金庸小說搬上熒幕，到現在依然困難重重。就是不知道，以後有沒有一位導演，能將金庸小說在熒幕上完美地展現，我們還是拭目以待吧。
久哥有話說
大多數男人的心中都有一個武俠夢！上世紀60—90年代初是武俠文化的鼎盛時期，這期間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武俠創作者，其中又以金、古、梁、溫最著名，合稱為武俠四大名家。武俠小說改編成電影則是在80—90年代最為流行。
其實金庸作品改編成電影的也有不少，比較成功的有《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倚天屠龍記之魔教教主》《射鵰英雄傳之東成西就》，儘管改動很大，有些就借了個名，但反響還是不錯的。
為什麼說金庸小說改編成電影很困難？這其實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
金庸小說主旨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作品篇幅巨大情節冗長，內容波瀾壯闊結構嚴謹。書中主角都是一個腳步一個坑成長起來的，從開始的籍籍無名歷經千錘百煉終成一代大俠。這麼大的內容量豈是區區一兩個小時的電影就能表現出來的，神仙編劇也辦不到，這也是不少金庸電影只是掛了個名的原因。
不是導演編劇們不想拍，而實在是無能為力。
其次
金庸書不同古龍書，古龍是劍走偏鋒獨闢蹊徑，他書中的主角一出來就是高手大俠，不要問我從哪來？也不要問我到哪裡去？你來了？我來了，你不該來的，我終究還是來了。古龍作品以推理破解迷題為主，環環相扣，相對來說電影拍攝好把握一些。
但也僅好一些而已，古書中的意境精髓是很難通過影像表達出來的，往往傻瓜式的對白蘊含著高深的意境哲理，這需要從文字中感受體會。
再次
八九十年代的香 港武俠電影背景道具有點簡陋粗糙，視覺效果也要打點折扣，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就那麼些場景。不比內陸大好河山，取景拍攝容易。
最後，聲明本文純屬原創，碼這麼多字也不知道有沒有人看，新人四條優質回答一條都沒過，苦逼！多謝各位！
樓中月武俠
金庸小說創作的特點是“篇幅長的比篇幅短的好、後期的小說比前期的小說好”，而後期的小說實際上也正是篇幅越來越長的作品。所以，對於改編者而言，就是一個共同的難題，那就是篇幅太長，還沒有等你把這個故事說清楚，甚至還沒有等你把這個故事的背景說清楚，電影就該結束了。即使你拍攝幾部電影如張徹的 《射鵰英雄傳》就拍攝了三部，也還是無法盡展金庸小說的畫卷，只能變成一種讓人遺憾的 “縮寫”。
還有金庸小說的文字與想象之間形成的深度結構，幾乎不可能被電影熒幕所呈現，這實際上是世界電影史上的一個難題，那就是一流的小說作品常常難以改編為一流的電影作品，即文學的深度結構不能用電影的“平面形式”所呈現。金庸小說的武功描寫、人物形象、故事情節都有其深度結構，因此金庸的長篇、超長篇小說尤其難以改編。不僅如此，金庸的中短篇小說，比如專為電影而寫的《白馬嘯西風》及《鴛鴦刀》，甚至最短的《越女劍》，都很難被改編成具有深度結構的電影。
影視快樂看
才華橫溢的導演張藝謀曾多次涉足於武俠電影的拍攝，然而結果卻有些不盡人意。《英雄》也好，《十面埋伏》也罷，雖然都是群星閃爍、色彩斑斕、光影迷人，但卻並沒有獲得一致好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電影“徒有其表”，簡單說，就是沒有一個好的故事，沒有精彩而又讓人感慨讚歎的情節，更沒有讓人真正記住的人物。
金庸的武俠小說雖然提供了非常精彩的故事，且豐富曲折的情節和讓人難以忘懷的人物，但從1959年胡鵬導演的《射鵰英雄傳》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電影大師張徹導演的《射鵰英雄傳》、《俠客行》、《飛狐外傳》、《碧血劍》、《神鵰俠侶》等多部影片，再到1990年代初期另一個電影大師胡金銓和新一代武俠電影的領軍人物徐克聯合編導的影片《笑傲江湖》等，卻也同樣難以讓觀眾、尤其是金庸迷滿意，也沒有成為中國武俠電影史的真正經典。王家衛的《東邪西毒》雖然算得上是一部武俠電影的經典之作，但又離金庸小說較遠，所以算不上是合格的改編。
由此不難得出結論，將金庸小說搬上熒幕相當困難，主要表現在以下四點：
第一，大家都能看出的一個原因，就是金庸小說創作的特點是“篇幅長的比篇幅短的好、後期的小說比前期的小說好”，而後期的小說實際上也正是篇幅越來越長的作品。所以，對於改編者而言，就是一個共同的難題，那就是篇幅太長，還沒有等你把這個故事說清楚，甚至還沒有等你把這個故事的背景說清楚，電影就該結束了。即使你拍攝幾部電影如張徹的 《射鵰英雄傳》就拍攝了三部，也還是無法盡展金庸小說的畫卷，只能變成一種讓人遺憾的 “縮寫”。
第二，改編金庸小說的難度在於金庸小說的文字與想象之間形成的深度結構，幾乎不可能被電影熒幕所呈現，這實際上是世界電影史上的一個難題，那就是一流的小說作品常常難以改編為一流的電影作品，即文學的深度結構不能用電影的“平面形式”所呈現。金庸小說的武功描寫、人物形象、故事情節都有其深度結構，因此金庸的長篇、超長篇小說尤其難以改編。不僅如此，金庸的中短篇小說，比如專為電影而寫的《白馬嘯西風》及《鴛鴦刀》，甚至最短的《越女劍》，都很難被改編成具有深度結構的電影。
第三，金庸小說的改編者常常要面對一個難題， 即在金庸小說中，到底是故事更加重要，還是人物更加重要？按照武俠小說的傳統，應當是人物更重要；而按照武俠電影自身的傳統，常常把故事看得比人物重要得多。金庸小說的故事非常精彩，足以吸引改編者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這個方面，然而改編者多半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金庸小說的故事情節不光是作者想象力豐富的成果，更是小說人物性格的必然產物。也就是說，金庸小說的故事情節常常是由人物性格來推動的。金庸本人也常常在小說的後記中說自己的小說“主要是描寫人物性格”，但大多數改編者還是照例將小說的故事情節放在首位，故而忽略了人物性格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動因，從而使得電影的故事失去了內在的結構，更失去了金庸小說所特有的人文光輝。
第四，如何對金庸小說進行完美的改編，即不僅要金庸小說電影化，而且還要將金庸小說的電影“風格化”，這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問題，當然這也是難點中的難點。具體說，金庸的不同作品，具有不同的特徵，有的是傳奇—歷史—童話，有的則是傳奇—童話一寓言，不同的內在結構決定了金庸小說不同的外在風格。而電影的改編，對此根本無力顧及，因為改編者往往無法測量金庸小說的深度或高度，所以大部分的改編只能將金庸小說進行簡單化的“剪裁”和“包裝”。這樣一來，金庸小說就只剩下了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的軀殼，那還談得上什麼風格神韻呢？
武俠小說的改編，也不是沒有成功的範例，李安根據王度廬小說改編的《臥虎藏龍》就有許多值得借鑑之處。這部電影獲得2000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在許多人看來就是一個奇蹟，或是一個意外。當然，我們提出這樣一個範例，並不是要把它當作模仿的對象。畢竟，金庸的小說不是王度廬的小說，金庸的小說顯然比王度廬的小說更有深度，也更有想象力，也就是說，更有改編的價值，當然也就更有改編的難度。
總之，將金庸小說搬上熒幕，到現在依然困難重重。就是不知道，以後有沒有一位導演，能將金庸小說在熒幕上完美地展現，我們還是拭目以待吧。
鰲了個拜
將金庸小說搬上熒幕相當困難，主要表現在以下四點：
第一，大家都能看出的一個原因，就是金庸小說創作的特點是“篇幅長的比篇幅短的好、後期的小說比前期的小說好”，而後期的小說實際上也正是篇幅越來越長的作品。所以，對於改編者而言，就是一個共同的難題，那就是篇幅太長，還沒有等你把這個故事說清楚，甚至還沒有等你把這個故事的背景說清楚，電影就該結束了。即使你拍攝幾部電影如張徹的 《射鵰英雄傳》就拍攝了三部，也還是無法盡展金庸小說的畫卷，只能變成一種讓人遺憾的 “縮寫”。
第二，改編金庸小說的難度在於金庸小說的文字與想象之間形成的深度結構，幾乎不可能被電影熒幕所呈現，這實際上是世界電影史上的一個難題，那就是一流的小說作品常常難以改編為一流的電影作品，即文學的深度結構不能用電影的“平面形式”所呈現。金庸小說的武功描寫、人物形象、故事情節都有其深度結構，因此金庸的長篇、超長篇小說尤其難以改編。不僅如此，金庸的中短篇小說，比如專為電影而寫的《白馬嘯西風》及《鴛鴦刀》，甚至最短的《越女劍》，都很難被改編成具有深度結構的電影。
第三，金庸小說的改編者常常要面對一個難題， 即在金庸小說中，到底是故事更加重要，還是人物更加重要？按照武俠小說的傳統，應當是人物更重要；而按照武俠電影自身的傳統，常常把故事看得比人物重要得多。金庸小說的故事非常精彩，足以吸引改編者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這個方面，然而改編者多半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金庸小說的故事情節不光是作者想象力豐富的成果，更是小說人物性格的必然產物。也就是說，金庸小說的故事情節常常是由人物性格來推動的。金庸本人也常常在小說的後記中說自己的小說“主要是描寫人物性格”，但大多數改編者還是照例將小說的故事情節放在首位，故而忽略了人物性格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動因，從而使得電影的故事失去了內在的結構，更失去了金庸小說所特有的人文光輝。
第四，如何對金庸小說進行完美的改編，即不僅要金庸小說電影化，而且還要將金庸小說的電影“風格化”，這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問題，當然這也是難點中的難點。具體說，金庸的不同作品，具有不同的特徵，有的是傳奇—歷史—童話，有的則是傳奇—童話一寓言，不同的內在結構決定了金庸小說不同的外在風格。而電影的改編，對此根本無力顧及，因為改編者往往無法測量金庸小說的深度或高度，所以大部分的改編只能將金庸小說進行簡單化的“剪裁”和“包裝”。這樣一來，金庸小說就只剩下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的軀殼，那還談什麼風格神韻？總之將金庸小說搬上熒幕，到現在依然困難重重。就不知道以後沒有有一位導演能將他的小說在熒幕上完美展現！我們拭目以待吧！
大唐愛生活
第一，大家都能看出的一個原因，就是金庸小說創作的特點是“篇幅長的比篇幅短的好、後期的小說比前期的小說好”，而後期的小說實際上也正是篇幅越來越長的作品。所以，對於改編者而言，就是一個共同的難題，那就是篇幅太長，還沒有等你把這個故事說清楚，甚至還沒有等你把這個故事的背景說清楚，電影就該結束了。即使你拍攝幾部電影如張徹的 《射鵰英雄傳》就拍攝了三部，也還是無法盡展金庸小說的畫卷，只能變成一種讓人遺憾的 “縮寫”。
第二，改編金庸小說的難度在於金庸小說的文字與想象之間形成的深度結構，幾乎不可能被電影熒幕所呈現，這實際上是世界電影史上的一個難題，那就是一流的小說作品常常難以改編為一流的電影作品，即文學的深度結構不能用電影的“平面形式”所呈現。金庸小說的武功描寫、人物形象、故事情節都有其深度結構，因此金庸的長篇、超長篇小說尤其難以改編。不僅如此，金庸的中短篇小說，比如專為電影而寫的《白馬嘯西風》及《鴛鴦刀》，甚至最短的《越女劍》，都很難被改編成具有深度結構的電影。
第三，金庸小說的改編者常常要面對一個難題， 即在金庸小說中，到底是故事更加重要，還是人物更加重要？按照武俠小說的傳統，應當是人物更重要；而按照武俠電影自身的傳統，常常把故事看得比人物重要得多。金庸小說的故事非常精彩，足以吸引改編者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這個方面，然而改編者多半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金庸小說的故事情節不光是作者想象力豐富的成果，更是小說人物性格的必然產物。也就是說，金庸小說的故事情節常常是由人物性格來推動的。金庸本人也常常在小說的後記中說自己的小說“主要是描寫人物性格”，但大多數改編者還是照例將小說的故事情節放在首位，故而忽略了人物性格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動因，從而使得電影的故事失去了內在的結構，更失去了金庸小說所特有的人文光輝。
螞蟻666
第一，大家都能看出的一個原因，就是金庸小說創作的特點是“篇幅長的比篇幅短的好、後期的小說比前期的小說好”，而後期的小說實際上也正是篇幅越來越長的作品。所以，對於改編者而言，就是一個共同的難題，那就是篇幅太長，還沒有等你把這個故事說清楚，甚至還沒有等你把這個故事的背景說清楚，電影就該結束了。即使你拍攝幾部電影如張徹的 《射鵰英雄傳》就拍攝了三部，也還是無法盡展金庸小說的畫卷，只能變成一種讓人遺憾的 “縮寫”。
第二，改編金庸小說的難度在於金庸小說的文字與想象之間形成的深度結構，幾乎不可能被電影熒幕所呈現，這實際上是世界電影史上的一個難題，那就是一流的小說作品常常難以改編為一流的電影作品，即文學的深度結構不能用電影的“平面形式”所呈現。金庸小說的武功描寫、人物形象、故事情節都有其深度結構，因此金庸的長篇、超長篇小說尤其難以改編。不僅如此，金庸的中短篇小說，比如專為電影而寫的《白馬嘯西風》及《鴛鴦刀》，甚至最短的《越女劍》，都很難被改編成具有深度結構的電影。
第三，金庸小說的改編者常常要面對一個難題， 即在金庸小說中，到底是故事更加重要，還是人物更加重要？按照武俠小說的傳統，應當是人物更重要；而按照武俠電影自身的傳統，常常把故事看得比人物重要得多。金庸小說的故事非常精彩，足以吸引改編者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這個方面，然而改編者多半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金庸小說的故事情節不光是作者想象力豐富的成果，更是小說人物性格的必然產物。也就是說，金庸小說的故事情節常常是由人物性格來推動的。金庸本人也常常在小說的後記中說自己的小說“主要是描寫人物性格”，但大多數改編者還是照例將小說的故事情節放在首位，故而忽略了人物性格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動因，從而使得電影的故事失去了內在的結構，更失去了金庸小說所特有的人文光輝。
第四，如何對金庸小說進行完美的改編，即不僅要金庸小說電影化，而且還要將金庸小說的電影“風格化”，這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問題，當然這也是難點中的難點。具體說，金庸的不同作品，具有不同的特徵，有的是傳奇—歷史—童話，有的則是傳奇—童話一寓言，不同的內在結構決定了金庸小說不同的外在風格。而電影的改編，對此根本無力顧及，因為改編者往往無法測量金庸小說的深度或高度，所以大部分的改編只能將金庸小說進行簡單化的“剪裁”和“包裝”。這樣一來，金庸小說就只剩下了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的軀殼，那還談得上什麼風格神韻呢？
武俠小說的改編，也不是沒有成功的範例，李安根據王度廬小說改編的《臥虎藏龍》就有許多值得借鑑之處。這部電影獲得2000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在許多人看來就是一個奇蹟，或是一個意外。當然，我們提出這樣一個範例，並不是要把它當作模仿的對象。畢竟，金庸的小說不是王度廬的小說，金庸的小說顯然比王度廬的小說更有深度，也更有想象力，也就是說，更有改編的價值，當然也就更有改編的難度。
總之，將金庸小說搬上熒幕，到現在依然困難重重。就是不知道，以後有沒有一位導演，能將金庸小說在熒幕上完美地展現，我們還是拭目以待吧。
內蒙古熊大
因為金庸小說創作的特點是“篇幅長的比篇幅短的好、後期的小說比前期的小說好”，而後期的小說實際上也正是篇幅越來越長的作品。所以，對於改編者而言，就是一個共同的難題，那就是篇幅太長，還沒有等你把這個故事說清楚，甚至還沒有等你把這個故事的背景說清楚，電影就該結束了。即使你拍攝幾部電影如張徹的 《射鵰英雄傳》就拍攝了三部，也還是無法盡展金庸小說的畫卷，只能變成一種讓人遺憾的 “縮寫”。
剪輯師兄
金庸小說，只適合改編成電視劇，因為大部分都是長篇小說，《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都曾經改編成電影，邵氏比較熱衷於改編金庸小說，但都不算成功。後來，邵氏轉型做TVB了，這下就打通任督二脈了，那麼長的篇幅，電視劇是剛剛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