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在中国开始流行，要追溯到2008年《嫌疑人X的献身》中文版的发行。2005年，这部小说在日本国内帮他拿下了直木奖，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沉寂。随后，《白夜行》也出了中文版，这位日本推理小说家逐渐在中国畅销起来，各出版商也随之加入到出版东野圭吾小说中文版的战局中来。
2011年，在《华尔街日报》的一次采访中，东野圭吾说：“犯罪小说之所以能跨越文化产生影响力，是因为人性中兼具善和恶，在犯罪中暴露真性。”
在中国的文化的基因里，也有着关于“性善论”与“性恶论”的矛盾，或许这也是东野圭吾的小说被众多中国读者捧读的原因之一吧。
在日本，与东野圭吾同时代的推理小说家宫部美雪以及伊坂幸太郎，却未能获得像他一样的全方位阅读和改编。
要说为什么？也许就是因为东野圭吾不是一个典型的推理小说家，虽然他以推理小说奖江户川乱步奖出道。
阅读他的小说，会发现他的创作轨迹是从“诡计主导”的本格推理，转向深挖人际关系之间的故事。
从出道到走红
逐渐确立自己的创作立场
1982年的某一天，刚步入职场的东野圭吾在书店看到刚获得第27届江户川乱步奖的《原子炉杀人事件》，在书后，他看到了这个奖的投稿事项，怀着试一试的心情，他去文具店买了550张稿纸，翌日就开始创作。
写到12月，故事里死掉的人越来越多，字数却怎么也凑不到350页稿纸的量（而这是该奖的投稿字数下限）。写到1983年1月截稿日期临近，绞尽脑汁弄出了一个还算出乎意料的凶手，终于收尾，但已经没时间修改逻辑上的一些矛盾。
这部被他命名为《人偶之家》的处女作表现尚可，止步于第二轮评选。第二年，他继续投稿，进入了第三轮；第三年，他凭借《放学后》这部作品，成功拿下奖项。
1985年9月，《放学后》在书店上架，他就辞职，正式开启职业小说家生涯。作为新人出道的作品，《放学后》取得了10万册销量的这样好的成绩，但东野圭吾认为这是“江户川乱步奖”获奖作品这个头衔的功劳，而对往后自己的作品预期是每部只有1万册的销量。
他甚至算了一笔账，一本书定价1000日元，1万册的版税是100万日元，一年出3部以上的作品，年收入就是300万日元，跟自己上班时的收入差不多。他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和预期，开始小说创作生涯的。
1986年《毕业》出版。小说中大费周章的谋杀，是通过“雪、月、花”的茶道完成的，有点故弄玄虚的感觉。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即使是出道前期的本格推理小说（以“诡计”为主导），他已经非常擅长于调动人物的情感。相较于作品中的诡计，故事中流露出来的“告别”氛围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
《毕业》主人公加贺恭一郎是国立T大学社会系大四在读学生，兴趣爱好是茶道和古典芭蕾，身边有一群各具天资的好朋友，他还以剑道部部长的身份拿下了全国剑道比赛的冠军，完全是校园传奇人物般的存在。临近毕业，他的一位好友在宿舍中离奇死亡，他想找出凶手，推理由此展开。
凶案之外，加贺爱慕的沙都子最终没有接受他的表白，只说了一句“谢谢”，对此加贺也并无过多的怨怼，只说了一句“真可惜啊”。对于真相的探寻对加贺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朋友们死的死、分开的分开，没有人在这场青春的告别仪式中获得好下场，包括加贺本人。
在告别之后，加贺恭一郎走向崭新的人生，开展一系列的故事，而作为创作者的东野圭吾也是一样。
自1985年以来，东野圭吾出道的前十几年，尝试了各种题材的创作，却都反响平平，有时甚至招致恶评。
1966年，他出了五本书，销量都很差，只有由几篇短篇集成的《名侦探的守则》卖得好些。其中，为了搞笑和讽刺而写的《配角的忧郁》和《密室宣言》，对当时日本推理小说具有某种倜傥和解构的意义，没想到竟然极受好评。
第二年，他在东京一间10平米的破公寓里吭吭哧哧地写了700张稿纸，写出了《大学城杀人事件》，却根本卖不出去。于是，他试图跑遍东京各大书店，每家店自己掏腰包买两本，力求让销量好看一点，差点糊了钱包。
这个时期，日本推理界刮起了“新本格之风”，他对此感到艳羡，但他的创作方向还是在往“社会派”发展，并感慨自己逐渐无法写出本格。在这样的创作路线上，《恶意》《秘密》《白夜行》陆续面世。
2005年，《嫌疑人X的献身》为他拿下了第134届直木奖，还获得了三大推理小说排行榜的年度总冠军——“这本小说了不起”“本格推理小说大奖”“周刊文艺推理小说TOP 10”。当时的第6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也颁给了这部小说，引起了“本格与非本格”之争。
这部小说逻辑严密，经得起反复推敲，然而它偏偏在一开始就告诉读者，施展诡计的人是谁，甚至他是如何骗过警察的，也在故事发展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暴露无遗。最终的谜团，是“动机”，也就是交织在人物身上的各种关系的矛盾。
东野圭吾觉得，《嫌疑人X的献身》是否属于本格，应该交由读者去决定。此后，他确立了自己的创作立场：为“大众”写故事。
在本格小说大热时期，杀人基本上涉及的都是“封闭空间”，是处在逻辑密室里的推理。但真实的杀人事件往往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正因为如此，东野圭吾的小说才把案发的舞台设置在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
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大都是最普通的日本人，经常出没于写字楼、料理店、孤儿院，陪酒女和流浪汉这些有符号属性的人物更是极为常见。
这些普通人的存在或消失都不会有人留意，但正是这些人，可能会被触发到人性中的某一根线，从而犯下深重的罪行。
面向人性深处
描写一触即发的“恶意”
与“诡计主导”的本格派和“解密至上”的新本格派不同，东野圭吾的小说与其注重寻求真相，不如说更注重真相背后的“为什么”。
在东野圭吾的小说里，凶手作案的动机，很少是因为钱或性，而这两者是20世纪以来最常见的作案动机。奥威尔在《英国式谋杀案的衰落》中总结，“一战”和“二战”之间的“黄金时代”，杀人者多半是为了在那个稳定社会里维持体面的外表，因为“谋杀总比丑闻强一点”。
日本推理小说也一度流行这种动机。在松本清张的《零的焦虑》中，市长夫人是本地的名媛，擅长交际，热心慈善，过着令人崇敬的生活。但她过去的历史鲜有人知：战后美军侵占时期，她曾是众多为他们服务的妓女之一，美军撤退后，她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自然不希望有人知道自己的过去。松本清张另一部小说《砂器》里的杀人动机也差不多如此，为了维持体面的外表。
到了东野圭吾、宫部美雪、伊坂幸太郎这一代，他们所创作的推理小说中的所谓“杀人动机”往往源自于人性本身的“恶意”。他们的着重点不在于犯人用什么样的诡计犯罪，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彷徨之刃》里，未满16岁的少年仗着未成年人保护法，强暴并杀害身边的少女；在《虚无的十字架》中，8岁的小女孩被入室抢劫者随手杀害；在《红手指》里，老年人在家庭中成为累赘，在某个时候成了年轻人作恶的牺牲品。
《白夜行》剧照
这些作恶之恶，有时候是潜伏在人性深处，偶然间被某个场景刺激，爆发出来；有时候则是因为个人与社会的长期对立导致，《白夜行》便是后者。
表面上，女主人公雪穗为自己铺就一条跻身社会上流阶层的道路，但是在她的心里落下一道无法褪去的阴影。那时，由于生活艰辛，她被母亲出卖给一个有幼女癖的中年男人。不幸的遭遇令她的成长变成了逐渐堕落犯罪的过程。雪穗利用收养与婚姻这种社会关系，爬上了社会的上层，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她施加给别人的恶也越深重。
在《放学后》里，女高中生惠美想杀两个老师的动机，是因为她认为两个老师看到了她在自慰，在学校里看到两个老师看她时的眼神，觉得其中充满了邪恶，感到自己被玷污；
在《恶意》里，有人利用自我栽赃来报复别人；在《嫌疑人X的献身》中，不被赏识的天才数学家因为邻居的一个微笑，而堕入深情，决意铲除“骚扰者”。
《嫌疑人X的献身》剧照
东野圭吾笔下的许多角色，在存在的困境中节节败退，退无可退之际，只好选择破坏、毁灭与死亡。而所谓的“进退维谷”，往往是当事人无法突破的执念与精神壁垒。然而，在推理小说中所展示的人性与困境都过于刻意和僵硬，在作者费尽心思的设置布局和极具创造力的情节设定之外，是推理小说过于脱离生活的体裁限制。
閱讀更多 暴走大衛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