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几年前，有一家不太靠谱的西方媒体搞过一个榜单，列举了千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名单，其中中国有6人上榜——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宋子文的名字大部分人都很熟悉，可那个叫伍秉鉴的是何许人也？
老外搞的这类排行榜，娱乐一下可以，较真就没必要了
伍秉鉴（1769～1843），字成之，号平湖，商名“浩官”，祖籍福建，其先祖于清康熙年间移居广东，世代以经商为业。19世纪初，伍秉鉴接手家族产业，尽显经商天才，不仅在对外贸易、房地产、茶园、店铺等传统产业上获利甚丰，同时还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涉足铁路投资、证券交易、保险业务等对于当时的中国人几如天方夜谭般的产业领域。
在当时的美国，唯有印着伍氏专有徽记的茶叶才卖得上高价，受欢迎程度较今日欧美奢侈品牌之于国内的潮男潮女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名鼎鼎或者说臭名昭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每有资金周转不灵，向伍氏借贷都是第一选择，到最后伍氏居然成了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在19世纪前期的欧美商界，凡是不知“伍浩官”为何方神圣的，肯定是没资格混上大场面的小杂碎……
大概在19世纪30年代，伍秉鉴的个人资产达到了2600万银元（指西班牙银元，大概相当于1820万两白银，按当前银价约等于38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强。相比后来《南京条约》的赔款2100万银元，伍秉鉴堪称富可敌国，而据说当时的美国首富的资产也只有700万银元左右，因此伍秉鉴被当时的欧美商人视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古代中国从来不是个善待商人的国度，居然能诞生伍秉鉴这么个“世界首富”也算是怪事一桩。不过要是了解了伍氏发家的详情，就会发现这件事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从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在广州“一口通商”，到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签下《南京条约》、被迫开放五大通商口岸的85年间，中国与海外的通商渠道仅限广州一地。而外国商人在广州也不能随便与人做生意，无论他们想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还是销售洋货进入中国，都必须经过“十三行”这个具有垄断性质的中间商（扒一层皮）才行。故此在清朝，广东十三行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巨型商业集团，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在当时有诗为证：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清·屈大均）
而伍氏的怡和行就是十三行中的佼佼者，伍秉鉴更曾担任过在十三行中举足轻重的总商职务——这样的人物要是不能发大财，那才真是见了鬼。
不得不说，十三行本身就是个畸形的存在，伍秉鉴等行商的财富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
不过中国古代的巨富好像从来没有过好下场，伍秉鉴也不能例外。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伍秉鉴因包庇洋商走私鸦片屡遭官府惩戒，哪怕他花巨资捐来了一个三品顶戴也无济于事，不得不屡屡花钱消灾。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又命令十三行承担2100万银元赔款中的300万元，其中伍秉鉴就被摊派了100万元。
不久以后，伍秉鉴就在一片风雨飘摇中病逝，广东十三行也在十几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彻底没落。
其实像伍秉鉴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在中国古代商人中很寻常，甚至可以说他还算是个幸运儿，命运比他悲惨的数不胜数。
春秋战国是个百花齐放的年代，也是商人的黄金时代。
华夏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在其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民族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敬天法祖、崇尚礼仪、内敛保守而且循规蹈矩。不过要是把一个民族的历史比作人生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青春期，充满了活力和叛逆，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我觉得，狄更斯的那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其实说的就是春秋战国
那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不但朝兴国灭似昼夜交替、战争祸乱如家常便饭，更是一个民族融合、思想爆炸、人才辈出，各种千奇百怪的玩意层出不起的时代。这其中大部分的思想、人物和行为要是放在千百年后，就算不被当做异端干掉，也得受到无数人的唾弃，更别提受人推崇拥戴，甚至坐享荣华富贵了。
比如说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被作践得不成样子的商人，就在此时迎来了他们的黄金年代。
最早为商人代言或者说正名的人物是管仲，“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第二十》），首次将商人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国之柱石”的高度。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管仲还是此后《春秋谷梁传》中“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荀子》里“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四民”都不是按照社会地位高低排序的。
继续说管仲。这位早年从事过经商这一“贱业”的齐国相，把振兴商业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最终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
齐桓公与管仲是中国古代君臣相得益彰的典范
扯个闲篇——古时的百业都喜欢找个前辈先贤当祖师爷，比如说木匠的祖师爷是鲁班、织户的祖师爷是嫘祖、厨子的祖师爷是易牙等等。而作为人类最古老职业之一的妓女，她们的祖师爷就比较古怪了，居然就是管仲。这是因为这位管相爷为了敛财做买卖做得丧心病狂，连妓院都不放过，统统改私营为“国营”，似乎让妓女们过上了好日子。所以齐桓公这位霸主麾下的金戈铁马中，偶尔飘出一股子迷魂淫魄的脂粉味儿，也就不怎么奇怪了。
有了老管这位以商立国而制霸天下的先例在前，在强者争雄、弱者自存的诸国之间，逐渐不再把经商致富当成摆不上台面的丢人事，商人也受到了重视，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孔门十哲”中的子贡就是个大商人，曾出任过鲁、卫的国相；白圭曾为魏相，后来辞官不做下海经商——这种事别说在当时，便是到了20世纪还能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鲜事，可人家白圭不但干了，还干成了后人口中的“商祖”。
除此以外，像计然、猗顿、卓氏、弦高、刁间这样的豪富巨商在当时也是有资格指点江山、操纵天下的时代巨擘，青史中从来都少不了他们的名字。更不用提范蠡这位被后世商人公认为祖师爷的“陶朱公”了，也只有像春秋战国这样开放包容的大时代，才能滋生并养育这样精彩的人物和故事。
相对于范蠡经商的本事，人们对他跟西施间的八卦更感兴趣
不过因为某人的出现，便以一己之力将商人这个群体彻底打落尘埃。
吕不韦的“倒行逆施”只是“抑商”政策的引子，“大国寡民”的状态才是商业环境受限、商人没有出路的根本。
后人对始皇帝嬴政其实有很多误解。比如说他好色如命，将数量超过一个加强师的六国美女填充阿房宫供其淫乐；比如说他暴戾成性，又是焚书坑儒又是杀戮大臣，连内侍都不放过，被他阉割了一大片（内侍统统由阉人取代那是刘秀干的事）；比如说他疑心病病入膏肓，成天觉得“总有刁民想害朕”而做出一些倒行逆施的事情等等。
像秦始皇这样的人物都深受童年阴影的影响，可见我们要对孩子好一点……
其实这些事情与嬴政的人生经历有关，其中有两个人的背叛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母亲赵姬，使得他终生不信任女人，那些搜刮来的六国美女更像是嬴政用来炫耀的战利品而非玩物，他甚至连皇后都没有立过（当然内侍倒霉也与此有关）；另一个就是传说中他的“野生”父亲吕不韦，令嬴政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家伙将君王像货物一样贩卖，触犯到了他的底线：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馀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战国策·卷七·秦五》）
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这就意味着当政者要在利益的不断碰撞、对冲中寻求最佳的平衡点，而非一味的索取。在这一点上，商人与政治家其实很像，只要能得到利益，他们不在意退让，更没有什么不能取舍的东西。
商人从政确实容易出问题，古有吕不韦，今有大统领
但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绝大多数商人只会衡量利益而没有底线（比如现在某国那位神经质的大统领）。马克思曾对此有过精妙的论断：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
吕不韦就是这种标准的商人，在他眼中天下无不可贩卖之物，哪怕是身为人间至尊的君王。事实上这种想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出奇，那些周游列国游说王侯的士人在推销自己的学问和理念的同时，其实也是一种试图改造诸国与王侯并示之天下的过程，称之为贩卖也不为过。
可是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为艺术”只有在春秋战国这个特异的时代，才有其成长的空间和存在的价值，当天下归为一统、四海宾服于一王时，就显得不合时宜而且大逆不道。
吕不韦在嬴政的心中狠狠的扎下了一根毒刺，使得他以及后来的皇帝对于商人本来就不佳的观感更加恶劣。不过秦朝实行的废分封立郡县，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商业发展的，不过这一进程随着秦二世而亡也走到了终点。
汉代秦立国之后，被他们反对过的秦政自然不好再用，又没有别的先例可循，只好放任自流的号称以“黄老之术”治国，实际是放任自流。在推崇清静无为的道家眼中，理想的社会无非就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说白了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样一来自然没有货物流通的必要，商业与商人就成了可有可无，甚至让人憎恨的角色。等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重利轻义”的商人更是成了异类，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从两汉到隋唐是一个漫长的小农经济财富积累的过程，商人缺乏存在的必要性
所以说汉朝的商人是最凄惨的，几乎没有任何朝代可与之相比。比如说汉武帝时为了弥补连年征战造成的兵员不足，曾发“谪戍”之制，多次征发“天下谪民”、“谪戍”、“七科谪”从军，那么什么是七科谪呢：
“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集解】如淳曰：‘立二县以卫边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正义】音谪。张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也。’）及载糒给贰师。”（《三家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也就是说祖宗三代以内曾经有过经商经历的倒霉蛋，都被视为与犯官、亡命之徒和赘婿这种货色一般无二的渣滓中的渣滓。这些人被征召后，非战时要承担修筑道路和营寨城池、屯田耕作、运输辎重、服侍正兵等苦活累活；战时往他们手里塞把破刀子或是木棒子（甲胄什么的更是想都甭想）便为军前驱，当送死队去消耗敌军的箭矢、陷阱，以血肉之躯迟滞敌军的刀锋、马蹄，好让正经的士兵（即良家子出身的家伙们）从容不迫的杀敌。
如果有侥幸未死甚至杀敌立功的“七科谪”怎么办？答案是继续当牛做马、继续当炮灰，直到战争结束或是死光了为止。
两汉之后直到隋唐，商人的命运大体都是如此。只不过汉末到唐初这几百年战祸不绝，良家子都快死绝了，何况被当做消耗品的商人？所以七科谪尽管逐渐绝迹，并不意味着商人的命运和地位有所好转。
从汉末到隋唐的几百年，用乱世二字便可概括——苟活已不易，更遑论赚钱
在中唐之前，“奖励耕战”和“兵农合一”等重农抑商的政策大行其道、几乎被所有的朝代所采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对于广阔无边的疆土，稀缺的人口（峰值也就在5千万左右晃荡）造成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财富与物资极度缺乏的不具备“货通天下”的小农经济，才是商业可有可无、商人无用武之地的根本原因。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欧洲——那才是真正的“小国寡民”，无数林立的小国根本不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为了获取维持生存的物资，除了战争掠夺就只能依靠商品交换。因此在欧洲诞生了浓厚的商人政治传统，商业的繁盛发达与商人的意气风发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无法想象，而这种情形又与春秋战国何其相似？
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商巨贾层出不穷，两汉至隋唐的商人成色就差多了，比如秦末汉初的任氏、汉成帝时的樊少翁、资助过刘备的张世平、南北朝的酒商刘白堕、唐朝“破烂王”裴明礼等等，在后世大多名不见经传。唯一的例外就是西晋石崇，他因与王恺斗富和劝酒斩美人等无论在古今看来都属下三滥之流的事迹而闻名，与管仲、范蠡、弦高等先贤的境界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连吕不韦这样口碑不咋地的家伙都能甩他几里地。
两汉到隋唐有点知名度的商人似乎只有石崇，还是个反面典型
这样的商人自然不会好下场，身家被榨干熬尽是必须的，死无葬身之地也活该。
两宋之后商业发展的环境是有了，但要做不到官商合一，商人还是倒霉蛋。
两宋之富有不但在中国古代史上空前绝后，哪怕是在上个世纪末之前仍像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巅峰——宋朝做到了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就是官方统计口径的人口和财政收入双破亿，前者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后者的记录直到清末才被打破；而根据后人计算，宋真宗咸平三年，北宋的GDP总量达到了266亿美元，人均GDP为450美元，其中后边这个记录我国直到1993年才再次打破。
两宋以后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前提是人口的增长以及从土地上解脱出来
这种规模的财富仅靠小农经济下的日积月累以及千百年来始终坚持的耕战政策，根本是无法实现的。更别提以两宋军事力量之孱弱，发动战争去抢劫根本甭想指望，不被人家欺负就谢天谢地了。
所以宋朝创造出来的巨额财富，只能是靠发展商业来实现的。
由于西夏阻绝了丝绸之路以及政治中心的南移，从宋朝起东南沿海成为了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与宋朝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将近60个，泉州更是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朝商业之繁盛到了以铜钱为主的货币不敷使用的程度，不得不先以铁钱凑数、后来干脆催生了纸币替代的程度。终宋一朝，内忧外患不绝，“三冗”（及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无法解决，要不是生产力大为进步、经济高度发达使得政府财政收入之丰厚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大宋朝早就崩了。
而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商业收入一度占到了七成以上的比重。所以要是谁在宋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就算不被当朝君臣合伙弄死，也得被当成个大傻子拉出去游街示众。
如果说宋朝是靠发展商业致富，那么元朝就是靠抢劫——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能成为最富50人之二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蒙古人也很有学习精神，比如说把南宋的海外经贸继承得很好，更重要的是游牧民族本身就没有轻视商业的传统，在财富的诱惑下也听不进去汉儒的唠叨，所以元朝的商品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在宋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而且为了发展商业，他们甚至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代替金属货币的）纸币流通制度，甚至为了发行纸钞蒙古人还发明了准备金制度（虽然没坚持几天），真可谓用心良苦。
蒙古人几乎将欧亚大陆打通关，应该抢到不少钱，但查不到具体数字
所以土包子马可波罗才见到了那个在他眼中宛如天堂的富庶帝国。
不过蒙古人光顾着赚钱，却不怎么用心治国，结果元朝不足百年而亡。如果代元的明朝能够充分借鉴宋元各自的长处、吸取他们的教训，那么这个新王朝将会多么的让人向往和期待？
可惜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固然雄才大略，但是家庭出身、人生经历尤其是文化素养上的缺陷，使得他比起那些出身权贵或是受过系统宫廷教育的前辈同行，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来，作为一个帝王的格局、眼界、心胸以及高度上是存在着天然的差距。再加上他秉性多疑、猜忌、狠鸷以及无法摆脱贫民式的狡猾和小聪明，使得他经常把前朝的经验教训继承得千奇百怪，搞创新时又动不动的大开历史倒车，并把这些不靠谱的玩意弄成不可动摇的“祖宗成法”，最终活活拖垮了他创建的帝国。
比如在他造反之前没少被恶官、奸商欺负，所以恨透了这两类人。于是当老朱成了皇帝，官员和商人就到了血霉——对于前者，老朱给官吏开出的俸禄之低古今罕见，几乎到了难以维持生计的程度，贪污腐败几乎成了官员自保的手段，所以有明一朝吏治之败坏始终无解；对于后者，他不但在政治上压制、经济上勒索，无比隆重的给经商盖上“贱业”的公章，甚至连穿啥衣服都限制的死死的。更有甚者，他完全把商人当成了待宰的肥猪，手头一紧就宰掉过年。
老朱非常记仇，当年的罪过他的家伙统统倒了大霉
比如“洪武四大案”中的郭桓案，老朱大手一挥便案件秒破、坏蛋伏诛：
“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卷九十四·志第七十》）
郭桓贪盗应该不假，被株连的高官也许不冤，“赃七百万”看上去也不离谱，但是窃以为将那些被当成郭桓同谋的粮商富户杀头抄家才是老朱的目的——能一下子搜刮将近全国一年产量的粮食以补国用，朱元璋会怀着非常愉快的心情砍下几万颗脑袋的。
食髓知味之后，这种事老朱乐此不疲的没少干，干得最出名的一回是宰掉了一头名叫沈万三的超级大肥猪。朱元璋的这个发明创造后来又被继承和发扬，而且随着吏治的败坏挨宰的由商人转向了赃官，比如刘瑾、比如和珅，都让当时的皇帝大发了一笔横财。
说到沈万三，那么问题就来了——宋朝的商业如此发达，元朝也不遑多让，明清虽然经常发神经似的闭关锁国又缺心眼似的重农抑商，但还是架不住自家的某些萌芽以及外来的某些大炮，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大。可是除了沈万三以及前面提到的那个知名度很低的伍秉鉴，从两宋之始到清末之前，为啥再没涌现出过像范蠡、吕不韦、石崇这样的大商人？
答案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官营制度”，另一个是官商合一。
官营制度在汉朝就出现了，却是宋朝将其发扬光大——百姓生产生活必不可少、利润最为丰厚的盐铁、茶酒等日常物资被官府理所当然的占去专卖，官营之外敢有涉足者统统处以重刑。除此之外凡是卖得好、收入高的货品几乎都会被官府盯上，然后不久就会被宣布实行官营，比如白矾、香料等等。相传位居东京汴梁72家正店（所谓正店，就是取得官方酿酒许可的酒店）之首的樊楼，原名矾楼，就是专门经销白矾的场所，后来白矾官营卖不成了才改行干了餐饮业。
所谓官营实为抢劫——价格高质量差供应还不稳定，所以私盐私茶私酒什么的屡禁不绝
各种货物官营成了北宋财政第一创收大户，比如食盐专卖在北宋末年达到4000万贯（相当于明朝中后期年财政收入的10倍），茶叶和酒的专卖同样获利甚丰，均在1000万贯左右（白矾官营后来干黄了）。
就像现在的国有企业里出不了首富，就算出了也离刑场不远了一样，在最好干的生意都让官府独占了的宋朝（元明清也差不多，明朝还发明了特许专营制度），商人想要出人头地实在是太难了。
宋朝以后的商人不仅要面临市场被官营制度挤占的困难，还要面对一个根本惹不起的竞争对手，那就是官员。
经过晚唐以及五代那个黑暗而且混乱的时代，宋太祖赵匡胤很担心他所建立帝国成为“六代”，所以他选择了偃武修文这个办法来保住赵氏江山。不过对于被削去了权势的武将，老赵势必要给些补偿：
“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续资治通鉴·卷二·宋纪二》清·毕沅）
武将能经商，脑瓜更好使的文官自然不甘落后，于是宋朝成了史上少有的不限制土地兼并的朝代，也成了少数皇帝可以坐视官员大肆经商的朝代。同时，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作为庶族地主代表的士大夫有了能够跟皇帝“共治天下”的权力，可惜他们的权势却无法世袭，只好争取在钱财上世袭。于是从宋朝以后，几乎所有高官（或其亲族）都开始经营产业。
赵匡胤的杯酒不仅释了兵权，还释放出一头名为官商合一的怪物
所以在那些年代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官商勾结”，因为那时候的官就是商，商也是官。
所以宋元明清这些朝代的“首富”不再是商人，而是官员。这些官员的代表，就是登上最富50人榜单的刘瑾、和珅。
而那些“纯粹”的商人，则要么成了那些甘做隐形富豪的官员们摆在台面上的代言人，要么通过投靠、贿赂官员获取政治保护以维持他们的产业——这样的商人无疑是极为脆弱的，也是极易被摧毁的。
像伍秉鉴这样的行商，是依靠清政府赋予的垄断性政策才得以发家暴富——这种政策是怎么出台的、他是如何拿到手的、又是怎样维持屹立不倒的，这其中的故事恐怕一本书都说不完，又可能写一页纸都有富余，这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哪怕没有那场战争，伍氏家族的逐渐没落甚至骤然崩塌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几千年来商人的命运皆是如此，少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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