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统治者釆取两利的文化交流政策，积极与南朝、西域及域外地区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与南朝的文化交流中，北朝以聘使互访、流通书籍、礼遇北奔南人等方式从对方吸收于己有用的文化质。在与西域及域外地区的交往中，双方主要以聘使为主要媒介开展文化互动。

北朝政府还特地在中外人士汇聚之地洛阳设置四夷馆用于招待杂居中原的欧亚外籍人士，足见北朝统治者宽容与开放的文化心态。北朝文化政策既具有强烈的汉化色彩，又具有多元化、双重性特征。

其制定与实施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主客观因素所致，既是北朝统治者巩固政权、维护统治利益的需要，也是北朝士族与代北贵族冲突和融合的结果，又得益于北朝总体文化系统与时代精神的内力推动以及北朝统治者本身所具有的历史进取精神。

这种兼具宽明与掌控的文化政策，使文化权力与政治统治紧密结合，达到了巩固政权的目的, 加强了民族的融合，

一．北朝文化政策形成的原因

1.巩固北朝政权、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

文化政策是一定时期国家从根本利益出发在文化领域形成的政策系统。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旨在保证国家根本利益，旨在巩固政权、维护统治。因此在文化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上，历朝历代都重视发挥文化的政治作用，竭力使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有利于巩固政权，有利于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

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面临新环境和新形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以农耕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与拓跋鲜卑游牧生产方式大为不同；汉族封建政治统治的一整套行政制度已相当完备，而拓跋鲜卑毫无统治汉地的经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此，虽然拓跋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中原，但要在中原立足，必须从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基点出发，顺应汉化的时代趋势，制定和实施符合文化国情的文化政策，消除原始部落文，化与汉族封建文化之间巨大差距和尖锐矛盾。政权建立后，北朝统治者对文化政策进行了调整。

儒学的治国安邦思想和纲常伦理大义适合建立政权的需要，所以顺理成章成为北朝统治者确定主导文化和治思想时的首要选择。北朝诸代统治者重视推崇儒学，纷纷建立以儒学为核心的太学。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教育系统，为儒学的全面复兴创造了条件。

全国大力发展私学，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教育，这就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博士”的人数，那么在短时间内，“博士”这一原来地位高的知识分子阶级就有所下降。

2.统治者本人的文化心态

所谓统治者的文化心态是指统治者个人在学识素养、政治经验以及应变能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对国家内部文化问题的认识。作为国家最髙决策者，统治者的文化心态往往直接影响到一国文化政策的制定。

首先以二武灭佛为例，如前所述，太武帝虽然在继位之初也敬礼沙门，但后来却在崔浩和寇谦之的影响下皈依道教，并认识到佛教“为世费害”，而对佛教日渐排斥，进而采取了一系列压制乃至毁灭佛教的措施。

又如，北周武帝灭佛，其行为 较之北魏太武帝灭佛，此时武帝学识素养有所提高且灭佛理论准备充分，灭佛时不 再屠戮沙门，只是强令僧人还俗。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并没有因为这两位北朝统治 者的毁法事件而消亡。

灭佛事件发生不久，佛教便很快在原有的基础上复兴，再以北魏孝文帝为例，孝文帝亲政期间通过多种方式吸取南朝的文化精华。孝文帝对南朝文化的吸收与借鉴除受时代潮流的客观影响外，更多的是与其自身文化修养、文化旨趣有关。但是在北朝时期，却并没有对博士这一重要的思想学位作出肯定。统治者的轻视，也间接导致了民间的不重视，

3.北朝士族与代北贵族的冲突和融合

北朝鲜卑贵族和汉族世家大族的冲突又融合对北朝政府文化政策的选择、制定、实施产生巨大影响。纵观北朝史，这种既对立又认同的关系早在拓跋珪继代王位、改国号为魏以前就开始了，如代人燕凤，博综经史，什翼犍包围代城寻找燕凤，待之以宾礼，让他教授子孙经史。

自拓跋氏入主中原至孝文亩之前，汉族世家大族与鲜卑贵族的冲突多于融合；自孝文帝亲政至代北豪族酋帅崛起以前，汉族世家大族与鲜卑贵族的融合多于冲突；自北魏末年东西为分裂，鲜卑贵族与汉族世家大族的冲突日益激烈，北齐和北周政权内部又有所不同；北周灭北齐至隋朝建立，南北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代替了鲜卑贵族和汉族世家大族的冲突和融合。

以自拓跋氏入主中原至孝文帝之前这一阶段为例，鲜卑拓跋族凭借强大的骑兵优势刚刚入主中原，作为以部落酋长制和游牧经济为基础的鲜卑统治集团要想统治政治、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地区，就必须借助于中原汉族士大夫的政治力量和统治经验。于是，统治者釆用礼聘、征召以及武力强逼的方式起用北朝士族共同参政。

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前的卫操、莫含，道武帝时期的邓渊、许谦、张谦、张衮、崔 玄伯、燕凤等。太武帝拓跋養统治时期，又于神庭四年（431年）广征儒士。这些著名的学者都被加以录用，对北朝朝政影响很大，他们帮助鲜卑拓跋氏开国立基。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之间充满了猜疑和隔阂。

当汉族世家门第想通过出议朝政实现自己的政治、文化理想，尤 触及代北贵族既得利益时，双方政治文化利害关系、民族心理、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尖锐冲突便直接影响政府处理文化问题的态度和模式。北朝统治者在二者的冲突中，要尽量保持政策不失衡，又不得不适时调整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统治阶级一方面要在一定时期或一段时间内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还必须随着社会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等的发展变化而适时调整政策，从而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二．北朝缺乏了发展文化关键的一环——文化国情和时代精神的推动

文化国情和时代精神也是影响文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文化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一定文化国情的。时代精神作为一定社会整体性的文化倾向或文化风貌也常常 决定了社会文化政策的基本走向。在中国占代历史上，自汉族形成开始，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并接受汉文化便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惟一选择，这是封建社会进步的多元需要，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独特性。

虽然拓跋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中原，但原始部落文化与汉族封建文化有着巨大的差距。北魏鲜卑民族要在中原立足，只能基于本民族的文化国情，顺应汉化的时代趋势，走汉化的历史道路，制定和实施以汉族文化为基调的文化政策，降低鲜卑

拓跋族的旧有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对所有成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选择的规范和影响，提高本民族的文明程度，从而获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历史证明，任何背离文化国情和时代精神的文化政策必定失败。

三．结语

文化政策是统治者在化领域内实施的一系列行政手段和具体措施，直接影响和制约社会文化的发展。探究北朝文化政策及其得失，有助于推进拓跋鲜卑民族发展史和北朝文化发展的研究，丰富中国断代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北朝政府模仿中原政权建立了完备的文化统治体系。

在这一整套文化统治体系中，皇帝是最高决策者，居于权威地位，其自身对文化问题的认识与喜好影响着国 家文化政策的取向。相关文化官员也是国家决策中枢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影响文化政策的制定，而且也直接负责文化政策的实施。

北朝文化管理机构主要由教育管理机构、修史机构、宗教管理机构和音乐文化管理机构组成。相关文化部门协力配合，为北朝文化政策自上而下的推行提供体制保障。北魏文化机构的建制确立了北朝文化管理机构的基本框架，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因循魏制，并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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