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位“独一无二”的作家，不仅是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还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就是汪曾祺。汪曾祺在短篇小说、散文创作上独成一家，《受戒》、《大淖记事》是小说中的精品、典范，而他的散文更是被喜爱，许多读者成了“汪迷”，被汪曾祺作品迷倒。
汪曾祺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但他把自己的作品背景概括为五个方面“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虽然在张家口仅仅生活了四年，但张家口是汪曾祺“一生中很难忘的一个地方”。《汪曾祺传》的作者陆建华说：“张家口是因为他仅仅在那里生活了四年而列其后，但在以张家口为背景的作品中，却不难发现作者对张家口的无限眷恋之情。”或许在汪曾祺的心中，张家口也是他的家乡之一。
小镇沙岭子，汪曾祺随遇而安，却干了一生最重的农活
张家口沙岭子，距离张家口市区20余公里，是一个小镇。张家口坝下农科所就位于沙岭子，一般人都叫沙岭子农科所，是由筹建于1939年的“中央农林试验场”发展而来的。2005年，该所跟“坝上农科所”合并，成为“张家口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1958年8月的一天，汪曾祺背着行李坐火车在沙岭子站下车。他说：“沙岭子是京包线宣化至张家口之间的一个小站。从北京乘夜车，到沙岭子，天刚刚亮。从车上下来十多个旅客，四散走开了。空气是青色的。”之前他没有来过沙岭子，下车的人陆续走完了，剩下孤零零的他，他感到有点凄凉茫然。这之前，他是北京《民间文学》的编辑，刚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劳动改造。
他在车站铁轨边看着慢慢远去的列车，愣了一会神，终于想起来该去找自己要去的地方，他不知道路该怎样走？只好背起行李走进候车室，向售票员询问此行的目的地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随后，他走出候车室，依照人们的指点穿过铁路向农科所走去。这一年，汪曾祺三十八岁。
在沙岭子农科所，汪曾祺开始是掏大粪、起猪圈粪。沙岭子坝下农科所种植了大量果树，每年需要大量的肥料，那时候的肥料主要使用人和家养动物的粪便。沙岭子镇人口少，能掏到的大粪不够使用，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把目标移到了张家口市区，茶坊区是他们最先光顾的地方，那会茶坊区还没撤销呢，茶坊距离沙岭子很近。
掏粪送粪一般在冬春时节，1958年的张家口冬天是很冷的。在凛冽的寒风中，汪曾祺坐在骡子车上，听着骡子四蹄踏在坚硬路上的踏踏声，不断往返于沙岭子和茶坊之间。据当年和汪曾祺一起干活的陈光愣回忆：上面派他跟一个又高又瘦胡子拉碴的老头一起赶大粪车。每天往返于沙岭子和张家口之间，在城里大街小巷招摇过市，骡子拉着大粪车在公路上不停地走，汪总是坐在车架上，头戴着护耳的深色绒帽，双手插在棉衣袖简里，一面听着骡蹄的叩击声，一面默默地眯起眼在想，一副老实巴交的农人的样子。最锻炼人的当然是在寒冬刨冻粪了。室外零下几十度，人畜类冻得硬如石头，得用钢钎、铁锹才能把粪弄进粪车。这样的劳动，汪也卖力干。
陈光愣是1958年北京农业大学毕业，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分配到沙岭子农科所之后，与汪曾祺在一个政治学习小组，一个宿舍同住。
汪曾祺自己在《随遇而安》一中也说:“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我当时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拚命地干。大部分的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那样陡的高跳。”
陈光愣在《昨天的故事》一文里，还对汪曾祺在劳动时的样子进行了描述：“每每干得满头大汗、浑身蒸汽笼罩，背心汗渍了也不敢脱去棉袄，进入了中医所谓的‘内热外寒’的状态。在劳动之余的政治学习会上，汪畅谈劳动心得体会，说:‘古人为了治病，臭粪尚可嘴尝。现在改造思想，闻一闻臭粪又何妨?’”
虽然干着很重的农活，但汪曾祺确是乐观的。汪曾祺在散文《随遇而安》中，一开篇就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汪曾祺在沙岭子
干了一段时间重体力活以后，汪曾祺被分配干上轻活了，农科所种了很多果树，需要给果树喷药，这活就落在汪曾祺的身上了。在《随遇而安》中，汪曾祺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果园的活比较轻松，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硫酸铜加石灰，兑上适量的水，便是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是为了防治果树病害，是常年要喷的。喷波尔多液是个细致活。不能喷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树叶子挂不住，流了。叶面、叶背都得喷到。许多工人没这个耐心，于是喷波尔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头上，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
葡萄园
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
在沙岭子这段时间，汪曾祺除了劳动以外，没有受到歧视，大家都认为他是从上面下来锻炼的，大家对他是很尊重的，所里搞什么活动都让他参加。他在《随遇而安》写到：“我们在下面也有文娱活动。这里兴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里不少都会唱两句。我去给他们化妆。原来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妆，——鹅蛋粉、胭脂、黑锅烟子描眉。我改成用戏剧油彩，这比粉妆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脸谱比张家口专业剧团的‘黑’(山西梆子谓花脸为‘黑’)还要干净讲究。遇春节，沙岭子堡(镇)闹社火，几个年轻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浅妆把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轰动一堡，几个女工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和几个职工还合演过戏，我记得演过的有小歌剧《三月三》、崔嵬的独幕话剧《十六条枪》。一年除夕，在‘堡’里演话剧，海报上特别标出一行字：
台上有布景
这里的老乡还没有见过个布景。这布景是我们指导着一个木工做的。演完戏，我还要赶火车回北京。我连妆都没卸干净，就上了车。”
看的出来，虽然汪曾祺被下放到沙岭子劳动，但他却是很乐观的，正如他的生活态度一样：随遇而安。后来有人还问到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就回答 “随遇而安。”他觉得“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他说：“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生活态度，汪曾祺在劳动时特别认真，这样他就受到所里人们的认可，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他在《随遇而安》里记下了这一经过：“1959年底给我们几个人作鉴定，参加的有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工人组长一致认为：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领导考虑，才下来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这样，我就在1960年在交了一个思想总结后，经所领导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时无接受单位，在本所协助工作。”
汪曾祺在沙岭子农科所二年以后，就去了张家口坝上沽源。
汪曾祺在沙岭子这段生活，引起了很多网民们的兴趣，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丁启阵先生就是一位，他专门到张家口沙岭子找到农科所，现在是张家口农科院寻找汪曾祺的踪迹。他在《寻访汪曾祺在张家口的足迹》一文里记述了他的寻找：“汪曾祺先生在张家口呆了四年时间。从他日后所写的一系列文章看，这四年，他虽然是以‘右派’身份下放劳动，但并未受到什么歧视和批判，相反，他的生活和劳动都有许多乐趣。看了文章里关于这些富有乐趣的片段的描写，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像我一样，产生去实地看一看的想法。”
那么丁教授在沙岭子找到了当年和汪曾祺先生有关的人了吗？在张家口农科院有关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位当年在农科所干过活的80岁老人，这位叫杜振睦的老人，耳聪目明对汪曾祺记忆很深。丁教授文中说：“我一说1958年到1962年有个叫汪曾祺的北京来的作家在这里工作过，他马上说见过这个人。但是，他强调，汪曾祺是干部，他自己是农民，没有打过交道。他说，汪曾祺那个时候不像他们农民一样需要整天干农活，而是到处跑。说着说着，老人就竖起了大拇指，说汪曾祺人聪明，记性好，编的顺口溜很有趣，待人也非常和气，没有干部架子。”
沙岭子这段劳动和生活，为汪曾祺日后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素材。
坝上沽源，汪曾祺画马铃薯图谱逍遥自在，读书读得最专心
张家口坝上沽源，是一个水草肥美的地方，历史上沽源曾是北魏御夷镇，也是辽、金、元三代帝王的避暑圣地，这样风景秀美的地方，尤其是在夏秋更是美不胜收。
坝头风光 孟全军摄
汪曾祺先生1960年被沙岭子农科所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后，暂时没有合适的工作安排，就让他到坝上沽源的农科所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去了。
汪曾祺先生去沽源的时间是深秋时节，这个季节正是坝上草原最美的季节，天高云淡，马铃薯花开的满地，在微风中摇动，好一派坝上风光。汪曾祺在《沽源》一文中这样记述他去沽源的行程：“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派我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去画马铃薯图谱。我从张家口一清早坐上长途汽车，近晌午时到沽源县城。”
沽源滦河神韵
到了县城后，他只能坐牛车去研究站了，那时候汽车少，坝上人们出门不管多远都是坐牛车去，有时候不远的地方都要走半天。坐牛车也有好处，就是能有时间好好欣赏路边的美景。汪曾祺先生是第一次坐牛车，对牛车有着深刻的感受：“我坐了牛车到研究站去。人说世间‘三大慢’:等人、钓鱼、坐牛车。这种车实在太原始了，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本地人就叫它‘二饼子车’。真叫一个慢。好在我没有什么急事，就躺着看看蓝天；看看平如案板一样的大地这真是‘大地’，大得无边无沿。”
秋日马铃薯
在沽源这段时间，汪曾祺每天大早起来去马铃薯地里采几朵马铃薯的花和两把叶子。张家口坝上的秋天，早晨露水浓重，就连空气都是湿润的，汪曾祺每天就踩着露水来回，呼吸着润呼呼的空气，感到非常的清爽，而两个裤腿却被打湿。
马铃薯研究站为什么要设在沽源?马铃薯是高寒地带的作物。马铃薯在南方种几年，就会退化，需要到坝上调种。沽源是高寒地区，适合马铃薯种，这样沽源就成了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集中了全国各地、各个品种的马铃薯，不下百来种。沽源种马铃薯是全国出了名的，种植面积大，产量高。去年我们曾在一个村听村民说，马铃薯多的卖不出去。
马铃薯花开
汪曾祺把采集回来的马铃薯花和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到马玲薯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汪曾祺在《沽源》里说：“我大概吃过几十种不同样的马铃薯。据我的品评，以‘男爵’为最大，大的一个可达两斤；以‘紫土豆’味道最佳，皮色深紫，薯肉黄如蒸栗，味道也似蒸栗；有一种马铃薯可当水果生吃，很甜，只是太小，比一个鸡蛋大不了多少。”
在沽源马铃薯研究站的这段生活，汪曾祺是这样回忆的：“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也是在这段时间，他专心的读了很多书。汪曾祺自己说:“我自成年后， 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已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白天画画，晚上就看我带去的几本书。”
有时候，汪曾祺也会一个人走进草原，感受广袤草原的无边：“有一次，我一个人走出去，走得很远。忽然变天了，天一下子黑了下来，云头在天上翻滚，堆着，挤着，绞着，拧着。闪电熠熠，不时把云层照透。雷声訇訇，接连不断，声音不大，不是劈雷，但是浑厚沉雄，威力无边。我仰天看看凶恶奇怪的云头，觉得这真是天神发怒了。我感觉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我一个人站在广漠无垠的大草原上，觉得自己非常的小，小得只有一点。
我快步往回走。刚到研究站，大雨下来了，还夹有雹子。雨住了，却又是一个很蓝很蓝的天，阳光灿烂。草原的天气，真是变化莫测。”（《沽源》）
在沽源悠闲的日子，随着天气变凉，地里的马铃薯收获后结束，这段时间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天凉了，我没有带换季的衣裳，就离开了沽源。剩下一一些没有来得及画的薯块，是带回沙岭子完成的。
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再有机会到沽源去了。”（沽源）
对于汪曾祺先生当年在沽源画马铃薯的地方，这些年，不断有汪迷前去沽源寻访他的足迹。这个马铃薯研究站经过探寻，最后确定是位于沽源县沙梁子村，沙梁子属沽源牧场塞北管理区二分厂，包括西南营子和沙梁子两个自然村，位于闪电河乡与二道渠乡之间，离县城大约有15公里。原来的马铃薯育种站旧址在村西南的一棵大榆树前面，原来有四排房子，最后一排房已经拆了，这排房子的下面是一个储藏马铃薯的大窖，窖还在，前面的三排房子现在是职工的家属房，历经修缮和翻盖，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沽源一中语文老师李富荣在网上看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丁启阵老师《参观汪曾祺画马铃薯图谱的地方》一文后，不辞辛苦找了很多人了解，并实地去寻找当年的马铃薯研究站，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一位叫赵喜珍的老人，赵喜珍老人五十年代就在马铃薯育种站工作，现在在张家口市内居住，但有电话可联系上。
李老师在她的寻访日记里这样记述了这次电话寻访内容：“赵老是这样描述汪先生的，他说：‘是有这么一个人，他不是姓三横一竖的王，而是加三点水的汪。这个人瘦瘦的，黄黄的，五十岁上下，性格温和，待人和气。住在第三排东边紧挨伙房的房子里，只呆了几个月。主要工作是画马铃薯的叶、花、茎、块茎，冬天没得画就走了’。他还告诉我那个时候单位人不多，没事干的时候就经常在一块，他经常站在旁边看汪曾祺先生画马铃薯图谱，画完整个的马铃薯再切开来画……”
1962年初，汪曾祺调回了北京。在张家口的四年时间，虽然很短暂，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感受。“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汪曾祺《自报家门》）
笔写张家口，汪曾祺的几十篇真情随性作品，诗意而温暖
汪曾祺先生在生活中总是看到美，不管在何种境遇下，他都是乐观豁达的。他自己说，我认为生活是美的，生活中是有诗的。我愿意把它写下来，让我的读者，感到美，感到生活中的诗意。在张家口这一段岁月，也是一样的，他后来创作的近30篇短篇小说和散文，都与张家口有关。这些作品主要有：
小说有《羊舍一夕》、《王全》、《看水》、《塞下人物记》、《黄油烙饼》、《寂寞和温暖》、《七里茶坊》、《荷兰奶牛肉》、《护秋》、《尴尬》等。
散文有《沙岭子》、《果园杂记》、《关于葡萄》、《葡萄月令》、《随遇而安》、《寂寞与温暖》、《坝上》、《沽源》、《马铃薯》、《口蘑》、《读廉价书》、《长城漫忆》、《大地》、《果园的收获》、《萝卜》、《自报家门》等。
徐强先生则将汪曾祺创作的和张家口有关的作品选编成《雾湿葡萄波尔多（汪曾祺地域文集张家口卷）一书出版，使汪迷们能集中看到汪曾祺先生有关张家口的作品，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在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中，有关张家口的内容，确实在他的作品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1982年，《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共选入12篇作品，其中有7篇就是以张家口为背景的，由此可见，张家口的这段生活经历，对他创作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在汪曾祺先生写张家口的这些作品中，有许多名篇，都写的很美。我们从他的部分作品中选几段，感受下他诗意温暖的意境。
“八月，葡萄‘着色’。
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
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磁棒、挺括，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带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
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糊糊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
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葡萄月令》）
这篇写张家口葡萄的《葡萄月令》被认为是文学名篇。有的读者甚至说：“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觉得无比美好，甚至都想投笔从艺，学习园艺，去种植葡萄。”
“夜雨初晴，草原发亮，空气闷闷的，这是出蘑菇的时候。我们去采蘑菇。一两个小时，可以采一网兜。回来，用线穿好，晾在房檐下。蘑菇采得，马上就得晾，否则极易生蛆。口蘑干了才有香味，鲜口蘑并不好吃，不知是什么道理。我曾经采到一个白蘑。一般蘑菇都是‘黑片蘑’，菌盖是白的，菌摺是紫黑色的。白蘑则菌盖菌摺都是雪白的，是很珍贵的，不易遇到。年底探亲，我把这只手采的白蘑带到北京，一个白蘑做了一碗汤，孩子们喝了，都说比鸡汤还鲜。”（《沽源》）
“马铃薯传入中国，不知始于何时。我总觉得大概是明代，和郑和下西洋有点缘分。现在可以说遍及全国了。沽源马铃薯研究站不少品种是从青藏高原、大小凉山移来的。马铃薯是山西、内蒙、张家口的主要蔬菜。这些地方的农村几乎家家都有山药窖，民歌里都唱: ‘想哥哥想得迷了窍，抱柴火跌进了山药窖。’‘交城的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莜面考老老，和那山药蛋。’山西的作者群被称为: ‘山药蛋派’。呼和浩特的干部有一点办法的，都能到武川县拉一车山药回来过冬。大笼屉蒸新山药，是待客的美餐。张家口坝上、坝下，山药、西葫芦加几块羊肉熵一锅烩菜， 就是过年。”（《马铃薯》）
“张家口地区分坝上、坝下两个部分。我原来以为“坝”是水坝，不是的。所谓坝是一溜大山，齐齐的，远看倒像是一座大坝。坝上坝下，海拔悬殊。坝下七百公尺，坝上一千四，几乎是直上直下。汽车从万全县起爬坡。爬得很吃力。一上坝，就忽然开得轻快起来，撒开了欢。坝上是台地，非常平。北方人形容地面之平，说是平得像案板一样。而且非常广阔，一望无际。坝上下，温度也极悬殊。我上坝在九月初，原来穿的是衬衫，一上坝就披起了薄棉袄。坝上冬天冷到零下四十度。冬天上坝，汽车站都要检查乘客有没有大皮袄，曾经有人冻死在车上过。
坝上的地块极大。多大？说是有人牵了一头黄牛去犁地，犁了一趟回来，黄牛带回一只小牛犊，已经都三岁了！
坝上的农作物也和坝下不同，不种高粱、玉米，种莜麦、胡麻、山药。莜麦和西藏的青稞麦是一类的东西，有点像做麦片的燕麦。这种庄稼显得非常干净，看起来像洗过一样，梳过一样。胡麻开着蓝花，像打着一把一把小伞，很秀气。山药即马铃薯。香港人是见过马铃薯的，但是种在地里的马铃薯恐怕见过的人不多。马铃薯开了花，真是像翻滚着雪浪。
坝上有草原，多马、牛、羊。坝上的羊肉不膻，因为羊吃了野葱，自己已经把膻味解了。据说过去北京东来顺涮羊肉的羊都是从坝上赶了去的。——不是用车运，而是雇人成群地赶去的。羊一路走，一路吃草，到北京才不掉膘。”（《坝上》）
“他问爸爸啥叫‘口外’。爸爸说‘口外’ 就是张家口以外，又叫‘坝上’。‘为啥叫坝上?’他以为‘坝’是一个水坝。爸爸说到了就知道了。
敢情‘坝’是一溜大山。山顺齐齐的，倒像个坝。可是真大!汽车一个劲地往上爬。汽车爬得很累，好像气都喘不过来，不停地哼哼。上了大山，嘿，一片大平地!真是平呀!又平又大。像是擀过的一样。怎么可以这样平呢!汽车一上坝，就撒开欢了。它不哼哼了，‘刷’一直往前开。一上了坝，气候忽然变了。坝下是夏天，一上坝就像秋天。忽然，就凉了。坝上坝下，刀切的一样。真平呀!远远有几个小山包，圆圆的。一棵树也没有。他的家乡有很多树。榆树，柳树，槐树。这是个什么地方!不长一棵树!就是一大片大平地，碧绿的，长满了草。有地。这地块真大。从这个小山包一匹布似的一直扯到了那个小山包。爸爸告诉他:有一个农民牵了一头母牛去犁地，犁了一趟，回来时候母牛带回来一个新下的小牛犊，已经三岁了!
汽车到了一个叫沽源的县城，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站。一辆牛车来接他们。这车的样子真可笑，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还不怎么圆，骨碌碌，骨碌碌，往前滚。他就仰面躺在牛车上，上面是 一个很大的蓝天。牛车真慢，还没有他走得快。他有时下来掐两朵野花，走一截，又爬上车。
这地方的庄稼跟口里也不一样。没有高粱，也没有老玉米，种莜麦,胡麻。莜麦干净得很，好像用水洗过，梳过。胡麻打着把小蓝伞，秀秀气气，不像是庄稼，倒像是种着看的花。
喝，这一大片马兰!马兰他们家乡也有，可没有这里的高大。长齐大人的腰那么高，开着巴掌大的蓝蝴蝶一样的花。一眼望不到边。这一大片兰!他这辈子也忘不了。他像是在一个梦里。
牛车走着走着。爸爸说:到了!他坐起来一看，一大片马铃薯，都开着花，粉的、浅紫蓝的、白的，一眼望不到边，像是下了一场大雪。花雪随风摇摆着，他有点晕。不远有一排房子，土墙、玻璃窗。这就是爸爸工作的‘马铃薯研究站’。土豆——山药蛋——马铃薯。马铃薯是学名，爸说的。（《黄油烙饼》）
汪曾祺
虽然在张家口仅仅生活了四年，但张家口却成为汪曾祺“一生中很难忘的一个地方”。对于这段艰苦的岁月，汪曾祺采用极其浪漫的笔法，将张家口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写得既有感情，又很有情趣。
著名作家铁凝在写汪曾祺在张家口时的情形说：“我又常想，一个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独，从塞外寒冷的黄风中快乐地朝着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这使我不断地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吧？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苏北先生在《汪曾祺在张家口》一文中写道：“他写了《萝卜》(其中一节专门写张家口的心里美萝卜)、《坝上》 、《果园杂记》 、《葡萄月令》、《寂寞与温暖》等名篇，都写得很美。比如在《坝上》，他写到口蘑，写了多种口蘑的品种，并说他曾采到一个口蘑，晾干带回北京，做了一碗汤，一家人喝了，‘都说鲜极了!’ 写到关外的百灵鸟,到北京得经过一段训练， 否则有关外口音：‘咦， 鸟还有乡音呀!’——这就是汪曾祺。当然，他的《葡萄月令》，更是文学名篇了。看来，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美、 热爱文学的人， 到哪里都能发现生活之中的美，生活之中的诗意。”
1983年，在汪曾祺离开张家口20多年后，他被邀请来张家口讲学。关于这次讲学的行程杨香保在《汪曾祺来张家口讲学》中做了记载： 这次应邀来张，他激情满怀，热情回信说：“既承相邀， 重返旧地，晤诸旧识，深以为快。”当年6月20日汪曾祺如期来张， 期间共举行了3场讲学活动。讲学活动结束后，杨香保先生陪同汪曾祺先生专程前往当年在沙岭子农科所的劳动场所。
汪曾祺在张家口讲学
“寻视昔日汗水撒落的林场，已是枝叶繁茂，春色满园。在沙岭子农科所大院，又见到当年居住过的不禁风雨的大工棚，已改建成居民住房。只有旧时的大屋顶还在，仰视良久，往日艰辛，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一路走来，时有白发老人不期而遇，深情相望，交谈甚欢。晚年遇故旧，分别话重逢，人生苦短，有幸相遇，互道珍重，不亦乐乎!
我俩在果园席地而坐，稍事休息。我见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提笔写下诗篇，深情怀念果园的今昔变化。
重返沙岭子有感
二十三年弹指过，悠悠流水过洋河。
风吹扬柳加拿大，雾湿葡萄波尔多。
白发故人遇相识，谁家稚子唱新歌。
曾历沧桑增感慨，相期更上一层波。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汪曾祺
离开沙岭子，汪曾祺兴致不减，健步登上大境门，回望北国山河，无比壮美。 触景生情，赋诗抒怀。
登大境门
云涌张家口，风吹大境门。
崇岭围南北，边墙横古今。
战守经千载，凡泥塞万军。
欲问兴亡意，烽台倚夕曛。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汪曾祺”
汪曾祺登临张家口大境门
汪曾祺难忘在张家口度过四年的艰辛岁月，他无怨无悔，心海一片澄明， 随遇而安，波澜不兴。田间劳动，翻地号沙，除草，背稻，捡粪，掏厕所……出大力，流大汗，亲身体验劳动的艰苦。他将这些酿造出了几十篇作品，而这其中很多作品都成了名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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