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味之祖鹽為先。”在收集、整理有關淮鹽文化及歷史資料時，我常為淮鹽文化與中國歷史交織得如此密切，而感到驚訝不已。據相關史料顯示，不管是中國的古代史，還是近代史，其經緯中都有淮鹽的線條，其影像中都有淮鹽的影子，其轍印間都有淮鹽的蹤跡。說淮鹽是悠久華夏文明史的一條閃光伏脈這一點也不為過。在歷史上，淮鹽經常是作為國家的一件秘密武器而使用的。這從一些著名人物能登上歷史舞臺，一些著名歷史時段何以能譽滿千秋，一些歷史事件何以能夠發生發展和解決，可以得到證明。
《元史·食貨志》言之：“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者莫如鹽。”國家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下一半”。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吳王朱元璋克張士誠義軍據地泰州、淮安鹽區，遂仿元制設兩淮都轉運鹽使司，轄泰州、淮安、通州三個分司30場鹽課司，實施對淮鹽的生產、行銷的管制，攫取其鉅額利益。當時的淮安分司統轄著白駒場、劉莊場、伍佑場、新興場、廟灣場、天賜場。明王朝對鹽業的統制，由此而始。明時，兩淮仍為著名鹽區，乾隆《兩淮鹽法志》卷14所引弘治《運司志》、嘉靖《兩淮鹽法志》都有詳細記載。
明亡清起，因戰事連連，灶丁嚴重逃亡於戰爭，淮鹽生產遭受極大破壞。乾隆二十四年（1759），兩淮三分司之一的淮安分司由淮安移至海州（今連雲港市海州），四年後改稱海州分司，轄板浦、臨興、中正三場。淮北在明朝時就採取曬鹽法，至清時進一步推廣，曬制技術也趨提高。清廷時期就《兩淮鹽法志》曾經五次大纂修，初修於康熙三十二年，再修於雍正六年，復修於乾隆十三年，嘉慶十一年第四次重修，光緒十八年第五次纂修。可見兩淮地區其時仍是全國最大的鹽區。
明清時期，駐節揚州的兩淮鹽運使司便是總管兩淮鹽場生產、運銷的機構。因此，揚州是兩淮鹽的主要集散中心。然而，兩淮鹽區海岸線太長，特別是遠離揚州的淮北鹽場，管理、運銷上大有鞭長莫及之嘆。因此，淮北鹽區又形成了相對獨立的集散中心。在交通條件不發達的古代，運鹽和運糧大多依靠水路。扼守京杭大運河、鹽河、淮河等河流交匯之處的淮安，不但是漕運的中心，也是淮北鹽的集散中心。這個集散中心，從南北朝時期到明朝初期，大多在古淮河北岸、淮河與淮北鹽河交匯處的漣水城。而明朝中期至清道光十一年這段時間，逐漸轉移到淮安城北河下鎮。
河下是淮北鹽的集散地，淮北鹽運分司曾設在這裡，並有很多鹽商在這裡業鹽。現今河下“湖南會館”、“新安會館”等遺址，便見證了當年鹽商雲集、繁榮興旺的景象。很多資料表明，明清時期，兩淮鹽運使司上繳中央政府的鹽稅，“實居天下諸司之半”，正常年份大致佔中央全部鹽稅的4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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