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顺义仁和派出所办公楼。
这件事过去快10天了。湖北女孩徐畅回忆那段难忘的经历时，仍然掩饰不住吐槽的急切。她始终不忘夸奖顺义区仁和派出所的警官，称他是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
“这才是北京人本来的样子！”多年“北漂”求学、工作经历，使她对北京人的包容和局气，早就深有体会。
不过，这次确实出乎她的意料。若不是这位顺义警官出手相助，徐畅印象里的北京，也许会因这个寒夜被“颠覆”。
就在她和老公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位热心的警官伸出援助之手，让这一对春节后归来的外乡人，在寒夜里感到一丝温暖。
2月24日，记者向她要这位警官的电话，收到的是微信截图——手机通讯录内容页面。有趣的是，电话号码上方姓名一栏，标注为“靠谱警官”。
“为什么要给他起这个名字？”我问徐畅。
徐畅回忆说，那天晚上，她打过无数个电话，也找过很多部门，都没有得到任何实际帮助，甚至相互推诿扯皮。几近绝望之时，再次拨打110求助。这位接警的仁和派出所民警，真心实意帮助自己，四处联系帮他们找落脚的地方。
更令她感动不已的是，明知道他们小两口夜里已决定去北京南站，第二天返回徐州老家，早上他还专门打电话过来问询，仍继续协调相关部门解决问题。
“在高铁上跟他通完话后，我就起了‘靠谱警官’这个名字，把他的手机号码存在通讯录上！”她爽朗地笑着。
我听得出，小两口在那个凄冷的夜晚，这位“靠谱警官”让他们相信，人世间总有对冲冷漠的力量。
25日上午，按照徐畅提供的号码，我打电话给这位民警，无人接听。我想，或许是值夜班休息，也可能正在出警，暂时无暇接听而已，便等他回复了。
谁知，下午再打就关机了。这么热心的人怎么会不接陌生电话？“靠谱警官”怎么能联系不上？
长年一线采访调研的职业敏感，促使我决定直接去顺义仁和派出所，采访这位徐畅心目中的“大英雄”，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下午四点钟左右，记者来到仁和派出所，寻找这位“靠谱警官”。除了电话号码，再没有其他信息，打听起来难免要多费口舌。
进入四层楼高的仁和派出所，一楼大厅内设有电子门禁。楼层索引指示牌边上的值班室窗口，立着一块报警处的桌牌，但当时没见到值班的人。
办公楼上不去，又找不着人联系，我只好来到院里办案区旁边的社区警务室，向一位正要出门的民警打听情况。
他扫了一眼我提供的手机号码，只说了一句：“不是我们所的人。”我估计当地警员使用专有号段，一目了然，他才这么快下结论。
“这种时候，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您再帮我看看！”记者语气恳切，口罩后面还有笑容，想来他一定能感受得到。
他抬头打量记者一眼，边将号码输入手机，边说：“我们这一百多号人，谁都不止一个电话，哪儿能谁的号都记得呀。”
果然，手机通讯录没有这个号码。他直接拨过去了，结果，还是关机。为了尽快找到“靠谱警官”，我向他表明自己的记者身份，并将这位民警帮助徐畅的事，简明扼要地复述了一遍，请他帮忙联系所里值班领导。
“宣传我们干警是好事！”说完，他转身进屋打电话去了。几分钟后，又出来跟我说，宣传干警的事由分局外宣办统一接待，让记者直接找分局联系。
这时，我才一下子反应过来，为自己过早说出采访来由后悔不迭——“老司机不该轻易按喇叭”，搞不好这事儿要复杂。
多年来的职业经历，早已让我发现一个现象：不少大大小小掌握点实权的部门，包括那些大公司，动辄都得要求记者写个采访提纲，还有各种繁琐复杂的流程。往往，还没等你采访，对方先把你采访完了。即使这样，还不一定安排接受采访。
我担心这样“打草惊蛇”，会被拖入各种复杂的流程之中。心想，还得争取在派出所直接采访。就问他，这话是所长说的么？对方回答说是警长。
“这事不用找所长。警长说了就算！”对我提出想找所长沟通的请求，他直接泼了冷水，便忙自己的事去了。
记者来到了顺义区公安分局。在南门接待室，用内部电话与政治处宣教科联系。
不知是门卫电话簿号码更新不及时，还是其他的原因，我沟通联系采访的电话，开始在几个部门周转。有的说不归我们部门，有的说我们是内宣，这事得找外宣。
几番通话下来，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大楼里已经有人陆续下班出来了。
终于，负责外宣的李科长给记者打来电话。她态度热情友好，听记者说明来意后，表示欢迎宣传公安干警事迹。不过，根据他们内部规定，记者还得到市公安局外宣部门报备。
我跟她说，从市区开车过来几十公里，就为核实民警助人为乐的事迹，这么一个正能量报道，没必要搞得这样复杂。她很为难，解释说这是内部纪律，跟事大事小没有关系。
对于我提出哪个单位都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定，但谁都无权把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与部门工作对立起来，她也没表示反对，还将市局外宣部门的电话提供给我。
此时，已到了下班时间。我不太甘心，又通过各种方式与市局联系。顺义分局也找到了这位“靠谱警官”，只等着市局外宣部门同意，就可以进行采访了。
为了节省采访时间，我又赶到仁和派出所办公楼。这时，陆续有民警从楼上下来，虽然“靠谱警官”就在楼里，我却仍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
好在，采访的事正在走流程，晚一点就晚一点吧，只要能采访到本人就行。
我一边自我安慰，一边盯着一楼大厅的警务公开栏——从挂满一面墙的民警照片中，猜想这里面哪张面孔，是一会儿要见面的“靠谱警官”呢！
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在心里为他画像：这个人不会太年轻，年轻人虽然不乏爱心，却未必协调得动相关部门；他为人善良，做事情又这么靠谱，至少得是个警长吧……
我也曾问过徐畅，如果让你给这位“靠谱警官”画像，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应该有35岁到40岁左右的样子”，徐畅想了一下，又补充说，“就是那种表面上大大咧咧，特有人情味儿的北京男人！”
大约六点一刻，终于接到相关人员的电话。大意是：现在是疫情关键时期，宣传的事情比较敏感，感谢记者对公安工作的支持。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暂不接受媒体采访。
我几个小时的奔波与等待，就这样被画上了句号。
不能再上楼找这位“靠谱警官”了。即使真找到了，这不也让人家为难么？我又怎么能难为这样的好警察呢！
回来的路上，北京城区已是万家灯火了。本来采访不顺的郁闷，竟突然一下子释然了——无数像这位“靠谱警官”一样的北京人，不就在这千家万户之中么，偌大的城市一直被你们温暖着，这才是最大的历史经传。
“如果现在见到这位‘靠谱警官’，你最想跟他说什么？”虽然采访计划夭折了，可我不想让徐畅失望，就问她这样一个问题。
“我想给他送锦旗，要单位给他涨工资，这样实惠点儿！”她笑着说。
虽然我没有见到这位“靠谱警官”，但他热心助人的事实，却得到了印证。
在派出所警务公开栏中，我拍下包括所长在内的四位民警照片——谁猜得出，哪一位李警官是徐畅想送锦旗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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