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成於非典時期，今天依然可以讀讀。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一部與疾病作鬥爭的歷史。天花、霍亂、鼠疫等疾病，每一個後面都躺著數以千萬甚至上億的犧牲者。沒有對這些疾病的征服，人類很難繼續在這個星球上繁衍生息。
在21世紀初，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變種襲擊了我們，它可以導致非典型的肺炎，可以奪走人的生命。而且它還以令人吃驚的方式和速度蔓延，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國家都感受到了它的威脅。
“非典”病毒在很短的時間裡已經讓我們失去了很多。一些人死去了，他們的親人從此就要生活在悲痛之中；公眾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擾；國家經濟也受到了難以估量的打擊。除此之外，可能還有許許多多看不見的損失。但是，在這一“國難"之中，我們卻不會僅僅只有失去。
漢語裡，“危機”這個詞有雙重的含義，第一是危險，第二是機會。
也就是說，危險和機會總是並存的，有危險就會有機會。所以在“非典”時期，除了對付這一疾病以外，我們還要考慮，如何使這一危險變成機會。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最後如果僅僅只是戰勝了一個疾病，而沒有其他的收益，那實在對不起犧牲者在天的英靈。
系統式家庭心理治療理論認為，在一個家庭中，如果某一個家庭成員患了心理或心身疾病，那說明整個家庭關係都有問題。換句話說就是，一個人的疾病是由所有家庭成員共同“製造”的，是家庭成員互動的必然產物。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系統家庭治療師會想盡一切辦法打亂這個家庭的原有系統運作模式，從而使疾病得以好轉。這種打亂系統的做法，專業上叫做“擾動”。
舉一個例子，一個十歲的男孩，患嚴重的焦慮症，害怕見人，不敢上學，擔心自己隨時會死掉。其父母帶他去看心理醫生。心理醫生了解到，在這個家庭中，夫妻關係不好，經常吵架，而且是當著孩子的面吵，吵完架之後，經常還有長時間的冷戰。冷戰時孩子就成了雙方爭奪的目標，孩子卻經常不知道向著誰才好。從系統的觀點來看，孩子的問題，是夫妻關係的問題的反應，所以在治療時應該從調整整個家庭關係人手。心理醫生想先把系統擾動一下再說。
很多情況下，心理醫生擾動的方式表面上看來有些荒唐。對這對夫妻，擾動的方式是佈置一個吵架的家庭作業：每天晚上八點整，分秒不差，夫妻倆不管有沒有理由，都準時開始吵架，吵15分鐘，然後準時結束。孩子則負責監督他們作業的完成情況。最後的結果是，雙方按照要求吵了一個星期，就實在吵不下去了，他們對醫生說，他們覺得吵架是天底下最沒有意思的事情。這樣的家庭作業，就是擾動：家庭之外的一個新的力量進入了系統之中，從而改變了系統運作的模式或者動力，情況就可能向好的方向發展。
國家就是一個大的家庭，大的系統。十年“文革”，使我們的國家百孔幹瘡，處處都是問題。鄧小平以大無畏的革命勇氣，極力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其中的開放，實際上就是藉助外力對我們國家這個大系統進行“擾動”，這一擾動的極致，就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事實證明，這一“擾動”把中國推到了向天堂行進的路上。
雖然”非典”不是心理醫生或者相當於心理醫生的人有意製造的一個事件，但從效果上來說，卻確實給我們整個社會系統帶來了巨大的擾動。我們的任務就在於，如何從這樣的擾動中獲取最大的利益。
作為心理醫生，我最關心的就是我們的社會心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物質上的成就，相對來說，精神上的成就要小得多。所謂精神上的成就，主要是指社會心態的成熟和穩定。“非典”突然降臨的時候，很多人首先受到了較大的心理上的打擊，具體表現主要是過度恐慌。由此導致情緒和行為上的紊亂，如情緒不穩定、亂服的藥物、搶購相關物品、不能正常工作、製造謠言或者相信謠言，等等。因為害怕“非典”，看心理醫生的人也很快多了起來。從戰略上來說，這些問題所造成的損失，可能比“非典”本身更大。
在“非典”的“幫助”下，我們正好可以加速社會心態成熟的步伐。要穩定社會心態，首先就要對付無處不在的謠言。謠言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特點是虛假，在真實的信息被掩蓋的時候，謠言就會乘虛而入，野火般地氾濫開來。在開始的時候，部分決策者過低地估計了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試圖使與“非典”有關的信息被限定在一個小的範圍內，以避免發生社會恐慌。用意是好的，但方法錯了，這給了謠言一個機會，實際上可能導致更大的社會恐慌。值得欣慰的是，這個錯誤得到了及時的糾正。各種媒體上每天公佈的疫情，讓謠言無處可藏，而更為重要的是，面對嚴重的事實，我們可以調整我們的心態，從容地應對挑戰。
從“非典”開始，我們將學會不再遮掩真相、不再慌亂，這為將來戰勝更大的災難做好了心理的準備。“非典”是令人恐懼的，但更令人恐懼的是對恐懼的恐懼，是面對惡懼失去了鎮靜。成熟的社會心態意味著，災難只會帶來有限的損害，而不會導致全面的崩潰。正像一篇社論所寫的，面對“非典”，我們更加眾志成城。由於“非典”的擾動，醫患關係得到了改善，一度在公眾中不太好的醫務工作者的形象也被修正了。在患“非典”的人中，有不少是醫生和護士，他們是在救治病人的時候被感染上的，他們中的有些人還付出了生命。在這樣的危險中，他們仍然在一批一批地前赴後繼，壯烈得令人淚下。當然，這是他們的義務，就像戰士必須上戰場一樣。但是不管怎樣，用生命來盡義務，都是可歌可泣的事情。
當你看到一個手拿報紙的年輕人，讀醫護人員抗擊“非典”的事蹟時眼中熱淚滾滾，你就知道，我們正在積累著一筆巨大的社會財富，這筆財富是我們失去了好長時間的，那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與關愛。擁有這樣的財富的國家和民族，絕不會被任何災難打垮。
還是因為“非典”，我們得以有機會改變很多人的衛生習慣，培養更多與現代社會相符的文明的人。一個家庭物質上再富有，如果這個家庭的主人不講個人衛生，那他不過是另一種類型的“窮人”而已；同樣，一個城市不管它有多少高樓大廈，如果它的許多市民還在隨地吐痰，那就算不上一個文明的城市。在中國的所有城市的《市民守則》中，肯定都有“不準隨地吐痰”的規定，但收效很小。“非典”肆虐以來，這一條規定被更加嚴格地執行了，違背者將被處以數十倍於以往的罰款。但這樣的懲罰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當每個人都感到，這樣做可能會對自己和別人的健康都造成巨大的傷害時，他們就自然不會這樣做了，而且還會監督他人也不要這樣做。文明人當然不是一夜之間就可以製造出來的，但我們也不能小瞧了任何一個小的進步。更何況對我們來說，不隨地吐痰，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了。
災難降臨的時候，也就是表達愛的最好時候。一位內向的男孩，暗戀著一位女孩，那個女孩在千里之外的大學讀的書，她所在的那個城市正是“非典”的重災區，而且她住的那幢宿舍樓被隔離了。在靦腆對“非典”的戰爭中，“非典”贏了，“非典”徹底打垮了靦腆。不過這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失敗”。本來是幾個月才會聯繫一次的，但從知道那個城市有疫情開始，男孩就每天給女孩打電話，發電子郵件。電話裡說什麼，郵件裡寫什麼，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這個女孩接收到了一個明白無誤的信息，那就是在這令人恐懼和沮喪的時刻，有一個人關心她，愛護她，這就夠了。“我愛你”三個字，是女孩先說出來的，男孩聽了以後，淚水奪眶而出。我們可以想像，在疫情過去之後，有怎樣的美麗的重逢在等著他們。我們甚至還可以想像，幾十年以後，在兒孫繞膝之時回憶往事，他們會對惡魔般的“非典”有何種複雜的感情。
如果說“非典”給我們帶來了黑暗，那愛就是黑暗中的光，有一些光芒，恰好在黑暗中才分外地絢麗耀眼。
對很多家庭來說，“非典”也是一個“非常”的擾動。在生離死別的威脅之下，親情、溫情就變得異常珍貴起來。我的一位來訪者告訴我，他和他妻子結婚八年，感情已經趨於平淡。白天各上各的班，晚上在家除了吃飯和睡覺在一起，基本上沒有什麼交流。節假日也各自在自己的朋友圈子裡活動，很少一起做些什麼，即使帶孩子出去玩，也很少是一家三口同時出門的。雖然沒什麼爭吵，但夫妻關係跟一般的朋友關係已經沒有太大的區別了。春節過後，他正在疫區出差，隨著“非典”的勢頭越來越大，他的妻子對他的牽掛便成幾何數級增加。先是不斷地打電話問情況，或者上網查資料，每多見到一個新發病例，就多了幾分的擔心。後來反覆囑咐他要小心，要吃好一點，少到人多的地方去，等等，不像是妻子對丈夫，倒像是母親對兒子似的。他回家的前幾天，她在電話裡的聲音都有些顫抖。回到武漢，她去車站接他，在站臺上一見的面，就擁抱在一起，連孩子站在旁邊都不顧了。他說，那是結婚後最動情的一次，比戀愛的時候更有溫情。
這位來訪者最後總結性的話，給了我很多啟示。他說道，平常大家都太忙了，被身外之事牽著走，很少能夠停下來靜靜地想一想自己生活的質量，特別是情感生活的質量。我們的生活質量，是由很多東西決定的，除了物質的豐富之外，還要有很多精神的東西。在所有精神層面的東西中，親情又是最為重要的，沒有親情，很少人能夠活得下去，即便是能夠活下去，也不可能活得好。“非典”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有時間審視自己的關係和情感，這種審視，在風平浪靜的時候是不可能的。將來有一天，我們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不會想到自己還有多少銀行存款，曾經住過什麼房子或者吃過什麼東西，只會想的到，我們愛過誰和被誰所愛過，以及和自己所愛的人在一起，都跨越過什麼樣的激流險灘。
這是一場必須要贏的戰爭，也是一場一定能夠贏的戰爭。我們所希望的，已經不僅僅是這場戰爭本身的勝利，而是全面的、徹底的勝利。上天會保佑我們的國家，也會保佑相互愛著的華夏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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