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2020年2月24日，在抗疫戰爭最為吃緊的關頭，《今日頭條》赫赫然地刊登了一篇文章：《公方彬：誰養活了誰？》
出於不給抗疫大局添亂的原因，加之忙於折騰如何講授網絡課，故而，對於公方彬的“誰養活了誰”，我看了也就冷笑了之。
昨天，有學生提起了這篇文章，並問我：“公方彬文章下面的跟帖全是一片讚揚，怎麼沒見馬克思主義學者出來質疑和回應？”
無奈之下，我不得不寫下這篇博文，算是對公方彬文章的一個回應吧。
（二）公大校的困惑
公方彬何許人也？
網上百度了一下：公方彬，男，1962年12月生，山東省蒙陰縣人。中共黨員。西安政治學院畢業。現任國防大學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導師，正師職研究員，大校軍銜。1980年底入伍，3次參加邊境作戰，榮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1984年3月被廣州軍區授予“模範思想工作骨幹”榮譽稱號，獲二級英雄模範獎章，1999年4月榮獲“中國青年五四獎章”。代表作品： 《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發表理論文章230餘篇，個人著述600餘萬字……
在《誰養活了誰？》一文中，公大校首先提出了一個困惑：
【“‘階級仇’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革命階段激發精神力量的來源和邏輯基礎，所謂‘哪裡有剝削，哪裡就有反抗’，沒有剝削就沒有革命。問題是這個邏輯關係在奪取政權後又發生了哪些變化，是長期延續還是發生轉移？認定處在延續中就等於否定了革命取得徹底成功，認定發生轉移就要回答轉移到了哪裡。如此重大而又根本的問題，我們一直沒有作正面回答，更未形成嚴密邏輯基礎上的新思想理論體系。”】
公大校的困惑雖然比較繞，但繞了好幾圈之後的指向，卻非常明確：既然共產黨革命的理由是階級和剝削的存在，那麼今天搞改開了，階級還存在嗎？剝削還存在嗎？
言外之意，改開以後，階級和剝削已經不復存在啦。
對於一個腦子沒有被門縫夾過的正常人來說，改開以後，階級與剝削是否仍然存在，難道這不是一個婦孺皆知的常識麼？難道這是一個需要“正面回答”的問題麼？
至於這個常識怎麼就成了“中共黨員”公大校的困惑，這才是一個“一直沒有作正面回答”的、令我感到困惑的問題。
（三）階級存在的標準
對於公大校自言自語的“一直沒有作正面回答”的困惑，公大校給出的“正面回答”是：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由於經典作家的剩餘價值學說深刻闡明瞭工業革命前期的社會基礎與經濟關係，而引來波瀾壯闊的國際共運。今天來看，這個理論系統解決了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矛盾問題，而沒有解決奪取政權後經濟和社會關係發生變化後的新矛盾新問題（“馬克思主義沒有窮盡真理，只是開闢了通向真理的道路”的判斷或基於此）。”】
這段充滿“馬克思主義語境”的高論，似乎很有的“學術份兒”，所以我有必要簡單說明一下。
在公大校看來，階級和剝削存在與否的標準，與人們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毫無任何關係；與人們在經濟關係中所處的地位，毫無任何關係。一句話，階級和剝削，與既定社會的經濟結構沒有半毛錢的關係。
那麼，階級和剝削與什麼有關係呢？衡量階級和剝削存在與否的標準又是什麼呢？
對於這個問題，公大校雖然沒有明說，但在公大校的邏輯中，鑑別階級與剝削存在與否的標準，就是看共產黨“需不需要革命”：如果共產黨要鬧革命，那麼階級和剝削就存在著；如果共產黨要改開，那麼階級和剝削就自動從地球上立馬消失，從此絕塵而去鳥。
也就是說，公大校鑑別階級與剝削是否存在的標準，完全是“實用主義”的標準：我需要，則用之；我不需要，則棄之。至於這“用之”或“棄之”的東西是否真的存在，那就要看公大校想要做甚了。
（四）掩耳盜鈴
這讓我想起了一個成語故事：掩耳盜鈴。
據《呂氏春秋.自知》記載：“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錘毀之，鍾況然有聲。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掩其耳。”
公大校鑑別階級與剝削存在與否的標準，其實就是“掩耳盜鈴”的標準。
令我驚歎的是，21世紀的“模範思想工作骨幹”公大校，與2000年前春秋時期的那位偷鍾人，二者的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何其相似乃爾。
這端的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在偷鍾人挪動大鐘的時候，鐘的響聲是客觀存在的，不論偷鍾人是否捂住耳朵，這鐘都是要響滴。同理，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總是處於客觀的階級層級之中，不論人們是否喜歡，階級以及階級鬥爭都不會以某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至於階級之間呈現出什麼樣性質的關係（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以及階級鬥爭採取什麼樣的形式，那是另一回事情——有人把階級鬥爭僅僅理解為“打打殺殺”，這是對階級鬥爭的曲解。階級鬥爭的形式多種多樣，並非只有暴力鬥爭。比如，勞資之間的經濟鬥爭、文化領域的思想鬥爭，以及意識形態的觀念鬥爭，都是常見的階級鬥爭形式。
不知公大校是不是把階級鬥爭僅僅理解為“打打殺殺”？
公大校不喜歡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客觀存在，以為只要公大校主觀上給予否定，階級與階級鬥爭從此就不復存在了。這與那位“掩耳盜鈴”的一樣，都是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當然沒有窮盡真理，所以需要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
問題在於，公大校用“還需不需要革命”作為判斷階級存在與否的標準，這是不是就發現了真理呢？如果真理就是這樣發現的，那麼2000年前“掩耳盜鈴”的那位，早就應該獲得春秋戰國時期“模範思想工作骨幹”了。
（五）不信？不懂？故作天真？
雖然21世紀的公大校與2000年前“掩耳盜鈴”的偷鍾人，其思想境界難分伯仲；但是時代在發展，歷史在前進。難怪公大校自認為在前人的基礎上，他還是有所發現、有所創新的。謂予不信，請看他的發現：
【“‘誰養活誰’的問題將不再是革命階段的工人與資本家、農民與地主，而是納稅人與政府。這看似簡單其實根本，因為關係到思想引導，價值系統建構，及其制度設計與利益分配模式。”】
公大校的發現是：既然今天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已經不復存在了，那麼，勞動與資本之間也就不存在“誰養活誰”的問題了；既然當下的勞動者與資本之間“誰養活誰”的問題已經不復存在，那麼，階級關係從此也就被納稅人與政府的關係取而代之。
見過說瞎話的，沒見過公然這樣瞎說的。
如果公大校不是中共黨員，有這樣的認識也不足為怪。既然公大校是“中共黨員”，那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我就沒必要對他重複了。因為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道理，是一名中共黨員的起碼要求。
如果公大校瞭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那麼他的所謂“發現”就足以證明：要麼他壓根就不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要麼他壓根就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要麼他是揣著明白裝糊塗，故作天真。
三者必居其一。
即便公大校不懂或不信經典馬克思主義基本道理，他也應該懂得或瞭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反覆強調“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難道身為“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導師”的公大校，已然忘記了嗎？
按照“兩個毫不動搖”的邏輯，我們之所以要以公有制為主體，並堅持發展公有制絕不動搖，不就是因為現在尚處於初級階段，要不忘初心，要逐步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嗎？
按照“兩個毫不動搖”的邏輯，我們之所以還要鼓勵、支持、引導非公經濟的發展，是因為我們必須正確引導符合現階段生產力性質的生產關係的健康發展，並不是說私人資本從此就沒有剝削了。
如此而已。
有沒有剝削，首先是一個關乎“事實”問題。至於怎麼評價剝削，這是另一個問題（注1）。
公大校不懂或不信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也就罷了，難道公大校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不理解？抑或是也不認可麼？
（六）不懂裝懂
公大校不信馬克思主義，相當程度上還是因為他根本不瞭解馬克思主義。比如對於貧窮的原因，他說：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完全解釋經濟領域的複雜現象，有許多方面的問題大值得追問。舊社會窮人很多，赤貧者亦眾，導致的主要原因究竟源自剝削，還是限於資源短缺、生產力低下？比如在農村，有大地主的村莊說貧窮源於剝削，而大面貧困，甚至方圓幾十裡也找不出一個富裕戶，這時仍然強調貧窮源於剝削，就缺乏說服力。”】
公大校上面的說法，或許能忽悠不瞭解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的人。所以，我必須給予澄清：
（1）馬克思從來沒有簡單地、片面地、孤立地斷言過：“赤貧多的原因源自剝削”。
（2）馬克思主義從來都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從來都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中，去揭示貧窮的根源。
（3）一言以蔽之，馬克思主義從來都是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的疊加態中，來看待並解決貧窮問題的。
由此可見，公大校指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調貧窮源於剝削”，其實只是公大校的不懂裝懂。
（七）我的期待
據百度介紹，公方彬是“中共黨員”“思政工作博導”“模範思想工作骨幹”。至於怎麼個“模範”，標準“幾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地說：這位“模範思想工作骨幹”壓根就不信仰共產主義。
他骨子裡究竟信仰什麼，我就不說了。
如此“模範思想工作骨幹”，他宣講的“思想工作”到底是些什麼內容，我認為，這恐怕才是“一直沒有作正面回答”的問題。
每個人都有信仰自由的權利。但公大校的信仰與身份，我以為是扭曲的。
對於一箇中共黨員的信仰而言，黨章裡面明確有著明確規定。
既然他拒絕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那麼，我期待並尊重他做出符合自己信仰的身份選擇。
不知公大校以為如何？
注：公方彬對剝削的評價邏輯，是“道德評價”。而馬克思對剝削的評價邏輯，不是“道德評價”，而是“事實評價”。（參：趙磊：《為一辯——與胡培兆先生商榷》，《當代經濟研究》2008年第6期）
（2020年2月26日）
【趙磊，察網專欄學者，西南財經大學教授，《財經科學》編輯部常務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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