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同时也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为了能够统治数亿人口的大国，清朝的统治阶级非常注重学习历代的经验和教训。再加上高产粮食物种的引进，使清朝前半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直到今天仍有人对康乾盛世称赞有加。
在对外关系上，清朝完全继承了明朝的藩贡体系。除了朝鲜、越南、琉球等传统藩国外，清朝还把尼泊尔、哈萨克变成自己的藩属国，天朝上国的美景在康乾时代终于也达到了顶峰。
至于来自欧洲的洋人，在清朝眼里，和藩属国并没有什么区别。洋人来中国主要是为了做生意，保留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就足够了，既方便管理，又使洋人不会对其他地方产生影响。
更重要的是，广州的外贸税收是直接交给皇帝内库的，所以在清朝历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其他口岸，但最终都被废除，只剩下广州一地。这里面其实是个收入分配的问题，一年上百万两的进项，皇帝的算盘精着呢。
对洋商的管理，清朝是委托十三行这样的商业公会来进行的。在官方层面上，两广总督是负责涉洋事务的最高官员，针对洋人的法令大多出自两广总督，再由十三行向洋人传达和实施。
由此可以看出，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事实上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朝廷的理藩院只负责处理藩国事务，算不上是真正的外交机构。因此，当马戛尔尼率领第一批英国使团来到中国时，这些既不是藩属，又无法视为平等交往对象的洋人，着实让清朝皇帝和官员们头疼了一番。
鸦片战争把这一切都给改变了，大清终于发现这些洋人武力强盛，超过了自己，以前的那套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应这些西洋人。而且洋人也不满意被视为藩属，需要大清建立符合当时国际惯例的外交体系。
与注重实利的英国人相比，美国人更关心完善两国交往的法律和规范。趁着鸦片战争的东风，美国人也叩响了大清的国门。1844年3月，美国商贸代表团抵达澳门，向两广总督要求进行谈判，并希望直接见到皇帝。
这个要求对于清朝来说是很难的，因为道光皇帝很怕洋人。经历过鸦片战争后，道光知道这些洋人是绝不肯像藩国那样行下跪礼，承认自己至高无上权威的。
但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又让道光无法接受这样的理念：西洋国家与中国是平等的。因此，道光严令禁止洋人入京，有事到广州或澳门去谈。于是，耆英再次奉命前往广东拦截顾盛。
美方代表团早已看出清廷的虚弱，一部分人主张让美国军舰北上，学习英国人，逼清朝同意己方的条件。美舰也确实开入广州海面，并以中国方面没有鸣放礼炮、没有提督接待等等，清朝官员从没听说过的借口，作出开战的姿态。
美国驻华代表顾盛向中方强调无意仿效英军的行为，一方面又放任军舰进行武力威吓，言外之意已甚是明显，若中国不答应，那便开战。在这种兵临城下的情况下，耆英既不敢开战，又不能放顾盛入京，只能答应美方的条件。7月，双方签订了《望厦条约》。
在这份条约里，美国获取了英国已经取得的各项特权，并把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外国军舰自由航行中国领海等权利给固定了下来。
如果说英国人是靠军舰大炮抢来特权，只供自己享用，美国则只是摆出了开战的姿态，便让清朝出让了更多国家主权，并提供给各国分享。哪个对中国主权的危害更大，还真不是一下子能说清楚的。
等到道光皇帝去世，咸丰继位后，大清终于在1861年建立了全新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
这个总理衙门可以管理涉洋的一切事务，主宰着外交、军事、教育、边防、工业、经济等方面。实际权力非常大，类似于现代的国务院。总理衙门主导了洋务运动，推动清朝对西方社会的学习和模仿。
总理衙门的兴旺时间并不很长，随着慈禧太后把持朝政，很多权力开始移交给通商大臣李鸿章，使李鸿章成为19世纪晚期，中国外交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庚子国难后，李鸿章等老一辈重臣相继离开了政治舞台。1901年，清朝开始推行新政，部门设置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
有着两百多年国祚的满清，终于开始变得时髦起来，越来越像个现代国家。只惜这种幻像只保持了十年，葬送满清正是他们极力打造出来，保卫自己特权的新军，也就是西洋式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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