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故事的主題是
「摒棄漢學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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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疫情時期的社會心理，一種現象值得注意。
這種社會現象可以概括為一個公式：看到XXX才發覺XXX。比如，看到澳洲的大火才發覺我們有多厲害，看到鑽石公主號郵輪的疫情處理才發覺我們有多厲害。這種“看到XXX才發覺XXX”的比較體，當然是一種無腦的邏輯。這些無腦無聊的邏輯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順承了民族概念上的一種心理。
拆穿這些具體的、無聊的謊言是容易的，但是承認這種社會心理是一種普遍的存在，考察這種心理在現代社會運行與組織中的作用，進而，思考如何構造一種更符合現代價值的民族心理認同，這樣一個理路是富有意義的。
但，這樣一種理路在大眾知識界被長期忽略了。媒體、知識人、專欄作家們構造的大眾傳播裡，放棄了對這種心理的正面回應。不論是戲謔調侃也好，腦殘的評價也罷，這些回應都是某種意義上的迴避，放棄了一個在社會進步層面富有意義的陣地。
對於民族心理這塊陣地的重要性，亨廷頓曾富有洞見的如是論述，“……先進的社會里，人們對那些和自己有切身利益的社團的忠誠不僅從屬於，而且融化在對國家的忠誠之中。”
人們熱衷於比較。比如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比較，但比較的落點往往在所謂文化上，缺乏社會、組織等現代學理維度的考察。人們熱衷於批評。但批評的論題往往在國民性、素質論，精神資源仍然在魯迅的劣根性、柏楊的醬缸論中轉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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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塊陣地的特點在體育領域尤其直觀，一如疫情時期各支國字號隊伍的表現和宣傳。它對於動員大多人來說，作用是不可忽視的。我們不妨沿著中日比較的邏輯對中國和日本的體育大事件做一番考察。
中國人和日本人在很多方面其實有點像，比如都喜歡、並且擅長玩奧運會這種“大的”、“舉國”性質的事業。在這種大型賽會中高調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實力，將角逐金牌的能力和國家民族精氣神劃上等號，激勵一代國人。1964年東京奧運會，日本第一次進入獎牌榜前三名，僅次於美蘇。日本人用一屆“留下傳奇的奧運”走出了戰後的陰霾。
2008北京奧運會，中國更是甩開美俄領跑了金牌榜。以至於李敖在一本書中如是描寫，奧林匹斯上的諸神都已經搬到了北京，所以上帝變成了中國人。
中國人和日本人好像也都擅長大手筆。據稱1964年東京奧運花了30億美金，當時的日本經濟正快速地奔跑在新幹線上。2008年的北京奧運再造了一個北京，京城那些恢弘的體育建築諸如水立方、鳥巢都算是奧運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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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在家國情懷的體育價值觀上兩者非常像，都可以用“看到XXX才發覺XXX”的公式來歸納。過去我們經常講“中體西用”，用“體和用”這種概念來看，日本的體育在民族凝聚層面確實和中國異曲同工。
從“用”的層面看日本人一直在模仿中國體育的體制。在奧運項目上可以說是全面對標中國，比如時下中國乒乓球迷熱衷討論的張本智和，比如日本提出了2020年奧運金牌榜前三的目標。圍繞“金牌”目標制定運動員培養措施，甚至成立類似於“國家體育運動訓練中心”這種舉國概念的機構。
因為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非常成功，所以日本人又喊出，“不要輸給那時的日本人，朝著2020年想象日本”這種富於感召力的口號。在動員社會、激勵大眾的層面，民族這個概念是非常有用的。這對於有效的社會的組織來說是不能忽視的。
亨廷頓在論述現代社會的組織時也提到了日本，“只有那些極富於這種技能的、為數極少的民族，例如日本人，方能平穩地過渡到具有發達經濟”以及現代體系的社會中。所以，讚歎日本人奧運卡通設計的好，大賽現場撿垃圾的行為有素質之外，更富有啟發意義的是日本如何用民族性作為一種組織現代社會的強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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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體和用”這個概念的另外一極“體”的維度上，我們對民族性的批評缺乏現代的精神資源。
疫情時期的中日比較，有一個“漢唐之美”的話題。人們覺得日本人“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種詩意的句子在中國已經被毀壞殆盡，日本非常好的保存了漢學。但人們忽視了這樣一個史實，日本的近代化恰恰是從擯棄漢學開始的。
中國近代史上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人叫王韜，他在香港創辦的《循環日報》可以看作中國傳媒史的先聲。1879年，也就是光緒五年，王韜去日本考察，因為漢學在日本源遠流長，他受到了一眾漢學家的熱情接待，遊歷山川，天天喝酒，寫漢詩，搞創作，非常HAPPY。
但更重要的，他記錄了明治之後東京孔廟被改成現代圖書館的細節。“舊幕盛時，事孔聖禮極而隆盛”，“維新以來，專尚西學，此事遂廢。後就廟中開書籍館，廣蓄書史，日本、中華、泰西三國之書畢具，許內外士子入而縱觀。”
大家現在普遍知道日本的甲子園，實際上棒球在明治維新後已在學生群體中流行。在大河劇《坂上之雲》裡就有日本棒球如何被翻譯成“野球”的故事。早在1896年，日本第一高等學校棒球隊就曾連續三場擊敗橫濱外僑球隊。日本棒球起先是作為西方文化之一種，有“文明開化”的作用。但日本人似乎天然的有這種內化的能力，逐漸把一種美式運動內化成一種“日本精神”。
1896年日本隊擊敗外僑隊時，當時的日本一高校長說“今日的勝利不只是我校的勝利，更是我國的勝利”，但今天的日本棒球早就超越了這種民族主義成為一種日本文化。民族精神的概念是一個進化的概念，這一點是知識界和理論界所不能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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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體”和“用”兩個方面考察民族這個概念，是非常有意義的。民族是一個既定存在的社會心理，公共知識界不能忽視它，不能忽視它在現代社會組織中的作用，一如日本社會的經驗。歷史的看，這種作用在現代史上有非常多的經驗和案例。
但我們既要看到它的用又不能忽視它的體。我們需要批評它，但批評它的眼光應該更加開放，更有現代學理層面的視野，我們不能停留在魯迅的劣根性，柏楊的醬缸論，這些單純的文化層面的思考。
因為時代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變了，應該更加開放、包容地探討民族性。需要不斷地建構新的認同，不論是知道分子層面的，知識分子層面的，還是專欄作家層面的，一如考察百年來日本體育如何內化到日本人的精神之中，這是徹底改變“看到XXX才發覺XXX”這種玩雞賊概念的雞賊們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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