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亂後，門閥士族衣冠南渡，北方地區在各派勢力中反覆拉扯爭奪，最終形成北齊與北周的對峙。在北周崛起的過程中，關隴集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楊堅家族的崛起也與關隴勳貴息息相關，楊隋家族與關隴集團形成了特殊的共生關係。

開皇前期，統治集團的上層鬥爭主要在關隴集團內部派系進行，平陳戰爭結束後，南方地域集團開始介入中樞權力調整。晉王楊廣一方面召納南方士人擴充本身勢力，一方面與關隴集團中楊素一系勢力交結，在兩方面勢力支持下迅速幵展奪儲計劃。而太子楊勇則在婚姻問題上與堅持關隴價值本位的文帝夫婦發生矛盾失寵。易儲鬥爭的背後，顯示出統一後不同地域集團之間磨合鬥爭的新景象。

隋朝末年，“關中盜賊”和郡縣官吏這兩種關隴集團中的政治失意力量不滿隋煬帝大業年間政治改革，因此支持出身八柱國的李淵作為本集團新的政治代理人，因此晉陽起兵後李淵之能夠迅速佔據關中。在某種程度上來看，李淵速取大興城更像是一場早已預演好的政變，操縱其演出的就是當時勢力依然強大的關隴集團。

一、關隴集團的形成以及楊堅家族的崛起

楊氏與宇文氏、李氏同出自關隴集團——具有共同命運的地域性社會集團，這個集團所奉行的“關中本位政策”，對內凝聚自身，對外抗衡東魏北齊和南方的梁陳政權，是其得以自立發展的根本性政策。

楊堅家族和關隴集團發生聯繫，取決於其父楊忠，他在元顥潰敗之後，降順並進入了獨孤信的軍中，又因為獨孤信與當時的權勢將領賀拔勝之間的特殊的從屬關係，從而成為賀拔勝軍團中一名將領。這種雙重從屬關係的確立為楊忠及其子楊堅，在未來關隴集團中的政治命運打上了最為深刻的派系烙印。

西魏後期，關隴集團在荊州地區的經營成果十分豐碩，通過數次戰爭不僅滅亡了梁元帝蕭繹的江陵政權，還扶持了後梁政權作為自己的政治附庸。在經營過程中，楊忠的表現無疑最為突出。憑藉這一系列軍功，楊忠在關隴集團中的地位和聲望得到了巨大提升，併成功進入代表北魏最高軍事力量的上層。

府兵制形成初期，可以看做是宇文泰在承認非嫡系各派系力量相對獨立的前提下，對西魏主要軍事力量的一次調整與統合。各派別力量還是借這個機會來維持自身的固有利益，其中作為賀拔勝軍團首領的獨孤信和楊忠就是這種新制度的受益者。在關隴集團內部，政治地位相近的家族之間的聯姻，大多數是為了強化各自家族的利益，同時這是藉機來加強關陳集團內部的團結。魏恭帝三年，獨孤信與宇文泰的矛盾徹底公開，危險重重之下，楊忠依然選擇在次年與獨孤氏聯姻，兩個家族在政治危難時刻所顯示出來的同舟共濟的決心不言自喻。

獨孤信被迫自殺之後，其家屬受到了宇文護的懲罰，剛剛與獨孤氏聯姻的楊忠家族也在意料之內受到宇文護的打壓。楊忠父子在宇文護專政時期在政治上所遭受的長期打壓，為其家族的北周後期政壇上的異軍突起暗伏下了未曾預料的良機。

<strong>宇文護專權時期，力圖將權力從關隴集團不同派系手中收攏集中，大批非宇文氏親信勢力繼續被排擠出核心權力層，因此親宇文護的一系勢力和親周帝的一系勢力，圍繞著最高統治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北周武帝誅殺宇文護後，楊堅成為了優先政治招撫對象並將其女嫁給太子宇文贇。當其女婿宇文贊即位後，楊堅的政治地位開始迅速提升，此後一系列急速升遷莫不得益於楊氏家族與宇文氏的聯姻。楊堅入宮主政，是他獲得掌控北周中央政權並結合不滿宇文氏的各派力量短時間內擊饋三方叛亂的關鍵點，也是楊氏家族政治發展史上的轉折點。

二、開皇前期中央集權強化和關隴集團內部鬥爭

北周大定元年，隋王楊堅建立新朝，成功完成代周建隋，實現了關隴集團內部最高政治家族和政治代理人的更替，但是以武川鎮軍事貴族為主體的關隴集團一如其舊地佔據著統治核心層。開皇前期，隨著中央集權的強化，關隴集團內部鬥爭激烈，一批楊堅革命集團的文武重臣遠離核心，以高穎為核心的“四貴”開始形成。

北周末年宣帝的寵臣的劉昉、鄭譯，在楊堅入宮奪取北周中央軍政大權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為這一點，二人在尚未建立隋朝時就與楊堅發生矛盾。這二人進入隋朝之後未能獲得預期的政治收益，所以都對楊堅心懷不滿，但是因為索求利益的方式不同，其結局也迥然相異。鄭譯較為明智，遭到文帝貶斥後迅速淡出核心管理層，而鄭譯卻因為結黨而爭，下場頗為慘烈。劉昉不甘心像鄭譯一樣淡然退出權力高層，他開始積極尋求政治上的同道中人，與高熲、蘇威為代表的“四貴”集團爭奪朝政參與權，揭開了開皇前期中央政治鬥爭的序幕。

關隴貴族的二代子弟，之所以選擇支持楊堅執掌北周朝政，其出發點是為了鞏固擴大各自家族的既有利益，無論是其後的參與出兵鎮壓三方之亂還是協助楊堅清除宇文氏諸王，都是基於這個預期利益而出發。所以當入隋之後，他們發現不但這種預期收益根本無法實現，相反他們原有利益卻遭到了削弱，他們個人被迅速清理出政治核心層，所以剛剛平息的政治騷動在這些動貴的不滿中又重新活躍起來。

開皇九年，元諧、元滂等人以謀反罪名被誅殺，這是最後一宗因為涉及反對以高穎為首的“四貴”主政而遭到處理的政治大案。隨著當年八月廣平王楊雄被遷為司空，“外示優崇，實奪其權也”，自幵皇元年以來以高穎為核心的“四貴”主政集團開始迅速瓦解，隋朝的中樞政局隨著南北統一戰爭的結束開始了全面的調整。

剛剛統一北方的北周政權之所以在數年後就被楊隋取代，根源於宇文氏自西魏以來不斷進行的中央集權，將關隴集團中各系反對勢力逐次排擠出政權核心層，北周的統治基礎不斷窄化；又因為在宇文氏家族的內部的鬥爭中皇權的不斷強化，致使中央權力出現了高度的集中。

楊堅在取代了宇文氏的北周政權的同時，繼承了自宇文泰以來的加強中央集權並強化皇權的路線，進一步向中國傳統的皇權政治迴歸。滿懷期望的關隗新貴迅速觸壁受傷並始醞釀發動各種政治攻勢，在粉碎這些關隴勳貴的激烈反應中，隋朝完成了統一南北的大業，同時中央集權程度得到進一步加強。

三、門地與嫡庶：關隴集團婚姻觀念與楊勇失寵

隋開皇二十年，隋文帝廢點久居儲位達二十年的太子楊勇，改立次子晉王楊廣。這一隋王朝內部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不但引發了楊隋家族內部激烈的鬥爭，朝廷中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鬥爭也受其拉扯、牽制，從而導致隋朝中樞政治結構進行了重新調整。

易儲事件中太子楊勇之所以失寵，表面上看在於他一味寵愛昭訓雲氏，破壞了文帝夫婦欽定的婚姻，引發了他與獨孤後之間的矛盾，從而動搖了自己的儲君地位。實際上是雲氏家族與當時太子正妃元氏的家族相比相形見絀，楊隋家族內部“關隴”本位的婚姻觀念以及其母對於一夫一妻觀念的極度推崇把楊勇推離帝位。

西魏時期的關隴集團對門閥地位的判定是以現實政治地位高低為依歸，其所崇尚的門第婚姻無疑也是以此為準的。隋文帝夫婦的結合就是這種婚姻觀念的產物，而他們也以此價值標準來經營其子女的婚姻。

隋朝建立後，身為皇太子的楊勇與元孝矩之女的婚姻狀況，不但關乎著關隴集團內部政治派別平衡，更影響著這個地域性政治集團婚姻價值取向的穩定。所以，當出自北齊官僚家庭的雲昭訓，影響到太子妃元氏的地位時，由於上層社會盛行的重妻賤妾的風氣，以獨孤後為代表的關隴集團勢力對之展開了激烈的回擊。

建隋之初，元孝矩代替楊勇鎮守東方重鎮洛陽，既而立其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但不久太子楊勇就幵始偏寵雲昭訓，“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後對楊勇婚姻狀況的不滿升至頂點。但是母儀天下的獨孤後卻無法以楊勇婚姻狀況為由來動搖其儲位，在儒家禮教中婦女基本美德之一就是“不妒”。

元妃去世不久，對儲位已有謀劃的晉王楊廣藉機向獨孤後控訴楊勇，獨孤後已經將矛頭轉移到雲昭訓所生的諸子身上，她通過強調嫡庶之分對楊隋家族的重要性來遺責楊勇賤妃重妾的錯誤行為，從而成功地把自己對楊勇婚姻狀況的不滿轉化為對楊勇子嗣無嫡的遺責。瀰漫於北朝社會這種重妻賤妾、重嫡賤庶的風氣，實際上是門第婚姻流行的自然反映，其本質都是為了維護門第等級的鞏固性。

楊勇與獨孤後之間圍繞著嫡庶問題逐漸激化的矛盾，不可遏制地延伸到隋朝政治中，固然是獨孤後個人強烈的干政能力使然，但更與西魏北周以來關隴集團中倡導流行的關隴文化本位政策有關。就婚姻價值取向而言，這個地域集團以家族現實政治地位為依歸的門第婚姻觀念一直持續到隋朝，太子楊勇正是因為與文帝夫婦在此價值取向上發生矛盾，才誘發自己政治上失寵。

四、開皇末年易儲鬥爭及關隴集團分裂

隋文帝在開皇初年就完善了東宮各項制度建設，同時又選拔了一批文武幹練的東宮僚屬，對太子楊勇進行輔弼教導，這些僚屬中的一部分人成為了楊勇的個人勢力。楊勇東宮勢力與不同地域集團存在明顯的親疏關係，即在東宮僚屬中出身關隴集團的佔據大多數。開皇九年之前的東宮僚屬中這種姻親錯雜的人際關係，從一個方面顯示著楊勇勢力的旺盛。

開皇九年，隨著楊勇的失寵和楊廣勢力的擴張，東宮僚屬基於不同的家族利益和個人判斷取向，漸漸開始分化瓦解，如河東柳氏基於家族背景更加堅定的支持楊勇，而弘農楊氏在楊廣結交楊素之後則產生不同分化，更多的東宮僚屬則在文帝削弱東宮力量過程中逐漸離去，太子楊勇勢力顯示出無可奈何的頹勢。

相較太子楊勇的勢力的日漸頹勢，晉王楊廣在出鎮揚州後卻是如魚得水，羽翼漸豐，這自然與文帝對他的庇護與縱容密不可分，而楊廣本人漸成熟的政治鬥爭能力也不可忽視。他緊密依靠宇文述等親信，在大力聚攏江南文士的同時，又不失時機地結交上朝中新貴楊素楊約兄弟，在地方與中央兩端齊頭並進，迅速擴展個人勢力。

九年平陳之後，文帝在舊陳境內釆取了一系列過激政策，從而導致次年大規模的變亂，楊廣到任之後立即改弦更張，全面緩和與江南人士的關係，其中與發展個人勢力有關的一個政策就是，大力招納江南文士進入總管府，充當晉王學士。這些文士的活動畢竟在楊廣製造良好的社會聲譽的同時，也為其奪取儲位的活動提供了諸多支持。

然而，當時對楊廣奪儲行動更為關鍵的是他與朝中實力派大臣的關係如何。作為一位離京千里之外的藩王，要對朝中瞬息萬變的政情進行準確把握，要在更高層次來發展勢力，楊廣奪儲之計的第一步就是與朝中的新貴楊素楊約兄弟結交。楊素楊約兄弟也認識到其家族勢力之顯赫己經遭到不少人妒忌，如果幫助楊廣奪儲成功，則能收到“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的成效，這應該就是楊廣能與楊素結合成功的直接原因。

其後楊素兄弟並未在朝中大肆網羅同黨，而是選擇走高端路線，即竭力爭取獨孤皇后的支持，通過獨孤後再對文帝施加影響，觸發並堅定其易儲之心。晉王楊廣廣攬江南文士製造聲譽的同時，依靠南方和關賊兩個地域集團的勢力，政治聲望持續高漲。從整體上來看，在全國統一之後，積極聚攏利用南北不同地域集團的政治資源，是楊廣在鬥爭中得勢的關鍵所在。

五、地域勢力混雜、博弈——隋滅唐興

開皇二十年隋文帝廢馳太子楊勇改立次子楊廣，這是隋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身經這一事件的魏徵認為楊勇被廢黜是“隋室將亡之效”，經歷過玄武門之變登上帝位的唐太宗也認為楊勇被廢“使父子之道滅於天性，逆亂之源，自此開矣”。

開皇年間的易儲鬥爭的另一個重大影響就是使隋朝統治階級內部力量大受損失，尤其嚴重地削弱了關隴集團中各派系的政治能量。楊堅原本希望通過分封諸王出鎮重地來鞏固政權，結果勢力漸大的諸子在圍繞儲位的鬥爭中反而極大地削弱了本家族的力量。此外，隋朝的文武官員尤其是出身關隴集團者在易儲鬥爭及後續政治鬥爭中，大批遭到廢馳乃至殺戮。

與之相較則是江南人士在大業年間政治地位的迅速提高，這集中表現在大批江南人士入居朝中顯要位置，這既是楊廣在奪儲過程中結交儲備江南人士的自然結果，也是南北統一之後統治階級擴大統治基礎的客觀需要。但江南人士大舉進入政壇必然觸動自西魏北周以來就居於統治核心的關隴貴族的固有政治利益，也就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大業年間的中央政壇中，不僅存在關隴集團內部的鬥爭，更存在因出身地域不同的南北官僚集團之間的鬥爭。

通過長期鬥爭而獲得儲位的隋煬帝，較之其父文帝更加註意加強皇權，對於臣下的猜忌與提防也是更勝一籌，其君主獨裁傾向更為明顯。同時他又在削弱關隴集團勢力的背景下，大力援引易儲鬥爭中所聚集的江南人士進入中央權力核心，這就使關隴集團尤其是關隴土著勢力受到上下夾擊的空前危機。

長期的政治優越地位使關隴集團形成了強烈的保守性格，這突如其來的夾擊使他們一時無所適足，但很快便穩住陣腳，以韜光養晦的方式保存實力，以圖東山再起。到大業中期隋煬帝帝一系列過激政策使社會出現劇烈動盪時，久已不滿的關隴集團便審時度勢地起來反抗，這以大業九年楊玄感黎陽起兵為開始，繼之以李淵晉陽起兵，輕鬆獲取關中，最後以江都兵變場帝被殺為結束。

三次直接關係隋朝存亡的事件都是由關隴集團離心勢力組織發動，無不是以反對隋煬帝的專斷政治，標榜恢復舊制為號召，其中所隱含對失去利益的訴求的跡象十分明顯。而李淵之所以能迅速進入關中，並以此為基，兼併群雄統一天下，也即在於成功獲得關晚集團的支持與擁護，乃至於到太宗時期也無不竭力維護此集團久已動搖的的政治和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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