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鱼村北五里，是羌白古镇。羌白镇建于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汉武帝安顿降羌于此，羌王名白纳目希汗，因名“羌白”。历来是大荔县第一重镇，清代乾隆时就在此设县衙，置县丞一人，管理县西事务，直到民国初，还延续了县丞制度，只是改叫了“县佐”。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羌白镇上的老建筑鳞次栉比。就在东西街樊家巷十字口路东，过去公社所在地，（现在的信用社）就是用八鱼李氏家族的祠堂改建的。祠堂的对面，东西大街南边是大戏园子，里面建有戏楼，戏楼坐南朝北，和祠堂遥相呼应。大戏园子东六七十米，就是明远堂和致远堂的宅院了。
镇上九十多岁的王全娃老人说过：要说羌白街上最有钱的人，当数李家，最好的房子，当数李家。要问这房子盖在那里，就是现在镇政府的东半部分及以东几家，他们的堂号叫明远堂，致远堂。紧挨他们，是八鱼村的另一家财东，堂号三可堂。明远堂致远堂的房子在镇上最高，砖砌窑洞上带两层楼，把着边儿，西边过去是大操场，里边有戏楼。民国初靖国军郭坚攻打大荔，落脚点就在羌白，郭坚本人就住在致远堂，派了我伯母和我妈给他们做饭。
那么，八鱼李家为何到了羌白街上？王老人说：当年回汉起了纷争，为躲避战乱，八哥村（八鱼）李家从那以后就搬到羌白来的。只是从我记事起，明远堂，致远堂就没有人住，倒是李家祠堂门开着，樊家巷李志汉的父亲为祠堂看门，他在门口还开了一间茶馆。初解放时，清理祠堂，光是牌位就拉了一车子。
羌白街以及周围五六十岁的人们都记得，李家祠堂就是现在十字路口信用社那个位置，当时是五间宽的院子，前门口五间门房，缩脚门楼，门墩为小石狮，上去是两排厢房，接着是五间走廊，再接着是对檐五间厢房，最里边是大厅房。古色古香，青砖松木，一派清凉。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地方是公社所在地，厢房里是民政，农业，青、妇这些组织的办公室，后面的大厅房，做了会议室。
王全娃老人记得很清楚，因为他的妻兄南德村的吴玉麟，就在三原县城里李家的“万顺德”商号当掌柜。因此对李家的情况很熟悉。
他解释说，李家在大荔城里有房，在西安有生意。到解放初，家里只有老太太和她的小儿子，叫居儿（李掬勋），人称‘三少’。还有她的儿媳，孙子孙女，孙子叫高娃（李武华），孙女叫安春（李映丽）。
后来，李家把致远堂卖给了大荔商会会长，户村人白明斋，白明斋派人来拆，羌白街人挡住了。多年后人都知道，这是白明斋的房产。至于他前面的主人，就逐渐淡忘了。
到了民国七年，郭坚反乱，占了羌白，就住在街上致远堂。抗战时这儿一度做过伤兵医院，解放后做过邮电局，文革中这儿成为造反派的“联指分部”，直到七十年代后，逐渐无声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羌白街上老人又说，早年八鱼李家在羌白街盖房搞建筑，请了羌白街赵家巷的赵守正为其照管，建筑完成后，剩余的木料建材全部给了赵，赵用这些东西，给自己建起了崭新的一座四合院。
85岁的辛定金说，当年他婆说过，他爷在世时，曾给八鱼李家做饭，当时，李家大兴土木，家里请了木匠、石匠、泥瓦匠。他爷为人诚实能干，很得掌柜的喜欢。一次，掌柜的慷慨道：辛师，你若要盖房，这里木料多的是，你尽管用。辛师不好意思要，婉言谢绝。
95岁的樊 家巷人马福朝说：李家祠堂就在我们巷口上，祠堂对面的大操场（戏园子），操场东边马明斋的房，都是李家的，我小时上学，学校在东南角上，我要斜穿操场到学校，有时候就去到白明斋那个空院里玩耍，记得最清的是，那后院是个花园，花园已经破败，里面有个亭子基座，青石砌的台阶，我们从这里爬上爬下玩耍。
马老人感慨说，李家土地很多，去南德村的路上都是，一片地就几十亩，都用石头做界桩，界桩上刻有他们的堂号，致远堂的界桩厚而窄；明远堂的界桩薄而大。
老人们的讲述，真切的还原了八鱼李家在羌白街的概况。他们有宅院、有祠堂、有地，真正在这儿安居了。
根据史料分析，他们来到羌白街可能是同治六年（1867）回民军第二次焚烧八女井（八鱼）后，才来到这里安家的。同时把供奉祖先的祠堂也建在了羌白街。此后的岁月里，战乱频频。李家的后人们到底还是走出了羌白街，到同州、到西安、到上海、到更远的地方，去谋生、去发展。
那么，明远堂、致远堂以及李家祠堂消失于什么时候呢？在人们的记忆里，八十年代左右，李家祠堂（公社所在地）以及明远堂、致远堂才被拆毁。新盖起的楼房代替了他。
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羌白街上所有的老建筑先后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但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
（2006年夏，王全娃、马福朝、辛定金、马坤杰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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