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医大女生被害案”告破后，除却是对“被害人”（被害人家属）的一种“慰藉”，更多的意义将会显现在公域层面。不少媒体在嫌犯被捕后，对其“周边人”进行走访。有邻居直言，嫌犯父亲“家教很严”，嫌犯儿时学习不好，没少挨过打骂（罚跪）。这些“只言片语”，可能对案情的厘清没有实质意义。不过，却是案情全面化的一种必要性的补充。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国人对于教养方式和策略，可能近些年才重视起来。要知道，就嫌犯同时期的孩子们，打骂式的管教应该很普遍。但是，这里面也分轻重。比如，上升到“往死里打”，“罚跪体罚”，就可能有些过劲儿。
虽然不能说，一个人犯罪，一定跟儿时的原生家庭环境有必然性的关联。但是，从众多犯罪学研究理论中，就原生家庭的影响，还是占据较大比重的。作为父母的教养方式和策略属于父母或监护人与他（她）们的孩子交流的方式。但是，处理不好“分寸感”，就可能导致孩子产生违法犯罪的行为（或现在，或未来）。
当然，我们要知道，人的塑造是多元因素的结果。但是，也要清楚一点，每个人从母胎孕育开始，就跟他（她）者不同，所以，同样的教养方式和策略，也可能得出不同的成长结果。于此，当我们在谈论原生家庭的影响力时，既不要将其一味的妖魔化，也不要太过盲目乐观。而应该以流动的眼光，去看待具体的影响。
所以，当我们将嫌犯的“奸杀行为”和“被父打骂”放在一起谈论时，并不是要将其捆绑在一起，而是为从人性的组成，以及异化的可能性上进行解构。因为，对于一起惨烈的“奸杀案”来讲，除却对罪犯进行严惩，更为重要的是从中汲取教训，让更多人知晓惨烈的原罪是什么。
所以，基于“周邻”的对嫌犯的印象讲述，结合教养方式和策略框架，我们有必要对嫌犯的原生家庭环境，进行对应影响的解构。因为，这些细枝末节中投射出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是28年前那场悲剧触发，最难以回避的现实存在。
黛安娜·鲍姆林德确立的四种父母教养方式（专制型，放任型，忽视型，威信型），是被广泛认可的。但是，总的来讲（国内情况），在60后，70后的成长过程中，专制型的教养方式是普遍存在的。当然，当时的父母们主要延续的是传统家教。比如“严父出孝子”，“棍棒底下出人才”。
这种方式，就现代意义上的教养理论来讲，肯定是非人性化的。因为，根本上讲不是按照具体孩子的个性成就孩子，而是固执己见的去塑造和控制孩子。这样的父母不是不爱孩子，但是却从来不在意孩子的想法，于此，想怎样就怎样。
这导致，孩子很容易走极端，叛逆。所以，就近些年的家庭教育趋势来讲，对这种教养方式也是批评的很重。毕竟，父母专制所导致的孩子悲剧已经太多，是应该到有所反思，并修正的时候了。因为，儿童期的教育对整个人生很重要。
要知道，儿童的早期记忆，对其了解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是他（她）们对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最初印象，这是他（她）们第一次将自己的外部特征，自我形象，自我评价以及别人对他（她）们的要求综合起来进行审视。与此同时，也是他（她）们主观印象的开始，也是他（她）们人生记录的开始。
依照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的理论：“人在童年就已经构筑起精神的整体，并在心灵和肉体之间建立起联系”。所以，童年的生活环境很重要，尤其感官的刺激，人际的互动，亲密关系的养成，在童年最敏感。
并且，我们也知道，人的行为与认知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作为父母来讲，最好的教养一定是适合孩子个性的方式，而非按照自己的个性或喜好，对孩子进行专制式的塑造。因为，从人的一生来看，每个人终究是独立的个体，所以，绝对不能强迫孩子去成为父母想要的样子。
不过，对于黛安娜·鲍姆林德确立的四种父母教养方式（专制型，放任型，忽视型，威信型），每一种方式下，都可能成就好的人生，但是，比重上而言，权威性的教养方式成就“好孩子”的概率更大。因为，权威性的父母不会强迫孩子干什么，而是采用理性的方式，以及基于讲理的方式来指导孩子的成长。
一般来讲，威信型父母和孩子在做决策时经常交换意见，沟通时抱着一种开放精神。而且，在主持家庭的显著标志是理性的讨论并伴有社会控制。并且，威信型父母期望孩子表现出符合年龄的“成熟”行为。当然，他（她）们也秉承坚定，一致的家庭规则和标准。
与此同时，他（她）们鼓励孩子发展独立性和个性。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能想象得到，在如此理念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会很健康。所以，回到嫌犯邻居的只言片语里，似乎总能读出些许关联性，虽然不是必然性的结果。但是，却不免会走向深思。
因为，从黛安娜·鲍姆林德确立的四种父母教养方式（专制型，放任型，忽视型，威信型）中，在给定社会成长特征下，专制型 的孩子，更容易出现人格问题。并且专制型体现出的问题更多。所以，从教养方式上而言，专制型的方式是要不得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孩子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家庭教养是必须的存在。要不然孩子长大后，肯定会面临短期或长期的人格问题。大量的研究表明，父母的管教行为不当，会给孩子的性格中，一定程度上蒙上暴力倾向。所以，媒体采访时，特别问邻居，有关嫌犯儿时的家庭管教环境，其实也是有意识的实证与案情相关的可能触因。
但是，从触发悲剧的原因而言，管教因素只是间接的存在。因为，嫌犯作案时已经26岁，已经成年。但是，无论是从报道的视角，还是从人格养成，这些追问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在悲剧之中，才能看到遏制悲剧的力量和可能性。这些，似乎也是苦等28年后，该被看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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