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寧四年(897年)冬十一月，在福建初建割據基業的王潮病重，接班人問題迫在眉睫。王潮並沒有將權力傳給兒子，因為他認為諸子皆不能堪當大任；他也越過了二弟王審邽，而是將王氏集團全部託付給了三弟王審知，“命審知知軍事府事”。
王潮病逝之後，王審知先是表示讓位於二哥泉州刺史王審邽，但是“審邽以審知有功，不受”，於是王審知乃稱福建留後，請表朝廷正式任命。唐廷遂以福州為威武軍，拜王審知為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之後，王審知選擇臣服於勝利者，稱臣於朱溫，後梁朝廷於開平元年（997年）加拜王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為大都督府。
王潮
王審知在福建割據統治三十餘年，正值群雄紛爭、武力割據的五代十國初期，但是王閩政權從未對外邦用兵，也未受外邦侵擾，境內一片昇平。為何八閩之地能在王審知治下成為亂世一方樂土呢？
相較於中原，甚至江南，福建的社會經濟開發是比較晚的。但是，福建有著獨特的區位優勢，這一點是其他區域難以企及的。“沿江、臨海、依山”是福建地域經濟和文化的一大特色，據史書記載，三國時代的吳國就曾在福建設“典船校尉”，與臺灣、東南亞諸地往來。
王審知在福建統治穩定下來之後，就開始執行重商主義政策，發揮海洋優勢，發展對外貿易。
首先，王閩政權積極“招來蠻裔商賈”，“盡去繁苛，縱其交易”。在王審知寬鬆政策的鼓勵下，福建的對外貿易發展很好，“利涉益遠”，北至新羅，南達南洋諸島以及印度、三佛齊和阿拉伯等國家，都經常有使者和商旅往來其間。南洋珍奇通過王閩政權的貿易網絡進入中國境內，舶來品如象牙、犀角、真珠、香藥等也應有盡有。王閩政權則通過這樣的轉口貿易，獲得了大量的財富，這些南洋珍奇在中原市場很是暢銷。
王審知
王審知在福建海外貿易發展上的最大建樹就是甘棠港的修建。福州地處沿海內陸，離海口一百多里。很顯然，這樣的天然條件並不利於福州發展海洋貿易。為了使福州“水陸無滯”，海舶能暢通無阻地出入，王審知對福州水系進行了一番整理改造，“其東畫長川以為洫，西連平南盤別浦以為溝，悉通海鰌，朝夕盈縮之波，底澤鱗介，岸泊艓艛 ”。
經過一番疏浚，福州的水路交通日漸發展起來，呈現出“岸泊艓艛”的繁盛場面。交通的發達帶來了城市商業的繁榮，唐末天覆初年，福州城內就已經是“人煙繡錯，舟楫雲排，兩岸酒市歌樓，簫管從柳蔭榕葉中出”這般繁華了。
正因福州城日漸繁華，王審知也著手擴建城市，兩度把福州城垣擴大。第一次是在唐昭宗天覆元年(901年)，於福州子城外復加修築城牆，周圍達四十里，名叫“羅城”；一次在五代梁朝開平元年(907年)，復筑西北一道城牆，將“羅城”夾在中間，所以叫做“夾城”，又因“夾城”形狀如月，故又稱“月城”。
為了進一步獲取海外蕃舶之利，王審知又選擇位於江海通津的黃崎港，開鑿巨石，重建新港。唐天祐三年（906年）的《恩賜琅琊郡王德政碑》記載了這個新港口開鑿的歷史：
閩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檣盪漾以隨波，篙楫崩騰而激水。途經巨浸，山號黃崎。怪石驚濤，覆舟害物······賜名其水為甘棠港。
原本黃崎港的航運條件是很差的，“先有巨石為舟楫之患”，王審知令工匠開鑿，“忽然震碎”，才得以建成新港，唐昭宗賜名為甘棠港。新的甘棠港建成之後，很快成為南北商旅“帆檣雲集”的海上都會，“潮通番舶，地接榕都。連五寨而接二茭，控東歐而引南粵”，福州很快成為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城市。
閩國
除了福州之外，原本就是天下四大港口之一的泉州港地位得到進一步增強，城市規模也進一步擴大，“泉州城市舊狹窄，至是擴為仁風、通淮等數門，教民間開通衢，構雲屋……陶器銅鐵，泛於藩國，取金貝而還，民甚稱便”。
航海業和商業的繁榮不僅給王審知的割據政權帶來了鉅額經濟財富，也使其有了割據的資本。雖然割據東南一隅，又有得天獨厚的蕃舶之利，但是王審知始終頭腦清醒，中原王朝無論怎麼變幻，他都是稱臣姿態，並不去冒險僭越，曾言“寧可做開門節度使，不做閉門天子”，這種不膨脹的心態在那個亂世非常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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