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期，其间社会的跌宕，政治的黑暗，价值观念的失据，伦理道德的沦丧，使身处其中的士人无不感到迷茫、惶恐、忧虑、无所适从。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他们或纵情诗酒、佯狂放荡，或退隐山林、不理世事，或追神慕仙、皈依佛道，或奋起振呼、立业建功，虽方式迥异，然其内心，却充满了焦虑感，焦虑体验似乎是那个时代凸显而又极具普遍性的心理情怀。这种心理情怀又像一股股流淌不竭的潜流，时隐时显、时大时小左右着其时士人的文学创作，使其时的文学创作充满了独特的时代情调与忧郁特色。显然，焦虑心理的探析确乎成为分析魏晋士人文学创作的重要线索。

焦虑理论的阐释

对创作家而言，无论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还是精神分析学的，亦或是行为主义、认知理论等流派的焦虑观，虽其理论形态各异，但都认为焦虑一种惊惧、惶恐、郁结的心理状态。这种焦虑的心理状态，一般说来是由人们对世界的现存样态的强烈不满而引发，“换言之，由于对现存样态的不满，实际上是创作家所体悟到的人的现实处境，与他孜孜以求的完满人生理想之间的差异，造成的个人心理的内在冲突和不安。”“正是这种不满，导致了作家内心的忧虑、焦躁和不安，这就是焦虑的基本内涵。”

当然，焦虑理论流派众多，形态各异，不同的流派对焦虑的理解又不尽相同，兹胪列如次：其一，精神分析流派的焦虑观。相对来说，精神分析流派较早提出了一系列的焦虑观，弗洛伊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焦虑研究的一种总结，在早期和晚期弗洛伊德提出了两个不同的焦虑观念。早期，弗洛伊德的焦虑观从能量转移的观点出发，他认为人的本能冲动常常被压抑、扭曲、拦阻，也就是说力比多不能得到自然的满足，处在被压抑的状态；这种追求本能冲动的活动被压抑后，个体就会体验到了焦虑；到了晚期，弗洛伊德认为压抑来自于对焦虑体验的回避，此时的弗洛伊德颠倒了焦虑与压抑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当个体觉警到危险时来自自我的信号，为了避免焦虑的出现就压抑危险的冲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无论是在早期还是在晚期，只是围绕着焦虑与力比多的关系展开论述，忽略了焦虑与生活的关系。后来，新弗洛伊德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而不是严格的生物学上的动物，强调社会文化与焦虑的关系，这就是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流派，代表人物有主张人际关系论的沙利文、主张社会文化神经症理论的霍妮、主张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的弗罗姆等，他们在弗洛伊德关于焦虑体验源自无意识冲动观念的基础上，更强调人际关系和文化对焦虑的作用，相应地他们也提出一些防御性策略来克服焦虑。他们对焦虑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精神分析的焦虑论。

其二，存在主义哲学的焦虑观。在哲学领域焦虑理论起源于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的先驱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的概念》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焦虑理论。在克尔凯郭尔之前，弗洛伊德只论述了焦虑与本能的关系，克尔凯郭尔从焦虑与生活的角度对焦虑作了研究。在《恐惧的概念》一书中，克尔凯郭尔批判了十九世纪崇尚理性的片面，指出了非存在威胁着存在，非理性的主观存在才是人的存在本质。这是因为克尔凯郭尔认为，焦虑源于人们在面对自由选择时无法预料彼岸潜藏的危险，对于自己的选择对象一方面心怀恐惧、渴望返回到原来的安全地带，另一方面却又对对象万般迷恋、难以割舍，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就是非理性的焦虑体验。总的来说，克尔凯郭尔的焦虑论涉及到焦虑的机制、结构、及其与人类存在的关系，但其完全从哲学角度出发，属于哲学思辨范畴。

跌宕不安的政治时局

• 一、外戚乱政

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简洁的说，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国同构为形式、以君主为核心的专制集权制度。在这种社会结构形态下，天子是天下的大宗，是政治上的共同首领，也是最高的家长，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庭；而各小宗的家长又是本宗族政治上的首领，拥有管理本宗族的政治权力，家又是小国。与此相对应的社会意识就是尊祖敬宗、臣忠子孝、重视血缘亲情、伦理道德，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亲贵合一、君主专制。政治上的亲贵合一使得外戚势力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权力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皇帝年幼，不能理政，这时候通常的做法就是太后临朝，操持国政。太后为了操持国政、巩固自己的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依赖族亲，把持朝政，首选之人就是自己的兄长、弟弟或其他血缘较近的人。这样以来，势必会出现外戚乱政，掌握军政大权，飞扬跋扈，胡作非为，甚至弑废、擅立皇帝的现象。

就汉末魏初的时局而言，东汉前后有十二位皇帝，第三位皇帝孝章帝十九岁继位，三十三岁驾崩。接下来就是孝和帝，当时的孝和帝只有十岁，“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岁。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和帝二十七岁驾崩，孝殇帝继位，孝殇帝继位时刚刚诞育百余日，“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延平元年八月，孝殇帝驾崩，年两岁。孝殇帝没有儿子，孝安帝是肃宗之孙。“八月，殇帝崩，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其夜，使骘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斋于殿中……读策毕，太尉奉上玺绶，即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犹临朝。”安帝十三岁继位，二十八岁驾崩。安帝之子顺帝十一岁继位，三十岁驾崩。顺帝之子冲帝，两岁继位。“建康元年立为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即皇帝位，年二岁。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冲帝三岁驾崩。冲帝之后是质帝，“及冲帝崩，皇太后与冀定策禁中，丙辰，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丁巳，封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和帝十岁继位到灵帝十二岁继位，其中最小的三个多月继位，最大的十五岁继位，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太后临朝、外戚专权，所以史书中常常出现太后与兄（将军）定策禁中的记载；更有甚者，皇帝对外戚专权表示出一句不满，竟然招来杀身之祸。东汉先后窦氏、邓氏、阎氏等外戚家族专政弄权。东汉外戚专权以梁氏为典型，《后汉书·梁统列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究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质帝八岁继位，年幼聪颖，对梁冀专权跋扈早有觉察，曾在退朝时目视梁冀背影说道：“此跋扈将军也。”仅此一语，竟被梁冀鸩杀。梁冀是东汉外戚的典型代表，他的两个妹妹都曾先后被立为皇后；不但如此，就是皇帝的策立也把持在他们这些人手中，孝冲帝、孝质帝、孝桓帝都是由在他的策立下继承帝位的。梁冀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炙手可热日，嚣张跋扈无以言表，皇帝反而成了无权的傀儡。史书载梁冀穷奢极欲，大起楼宅，胡作非为，劫掠行商，掠人妻女，劫人为奴，擅杀大臣。

外戚乱政一方面造成了政局的动荡、政治的腐败，一方面也阻碍了士人的荣身官宦，干禄仕进的门径。同时，对于一批忠直之士来说，外戚乱政，朝政日朽，也势必引起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而这种忧虑，囿于强权的淫威，敢怒不敢言，久之又转化为极度的心理焦虑，挥洒不去。

• 二、宦官专政

东汉时期，宦官专权始于和帝。和帝十岁继位，由于年幼，无法亲理朝政，朝政大权实际操纵在窦太后的手中，而窦太后依赖外戚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如此以来，就形成外戚专权的态势。在外戚擅权的情势下，皇帝自幼长在深宫，势单力薄，倘若要亲政收权，就必然会与外戚的利益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遭到他们的强烈阻扰，甚至会因此失去皇位或生命。东汉时期，宫廷内官全部由宦官充任，宦官成了当时皇帝身边唯一可依赖的对象。皇帝就利用身边的宦官除掉外戚，皇帝除掉外戚后自然重用夺权有功的宦官，宦官居功自傲，于是又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

在桓帝以前，外戚在权力争夺上占优势，自桓帝始，宦官占据优势。桓帝继位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不满外戚对朝政的把持，与宦官单超、徐璜、唐衡、具瑗、左悺等人歃血盟誓，密谋除掉了梁冀家族。单超、徐璜、唐衡、具瑗、左悺五人因功一日之内都被封侯，当时并称五侯，朝政也随之被他们把持。五侯把持朝政，任人唯亲，党同伐异，排除异己，残害百姓，朝政日益腐败。虽然桓帝借机对五侯进行打击，五侯乱政结束；但不久侯览、苏康、管霸等宦官又一次把持了朝政。宦官的亲属及其同党大肆占据自朝廷到州县的各级官职，堵塞了士人的仕进之路，这引起了当时太学生和儒生的强烈不满，当时有谣言来嘲讽这种现象：“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士人与宦官的斗争导致了第一次党锢之祸，桓帝在宦官的煽动下逮捕党人，最后李膺等二百余人，被终生禁锢乡里，不得为官。桓帝之后是灵帝，大将军窦武与太尉陈蕃密谋铲除宦官，事情泄密，反而被害，宦官囚禁了汉灵帝和窦太后，而灵帝当时年幼无知又重用宦官 ，朝政混乱腐败，宦官趁机陷害忠良，几次兴风作浪杀害党人，形成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宦官审阅大臣奏章，垄断朝政，灵帝却恬不知耻的说：“

总的来说，东汉皇帝大都早年去世，下一个年幼的皇帝继位，接着又有新的外戚专权。皇帝长大后要夺回军政大权，所能依靠的对象就是朝夕服侍在自己身边的宦官，一旦皇帝利用宦官除掉外戚，结果又是宦官势力坐大，宦官专权开始，如此一来，外戚与宦官攻伐、争斗不已。这便成为东汉后期封建政权的一个特点。东汉历史可以以和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外戚与宦官之间交相专权及斗争自和帝开始。从和帝时开始，这种情况一直到东汉末年灵帝时结束。外戚与宦官专权及相互争斗，使东汉政治日益腐败，政局动荡不安，士人惨遭迫害，国家逐步走向衰落。宦官专权比起外戚乱政对士人心理造成的影响更大，因为士人在反对宦官专权时遭遇了更严峻的形势，他们受到了来自皇帝的直接打击，也就是说他们被他们的君父——皇帝抛弃、迫害，我们在下文结合党锢之祸来详细谈这对士人心理造成的影响。

曹操焦虑心理的表现

• 一、死亡焦虑

心理学认为，死亡焦虑有狭义、广义两种，狭义上的死亡焦虑是指对生命终结的焦虑；广义上的死亡焦虑包括对生命终结的焦虑之外的与生命有关的物甚至是生活方式的失去或终止的焦虑。在这里我们谈的死亡焦虑是狭义上的死亡焦虑。

死亡是人类的宿命，死亡的焦虑一直像影子一样紧跟在人类的身后，使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带有悲剧的色彩，身死万事空；反映在文学中，死亡是文学的基本母题，对死亡的焦虑始终萦绕在许多作家的心头。曹操的死亡焦虑鲜明地呈现在其作品中。面对死亡的焦虑，人类用虚幻的永恒来对抗它，借以取得心灵的平衡。一是用世俗宗教灵魂不死的彼岸关怀来慰藉自己，如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阿弥陀佛西方佛国、道教的三清天界等，灵魂升入此类世界不生不灭，永享快乐；一是用尘世功名的万古流芳来慰藉自己，如儒教所谓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期望以此获得“永生”。在宗教的彼岸慰藉和尘世功名光环的崇拜中，人类获得了生命的抚慰，缓解甚至是忘记了死亡的焦虑，视死如归、羽化登仙、涅槃、青史留名等等，死亡不再是不可正视、不可忍受的悲剧，死亡具有了更高的意义。

汉末魏晋，社会巨变，社稷板荡，大一统的政治、思想被打破，人生意义与生命慰藉出现了真空，生命慰藉的丧失使生命短暂和死亡的焦虑再次浮现，战争和灾难使得死亡大面积出现并随时可能降临到每一个活着的人身上。存在主义焦虑理论认为，不仅死亡的必然性会引起人的焦虑，由于人生短暂引起的死亡意识也会引起人们极大的焦虑。汉末魏晋战争与灾难激起了人们的死亡意识而且死亡威胁着活着的生命，这一切引起了曹操极大的焦虑。人命危浅，由此引发了曹操的哀痛与伤感。曹操对死亡的焦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战争、灾害造成的死亡的伤痛

东汉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朝代。在黄巾起义之前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此起彼伏，在江耦的《曹操年表》中起义、暴动等词频频出现。自然灾害在东汉的频繁程度实属罕见，地震、大水、旱涝、蝗灾、瘟疫、大风、冰雹、山崩地裂、河海泛滥、火灾、饥荒交接而至，集中爆发。黄巾起义后，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军阀，黄巾起义的沉重打击使东汉政权无力维持在全国的统治，诸侯争霸由此而起，彼此之间混战不已。在如此严重的战争和灾害前，人命贱如草，死亡朝夕间。作为出征干将和称霸一方的诸侯， 曹操一生戎马倥偬，转战大江南北，目睹战争、灾害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创伤，耳闻流离失所的灾民的哀鸣，对死亡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肝肠寸断，凄怆伤怀，这一切在曹操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呈现：

在《蒿里行》曹操悲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的这首诗与《薤露》被赞为汉末实录，两首诗都涉及到了董卓之乱。董卓进京后专权乱政，山东诸郡群雄并起，大家一致推举袁绍为十八路诸侯首领，共同率军消灭董卓，然而各路诸侯同床异梦，各怀私念，不但踌躇不前而且相互猜忌，最终火并厮杀，社会惨遭蹂躏，百姓大量死亡。曹操对此极其悲愤，连将自己对死亡的悲痛以史诗的形式表现出来。曹操具有诗人的敏感，是一个登高必赋的人，同时曹操又是战争的指挥者，战争、灾害造成的死亡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威胁，更是时刻触发着曹操的心灵，

曹操在《军谯令》中说道：

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我凄怆伤怀。

在《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中曹操这样说道：

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而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

身边的人不断的死去，国中行一天竟然看不到一个认识的人，每一张陌生的面孔不都时刻在提醒曹操死亡的普遍与伤痛吗？死亡的意识是挥之不去的，死亡的焦虑是沉痛的，在《与荀彧书追伤郭嘉》中曹操伤心地说道：“

总之，战争、灾害造成的死亡激起了曹操的死亡意识，曹操由此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并将这种焦虑呈现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2.对生的短暂的伤感和对永生的向往

面对死亡，人们对生充满了眷恋、执着，然而死亡是必然的归宿，正如存在主义认为的那样，死亡是人存在的本真，这个过程恰如白驹过隙，转身百年逝，所以对人生的短暂人们是那么的焦虑，以至于向往永生。

曹操在诗作中一再抒发人生苦短的感叹，“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人生迟暮，有什么办法呢？办法是没有的，只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剩余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其中充满了悲凉与无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面对人生的短暂，一个苦字比奈何二字更能表达出作者内心的悲痛。在《秋胡行》中曹操感慨：“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在这里曹操死亡的焦虑上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宇宙是永恒的，个体的存在是短暂的，在无限与有限的对比中死亡成了人的本真，死亡的焦虑也就成了构成人存在焦虑的一个不可缺少部分。

曹操除了在诗文中抒发自己的感慨外，对道教的养生之道、长生之术和成仙优游充满了向往，“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寿如南山不忘愆”，“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愿螭龙之驾，思想昆仑居

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郤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

曹操招致方士有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对这些社会活动能力强、破坏力大的危险分子聚而禁之；也有学习方术、延长生命的目的。曹操本人热衷养生之术，对此具有相当的研究，史书说他解方药，可见曹操对药性、药理颇有造诣，这些作为养生之术是正常的，一般人面对生命短暂与死亡都会有这方面的表现；曹操经常吃长一尺左右的野葛根和喝鸩酒就超出了一般人对死亡焦虑的正常表现，因为这两者已经违背了养生之道，药物都是有毒的，都有副作用，大量食用某种药物养生极可能伤害身体，甚至导致中毒死亡，而鸩酒更是要命的毒酒；曹操的这种极端手段恰恰反映了曹操死亡焦虑的强烈。曹操《与皇甫隆令》：“

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

导引之术是道家内家术的内容，是气功中的动功，曹操不但食药而且想练习气功，以此来延长生命，这一切都是曹操死亡焦虑的体现。曹操对生命充满了眷念，甚至幻想死后能继续享受生命的快乐，在《遗令》中曹操这样说道：

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繐帐，朝脯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前作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

曹操幻想着死后能够继续享受尘世的生活，要有丰盛的贡品和乐舞祭祀。曹操对人生短暂的伤感与对永生的向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作者死亡焦虑的表现，这在曹操的作品及其他史料中都有醒目的呈现。

综上所述，曹操的死亡焦虑是极其强烈的，曹操的死亡焦虑既是时代心理的反映，又有自己的特征。首先，曹操的死亡焦虑比较复杂，包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既包含了看破死亡不可避免的豁达与长生求仙的荒诞不实又包括了对长生久视的极度渴望。其次，在曹操以前历代文人及其作品或多或少都表达过对死亡的焦虑，但像曹操那样集中而强烈地表达出死亡焦虑的人及作品的很少，在曹操以后也很少有；曹操及其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死亡焦虑的典型代表，曹操《短歌行》中的“

• 二.对孤独感的焦虑

心理学认为孤独感是因为感到自身与外界隔绝或受到外界排斥而产生的孤零苦闷的情绪。社会的变迁会导致人产生孤独感，特别是社会变迁导致的人与宗教的分离是人产生孤独感的重要原因。

在曹操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于彼岸世界的想象，“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飨”。这是曹操在征战过程中途径乔玄的坟墓祭拜时的祭文，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操认为人与彼岸世界是共存的，是可以沟通的。曹操在《春祠令》中也说：“又临祭就洗，以手拟水而不盥。夫盥以洁为敬，未闻拟而不盥之礼，且‘祭神而神在’，故吾亲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礼讫，下阶就幕而立，须奏乐毕竟，似若不衎烈祖，迟祭不速讫也，故吾坐俟乐阕送神乃起也。”在曹操的作品中，曹操是临祭洁身，先是降神，接着是娱神，最后是送神，人与神是和合的。我们知道在人神和合的状态下，尘世生命的短暂和死亡并不可怕，不值得去担忧。尘世生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生命会在另一个世界延续，人在尘世的追求在另一个世界也会延续并得到公正的评判。汉代时，中国人对灵魂的归属有这样的观念，当时有两个冥府世界的想象，一个是泰山鬼府，一个是丰都鬼国。在汉代神学的观念下，人们慎终追远，非常重视祖先祭祀。尘世的人死后，生平为善者，灵魂死后经过泰山府君的审判，或得生善处、甚至成神，或返回故里享受儿女上供的香火，后世子女也可以得到祖先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是永恒的，正义是永存的，尘世生命的结束即是彼岸新生活的开始，人和神是共存的。汉代神学的解体打破了人神和合的局面，首先天人感应的解体使人失去了最高意义上的神，人成为在一个偶然的时间被抛弃的地球上的孤独流浪者，其次以王充为代表的无神论思想在当时影响力极大，它否定了人的灵魂的存在；人沦落为一般的物，人的存在是暂时的。人与神，人与祖先的联系被切断，人成了孤独的存在。人本主义焦虑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在世与外部的世界能保持和谐一致的话，那么他的存在就是本真的存在，个人与社会、宗教浑然一体，能够获得安全感；社会的变迁会打破人与世界的和谐状态，人被抛入这个世界又被抛出这个世界，由此会使人产生孤独感；人与宗教的分离是导致人产生孤独感的重要原因。这种由于人神分离导致的焦虑表现在曹操的作品中。

“厥初生，造划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曹操在《精列》中的这句话代表了曹操从汉代神学中走出来后在心理上的焦虑。人成了一般的物，没有了彼岸世界的归属，死亡代表着生命与意义的完全终结。人与神的疏离使人感到了孤独。人与神疏离造成的人的孤独，在尘世喧嚣的映衬下使人更加难以忍受，“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荣华富贵，欢宴游猎，这并不能消除作者心中的孤独感，“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为了消除内心的孤独感，曹操又走进了神学之中，“骖驾六龙饮玉浆。河水尽，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曹操把饮玉浆作为解愁的方法，也就是说曹操期望通过回归神来消除内心忧愁。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曹操从汉代神学中走了出来，曹操自己说自己性不信天命，还感叹说世人被神仙所欺骗，根本就没有什么神仙；然而曹操在游仙诗中又表现出对神仙的仰慕与虔诚。曹操的这种矛盾心态正是其孤独感焦虑的表现，是曹操为了消除内心因焦虑带来的紧张失衡所作出的努力，曹操期望再次回归神的世界来消除人神分离后因孤独感而产生的焦虑。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在此之前，汉代神学确立了人神和合的存在状态，在此之后，道教与佛教建立了新的人神一体的世界观；魏晋恰恰处在人神分离的阶段，曹操的孤独感就是对人神分离状态的反映，中国文学史上在曹操前后有不少作家也表现了自己的孤独感，但很少像曹操这样有如此强烈的孤独感。

通过以上能够感觉到曹操焦虑心理情怀确乎明显的存在，而且极富个人特色与时代特征。从时代特征而言，曹操生逢乱世，政治的腐朽、社会动荡、民生的凋敝等无不对曹操心理产生极大的冲击，战争、死亡、疾病的威胁，人生价值、道德伦理解构的冲击，使包括曹操在内的文人焦虑、恐惧、震惊，进而忧心如焚、无所适从；从个人层面而言，曹操在出身、道德、操守等方面的失据，是以又使其存在着独特的自卑情怀与焦虑心态。不过，曹操毕竟是曹操，曹操的这种焦虑心态，因由其不朽的功业、肆情宣泄的诗文而冲淡，诗酒、功业、神仙也因此成为其疏解焦虑的三大途径。

显见，焦虑仍是我们理解曹操诗文创作的一条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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