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磊
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留学生从1900年到清朝灭亡，共计有9批计647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日后活跃在中国军政界的知名人物，如蒋方震、蔡锷、吴禄贞、良弼、张绍曾、徐树铮、孙传芳、阎锡山、李烈钧、唐继尧、程潜、刘存厚、杨宇霆、赵恒惕等等。此外没有升入士官学校的军校生中，也有不少著名人物，如蒋介石有振武学校的学历，陈独秀曾在成城学校学习过。据估计，清末在日学习军事的人才有一千余人。总体而言，留日军校生人数多，程度较为整齐，而留学西洋的留学生人数少，程度参差不一。1908年10月，清廷曾对当时回国的军事留学生举办过一次“认证”考试，考试合格者给予举人出身，并授予陆军副军校与协军校军衔。投考者共68名，其中留日学生56名，留德学生12名。最后考得优等的27人中，除了一名留德生外，其余全是留日生。
留日学生回国后，充当了建设新军的骨干。首先，朝廷的陆军部和军谘处，科长以上半数为留日士官生。此外，各省督练公所、陆军学堂以及新军部队，更是留日学生的用武之地。例如，蔡锷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省的军事学堂、督练公所担任要职，最后当上了云南新军的协统。新军部队的高级将领中，留日学生的人数已可与北洋各军事学堂毕业生相比肩。据笔者统计，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的新军镇统、协统两级人员总计63人，其中北洋武备学堂及北洋各军事学堂出身者为24人，占38.1%；留日学生为23人，占36.5%；其余为湖北、南洋各军校毕业生，以及没入过新式军校者。
东北陆军讲武堂旧址，位于今辽宁沈阳市
在国外的军事留学生，目睹外洋的变化，开阔了眼界，普遍对新思想持接受的态度。他们回国后目睹清廷的腐朽颟顸，要求改革政治的呼声较高，对清政府的离心倾向也愈来愈加剧。不少留学生在国外时，就受到了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的影响，回国后又身居要职，影响到更多的人。清末的最后几年，在留学生聚集的各省新军内部，激进的革命思想传播很快，各种地下团体层出不穷，新军部队也屡次发生兵变。这一方面固然是革命组织加强了军队里面的工作，另一方面，身居新军要职的留学生们态度比较开明，对革命思潮的流行采取了放任甚至是同情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清廷方面，对留学生的这种思想倾向并非毫无觉察。例如，宣统年间清廷将袁世凯开缺回籍，着手在北洋新军中搞“去袁化”，利用留日士官生对北洋新军“掺沙子”，以出身湖北的士官生吴禄贞为第六镇统制，就曾有人向良弼密报吴有革命的思想倾向。但是，如果不重用这批人才，清廷就会陷入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故此不得不继续倚重于这批留学生，也实属无奈之举。
辛亥革命爆发后，留日学生在各省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省份，如云南、浙江、山西、福建等省的光复，就是以留日士官学生作为领导者发动的。在辛亥年反正后的各省领导人中，云南都督蔡锷、贵州都督杨荩诚、四川都督尹昌衡、山西都督阎锡山、江西都督李烈钧、陕西都督张凤翙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被清政府培养、重用并抱以深切期望的军校留学生，最终大批地成为清朝的掘墓人，这也是清廷原来所没有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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