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自私有制产生以来，作为等级压迫的国家便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是对国家权力的争夺，美其名曰“禅让”的尧舜禹，毫不掩饰“家天下”传承的夏商周相继粉墨登场。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政权控制辐射范围有限，先秦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不得不长期处于以天子，为中心，诸侯各自为政的分裂状态，历史的主线皆以争霸为主，周灭亡商便是点到即止，将商朝旧人降为诸侯，自立为天子。

（周武王）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史记·周本纪》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对领土的控制深度与广度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秦王嬴政为代表的集权政治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同时对于权力的争夺也开始由国与国之间转移到了统一之后的政权内部。

过刚易折，秦王朝没能如嬴政期望那样“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刘邦统治下的汉接替了秦的基业，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便是刘邦建立的西汉三种政治形态。

在西汉王朝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最高统治权并不是一直由皇权把控，相反大部分时间都游离于皇权之外，因而对于权力的争夺，也造就了西汉极具特色的三种政治形态。

参与争夺权力的势力，第一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权，第二是裂土封疆的诸侯王，第三是群臣领袖丞相或者大司马，第四是崛起于后宫的外戚。在这四方势力的争夺下，最高统治权如同置于天平上一般，时而左倾，时而右倾，只有最为特殊的时刻才会居于平衡。

微妙平衡下的“无为而治”

何为“无为而治”？简而言之，就是实行小政府主义，能不管的尽量不管，必须要政府管理的也量入为出设置官吏，用最小的力量解决所有问题。其实，话一说开就很明白了，那就是中央政府是缺乏实力的。

刘邦一方面以“提三尺剑而得天下”而自傲，一方面却也无奈于他仅有那三尺长剑，所以他征战中可以利用的宗族势力微乎其微，大量丰沛同乡被起用，更有甚者，当他“暗度陈仓”平定关中接着西出函谷，直面西楚霸王项羽时，才发现他的实力远远不够，所以不得不依靠丰沛以外的诸大势力，连身处汉营的韩信都独立成为齐王，由此竟然为刘邦赢得了一个“知人善任”的美名，当然这是后话。

借助这些力量，刘邦勉强击败大敌项羽，却也不得不考虑这些有功之臣的封赏。诸侯王已经位极人臣，除了封王当然不可能更多了，于是韩信、彭越、英布七大诸侯王得以自立。七大诸侯已经占据了大汉的近半领土，刘邦显然没有更多土地来奖赏丰沛功臣，于是这群人只能封为侯。

汉初权力金字塔形成，第一为皇帝，第二序列为诸侯王，第三为丰沛彻侯。

刘邦的去世却令汉朝几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惠帝刘盈的懦弱和早逝令太后吕雉担起皇帝的重任，吕氏外戚也由此开始迅速发展，并成长为威胁到刘氏皇族的势力集团。吕氏之外，刘氏藩王和丰沛军功集团虽然处于弱势，但实力犹存，诸吕没有一击制胜的把握，汉政权进入了微妙的平衡状态。

吕雉虽然称制却也不得不扯起刘盈及其儿子前后少帝为幌子进行统治，对以齐王为代表的皇族和王陵陈平为代表的丰沛集团也无能为力。虽然吕雉死后，诸吕被迅速平定，但是在吕雉长达十几年的统治下，皇族和丰沛集团也空前虚弱，因此被迎立的代王刘恒被延续了这种平衡。

西汉的这种微妙平衡在我国历史上都是极其少见的，皇权、相权、诸侯王，无论哪一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能力消灭政敌，因此造就了以无为著名的“文景之治”。

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时还存在过一段更奇葩的，近似于平衡的时期，汉武帝的托孤大臣霍光在昭宣时期获得了几乎等同于皇帝的权力，甚至前无古人地废绌了皇帝，但是他本身却没有攫取政权的行为，而接任的宣帝也罕见地保持了对霍光的尊重，没有剥夺霍光的任何权势，由于二人的谨慎相处也迎来了西汉另一个平衡时期——“孝宣中兴”。

巍巍皇权下的开拓

西汉初期的平衡没能一直保持下去，权力的天平很快便倾斜，汉武帝时期是西汉少有的权力集中于皇帝时期。

权力回归之所以会出现在汉武帝时，是有几个天时之处。

首先，开国初年的几大异姓诸侯王在刘邦的围追堵截下被消灭殆尽。

第二，景帝时期，由吴王刘濞率先起事的“七国之乱”失败，不仅没有令同姓诸侯坐大，反而实力严重受损，中央从此收回了诸侯王对地方的管理大权。

第三，从刘邦时期的对外和亲与持续三代的无为而治，导致了文臣武将中未能再出现一呼百应的首领人物。

第四，权倾三朝的窦太后去世，为刘彻收回皇权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

这所有的一切都为刘彻收回大权提供了便利，而刘彻又是通过那些手段收回的呢？

对皇权能够造成威胁的不外乎就是前文提及的其余三方，而刘彻也针对性地通过常规手段不断削弱反对势力。

首先是弱化版的诸侯王，刘彻采纳主父偃的策略，推行

然后是外戚，北方匈奴被击破后，卫青霍去病等人被弃之不用，“巫蛊之祸”更是将外戚卫氏与李广利李氏一族连根拔起。为了防范自己死后外戚会再度崛起，刘彻立子杀母，将继承人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赐死。

丞相作为前朝首领，刘彻则是用不断更换丞相人选，虚其位，弱其势的策略，终刘彻一朝，竟然出现了十三位丞相，而且大多数人或免或杀，以至于到了刘彻任命丞相时，丞相痛哭流涕不愿就职的局面。

初，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云，贺不得已拜。——《汉书》

在收回丞相权力的同时，刘彻征召大量儒生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出谋划策，减轻对前朝的依赖，因此政令常常出自内朝，原本只是普通侍家的“尚书”作用开始突显，内朝建立，外朝逐渐沦为处理一般性事务的机构，重大事务均由皇帝亲自定夺。

正是基于巍巍皇权的强大，汉武帝才有能力四处征伐建立汉王朝的赫赫威名，也为自己挣得了武之谥号。

西汉掘墓者——旁落的君权

以上两种状态对于国家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无为而治下百姓所受压迫非常小，而皇权当道时，又能利用手中权力为国开拓进取。但是世事无常，在两百多年的时间中，大部分权力是属于第三种状态，即大权旁落。

旁落的大权一般会倾向于前朝百官之首的丞相或者大司马和宠冠后宫的外戚手中，而这两种势力又会出现交替融合的现象。

丞相的起源相当久远，早在商周时期，伊尹周公就以相和宰辅佐君王，秦时正式设置丞相职务。“汉承秦制”之下，西汉沿袭了秦的三公九卿制度，萧何从刘邦被封为汉王时，就已经是汉国的丞相，当刘邦率军在关东与项羽鏖战时，正是萧何在后方为他筹措兵马粮草，可以这么说，在当时的情境下，对于蜀地汉中来说，刘邦更像是一位“虚君”，而萧何则是实至名归的领袖，可见丞相的权力之大。

但是由于皇帝对丞相的忌惮之心，所以丞相一直未能侵夺皇权，皇权真正的威胁来自于汉武帝设置的大司马以及他的托孤之举，霍光在汉武帝临终时被封为大司马领尚书事。

从霍光开始，大司马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昭帝年幼，霍光、上官桀、金日蝉三人受命辅政，金日蝉由于为匈奴人不便过多参与朝政，更因其于昭帝元年便早早离世，而互为亲家的上官桀则以霍光为首。

霍光的外孙女上官氏嫁给昭帝，被封为皇后，昭帝死后，霍光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为帝，上官氏便成为汉室辈分尊崇的皇太后，这个只有十四五岁的皇太后，不得不万事听从于霍光。因此霍光也就有实力做出了旁人想都不敢想的壮举——废帝。

昌邑王征即位，淫乱，大将军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王更立。议已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杨)敞。敞惊惧，不知所言，徒唯唯而已。——《汉书》

如果霍光的专权还有宣帝来矫正的话，那么元帝之后的外戚势力就可以说是压垮西汉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成帝时期，外戚王氏兄弟五人被同日封侯，人称“五侯”，并且按次序担任大司马把持朝政。由于成帝母亲王政君的存在，哀帝、元帝外戚相继被王氏击垮，王莽接过了叔父辈的权杖，最终篡权改国号为新，也宣告了汉王朝的终结。

结言

西汉作为中国第一个长时间统治的大一统王朝，其发展历程注定会引发后世统治者的关注，因为在之后的历朝历代几乎都没有跳出汉时曾出现的怪圈，诸如藩王作乱、权臣当道、外戚篡权，后宫乱政(汉成帝时，赵飞燕姐妹直接导致了成帝绝嗣)，甚至统治中出现的细小问题都如同一辙。所以西汉的三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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