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岁月荒
古人一般把瘟疫称为“疠”。疠者，具有强烈传染性的致病邪气也。《素问》曰：“疠大至，民善暴死。”
上古之人，惧”疠””疫”，以为是天神作怪，“疫鬼”吃人。于是，驱“疫鬼”成为一种在民间非常流行的治病方式。在中国南方，人们往往通过傩舞驱除“疫鬼”。
在疠气盛行之时，人户十不存二。曹植在《说疫气》中记录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当时名动一时的“建安七子”就有四人死于疫病，所谓“ 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在明朝末年，四川大疫，《蜀碧》记载当时的疫病有大头瘟、马眼瘟、马蹄瘟，瘟病流行，加以张献忠屠川、摇黄十三家相互攻伐，四川遍地荒芜，人口锐减，据《四川通志》记：“全川人口仅为18000余丁，折合约为9万人”。
古人如何抗疫？韩愈《谴疟鬼》有云：
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
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
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
韩愈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人们治疗疫病的方法：喝汤药、用针灸、施艾灸、巫师作法、道家画符。这是秦汉以前古人们治疗疫病的根本方法。
秦汉时期，抗疫观念转变，开始建立麻风病人集中居住地，即疠迁所；宋神宗时，杭州大疫，染病百姓计千万人。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建立病坊，病坊类似于现在的方仓医院。招募志愿者（僧人）对病坊进行管理治疗。如有家人患病，须在家门口悬挂黑色的布条警示：一是此家有病人，勿近；二是希望病坊前来收治。
对于烈性度高、传染规模大的病，封户或者封城成为必选项，且以强制性行政命令加以执行。对于尸体的掩埋或焚烧，也有特殊规定。
所以，现在许多抗疫方法，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抄的是祖先的作业。
香水老熊
古代也会用口罩防传染
世界上最先使用口罩的是中国。古时候，宫廷里的人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开始用丝巾遮盖口鼻，13世纪初，口罩只出现于中国宫廷。侍者为防止气息传到皇帝的食物上使用了一种蚕丝与黄金线织成的巾做成口罩。也就是说，13世纪初，口罩只是用于宫廷，平民百姓是接触不到口罩的，口罩只是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但是，并没有作为医用品。到了19世纪末，口罩开始应用于医护领域。医护人员开始使用纱布罩具以防止细菌感染，20世纪初，口罩首次成为大众生活必备品。
古代有古代人的办法，出现疫情后，首先采用的是也是隔离观察治疗。隔离是古人防疫抗病的有效手段。在古代朝廷的官员如果被传染，不得上朝，要在家隔离数日。晋朝就有官员被感染，百日之内不得入宫的说法。
火烧深埋尸体，防止病毒细菌繁殖
在古代剧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节，一些传染疫情的尸体，一般采用火烧深埋的方法，减少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在古代，治疗疾疫的药物，不像现在有抗生素。在古代没有抗生素，是怎么治病的呢？古代的医生都是中医，出现疫情后，各有各的办法，一般采用中药治病，其中有验方和偏方。电视剧《神医喜来乐》有一个剧情，就是出现疫情后，喜来乐采用中药治疗，将中药投放井水中用于防疫，有效控制了瘟疫的传播，受到朝廷奖赏。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中国人一直是勤劳和智慧的化身，面对疫情，我们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必定会战胜病魔，不断延续华夏民族的辉煌！
守望世界最后净土
人吃五谷杂粮，甭管唐朝人、宋朝人，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人，只要是人，就有可能生病。不过，说起来也奇怪，虽然都是病，但有些病在某一个时代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健康，但换个时代可就不一定了，比方说往前推五、六十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挣扎在温饱线上，不存在三高的问题，工作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也没听说过过劳死，但那个时候的肺结核，却是个要命的病；还有糖尿病，只要得上了，就等于宣告了只有等死的份儿。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对现代人的健康威胁最大的，怕是要数心脑血管病了吧？电视上整天各种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广告，分分钟提醒着人们这种病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生命健康的第一大隐患。而肺结核、糖尿病，却早就可以被控制和治疗了。
那么回到一千年以前，威胁着大唐人民生命健康的又有哪些疾病呢？
那些躲都躲不掉的“疫”
唐朝时对百姓生命健康造成重大威胁的一些疾病就是传染病。
如果时间往回倒推一千来年，那时候的唐朝，疫情可是时不时就会来闹一次的。翻开《两唐书》，我们随便摘录几段，就能看出来整个大唐疫情发生的频率：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关内河东大疫；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三月泽州疫；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夏谷泾徐戴虢五州疫；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夏,潭、濠、庐三州疫；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庐、濠、巴、善、郴五州疫；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卿州大疫；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三月楚州大疫；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六月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籍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瘞；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疫疾,民死者众；
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是岁，江东大疫,死者过半；
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是夏,淮南、浙东、浙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
……
看这个记载，疫情发生的频率很高，几乎每过几年就会有一次，要么“死者众”，要么“死者千数”，听起来实在吓人。再看看每一次疫情发生的区域，几乎都会遍及好几个州府。可以想象，当时的老百姓，真是受够了疫情的苦。
那些来自朝廷的关怀
疫情这么严重，过几年就来一次，看着老百姓受苦，谁会最着急呢？是皇帝。皇帝心里其实比谁都着急。
唐玄宗李隆基就是一个把老百姓的健康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好皇帝，他知道民间疫情严重，于是亲自搞了个配方，叫广济方，是一个专门应对疫情防控的方子。他把这个方子下发到全国各地，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按这个方子防疫。
可是方子发下去以后，唐玄宗还觉得不放心，万一要是有人看不到，或者看到以后又忘记了怎么办呢？于是他又下了一道诏书：
朕顷者所撰广济方,救人疾患,颁行已久,传习亦多,忧虑单贫之家,未能缮写。閭阁之内,或有不知。偿医疗之时,因至夭横。性命之机,宁忘恻隐,宜命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逐要者,于大板上件录,当村坊要路榜示。仍委采访使勾当。无令脱错。
意思是说，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广济方，记住这个广济方，无论是乡间还是城市，各地的官员你们要把这个方子刻在路旁的木板上，好时时刻刻提醒老百姓防疫。
你看，这还真是个为老百姓操碎了心的好皇帝。
像唐玄宗这样关心疫情的好皇帝不止一个，文宗皇帝也特别重视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尤其关心疫情严重地区老百姓的生活，送医送药，下诏书减免户税，并且下诏要求地方官员处理好那些无人收管的尸体，防止再次传染。
除了这些细微的关怀以外，要想更好地预防疫情发生，其实更有效的办法，还是对医学常识的普及和教育，这一点，大唐的皇帝也想到了。再来看一条唐玄宗的诏书：
……开元十一年七月,诸州置医学博士敕。敕,神农辩草,以疗人疾,岐伯品药,以辅人命,朕全览古方,永念黎庶,或营卫内癕,或寒暑外攻。因而不救,良可难息。自今远路僻州,医术全无,下人疾苦,将何侍赖?宜令天下诸州,各置职事医学博士一员……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实在是让皇帝感到很是担忧，于是便在各州设立医学博士一名，来促进该地区的医疗卫生工作。
医学博士咱们前面提到了，他带着一个助手和一二十名医学生组成了当时官办的地方医疗机构，他们承担了各个地区的医疗教育工作，当然，同时也承担着传染疾病的防控工作。
讲到这里，忽然又想起了那位智严和尚。我们说他当时住在一个叫疠人坊的地方，疠人坊其实就是一个隔离麻风病人的医院。这其实是大唐政府对传染病防控的又一种手段——将传染病人隔离治疗。不用说，这当然对预防病情的蔓延与扩散，有着积极的作用。
而从另一则记在《高僧传》里的故事，我们还能看到这种隔离医院的入住方式和供给：
收容疠疾,男女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給。
意思是说，被隔离在这些医院里的传染病人，男女要分开入住，病坊里会按时为他们供给饮食和药物。
传染病要治，更要防患于未然
有句话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个道理，其实在唐朝的时候人们早就意识到了。关于疫情，他们也早就想到，除了医药的防控以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至关重要的。
唐初有一位叫巢元方的医学家，他写过一本医书《诸候源病论》，其中就提出了饮食卫生的概念，指出人们食用正常的肉类食品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一定不要吃那些患传染病死亡或吃了毒草死亡的动物，否则也会感染上病毒，导致死亡。
另外孙思邈的《千金方》里还提到了关于水净化处理的问题。这个办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将配好的药材沉到井里，以起到改善水质、防控疾病的作用。他说：
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饮药酒得,三朝还滓置井中,能仍岁饮,可世无病。当家内外有井,皆悉著药,辟温气也。
这是这位医学家从医学的角度提出的水治理措施，同时，孙思邈还提出了居住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关系。他说：
……必在人野相近,心远地偏,背山临水,气候高爽,土地良沃,泉水清美,如此得十亩平坦处便可构居……
这其实说的就是居住环境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背山临水，气候高爽，不正是我们现代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吗？人少，污染小，空气又好，病菌自然就少，当然有利于健康。
但总有些人不可能离开城市去乡村生活，而且城市要发展，也不可能把人口全都迁居到乡村去，所以城市的环境卫生就不可忽视了。特别是城市的排污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则，病菌就有可能从中滋生，影响人们的健康。
所以唐朝那会儿，首先就有一条法律规定，在城市里一定要注意环境卫生，谁家要是乱倒垃圾乱排污，那可是要挨板子的。不信可以去翻《唐律疏议》，里面就有一条这样的规定：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
霖霖历史录
在古代，当流行性疾病出现时，通常会将病人“离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隔离法”。古代的隔离法分为两种，一种是收容式隔离，一般是征用寺庙等空旷场所临时成立“疠人坊”（古代专指麻风病人居住地），将确诊的传染者收容其中实行隔离。另一种是强制性隔离，类似于今天的封城封村。官方或地方派驻机构会将疫情区各进出道路予以封锁，并派兵丁镇守。这也是历朝历代普遍采用的一种疫情防控方法。
在此之外，不同朝代会实行不同的防控措施。例如湖北出土的《封诊式》竹简中就记载着战国时期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
据《汉书·平帝纪》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也就是说，当发生瘟疫后，政府给灾民免费发放药物，在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还专门腾出闲置的空房安置患者。此种做法对疫情防控十分奏效，此后历代沿袭，这也是今天国家设立传染病医院和实行医学隔离的初衷所在。
唐宋时期，建立防疫管理条例，从制度上加强疫情防控。宋太祖时规定，凡是派往边塞的将官，都要有医官随行，负责防疫和健康。元朝更进一步设立了政府许可的民间医户制度，户籍由太医院管理，发生瘟疫后，医户需参加治疗。
明朝在疫情防控方面，基本沿用旧制而少有创新。据《北京卫生史话》记载：明天启七年及崇祯七年，因天花流行，在京城郊外设有避痘所，对染病者予以隔离。崇祯十四年“七月丁亥时，北京甚疫，患者就近而离间，于寺院、于空室，不与人近，以避染之。”
清朝则大有不同，为加强对传染性瘟疫的防范，满族皇室制定了一套极为严格的“避疫制度”。1649年，清王朝入驻北京的第五年，天花不期而至，政府专门设立“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
清朝刊行的《海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在开展防控的同时，朝廷还进行多种赈济。明嘉靖二十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疬”，朝廷制成《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并令礼部向民间散发药方。万历十五年五月，北京发生暑疫，神宗遂诏令礼部：“朕闻近日京城内外灾疫盛行……尔部使行太医院，精选医官人等，多发药材，分设诊视施给，以称朕救民疾苦之意。仍照嘉靖年间例，每家量给银钱六分……”
总体来看，古代社会为防止疫情扩散，主要以区间隔离、药物治疗为主，以此来切断源头减少病患。这在医疗水平不甚发达的年月，可谓是防抗疫情的良策，同时也为现代人控制瘟疫奠定了基础。
地主家也没余粮
传染病在在古代是非常可怕的，传染能力强，传播速度快，古代都是采取隔离方法。
古代的传染病也有很多，像天花和鼠疫，疾病传播速度快，很容易感染，像东汉时期暴发的一场瘟疫，死亡人数高达6万人，从平民百姓到王公贵族都人心慌慌，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把感染疾病的人。无论平民百姓还是朝廷命官都要采取隔离的方式，关押起来以免更多人的感染。把穿过的衣服和受瘟疫感染的人用火把烧了。避免更多的感染。且中国古代中医非常厉害，朝廷开始设立医馆，专门救治麻风病人，如果疫情出现后，会投入人力物力，草药，大夫等救治。到了北宋时期更加成熟，消除疾病从源头做起，有专门的收粪人清理粪便，就连牢房也要定期打扫。保持卫生情况，并且宋朝时期出现了首次接种疫苗的情况，预防疾病。清朝时期，康熙亲自研究天花，大力推广种痘法，从源头杜绝。
